摘要：建国初期，我在杭州一家报社工作。整整六年时间，每当编好报纸之后，稍有余暇，或是休假日，别人去湖滨散步，或是探亲访友，到百货商店或娱乐场，我则喜欢跑图书馆、书店，参观各种展览和逛旧书市场。解放以后，思想上固然要跟上形势，学习政治，与时俱进，但也不能不千方百计给自

本文原刊于《天一阁文丛）（第1辑），宁波：宁波出版社，2004年11月出版。此处所载据word文档编辑而成，文字略有改动，引用当以正式出版物为准

梦回杭州旧书市

陈伯良

1950年代杭州街景。（图片来自网络）

我不是藏书家，也不是搞学问的人，只是由于家庭的熏陶，以及自幼失学，爱书成癖，因此也曾和旧书店和旧书摊打过交道，有过一段值得留恋也再难寻觅的旧梦。

建国初期，我在杭州一家报社工作。整整六年时间，每当编好报纸之后，稍有余暇，或是休假日，别人去湖滨散步，或是探亲访友，到百货商店或娱乐场，我则喜欢跑图书馆、书店，参观各种展览和逛旧书市场。解放以后，思想上固然要跟上形势，学习政治，与时俱进，但也不能不千方百计给自己“充电”，增加一些必不可少的知识。再加上有些旧书店又近在咫尺，真个是“近水楼台”。所谓“旧书”，有些本身就是革命的和进步的书刊，或优秀的学术文化著作。掏书如掏宝，每次进去，或多或少总有新的发现和可喜的收获，这就不能不使我这个身在红色熔炉的小青年也渐渐为之入“迷”。

到处都是旧书店

当时，杭州书市最集中的地方是在解放街、官巷口以东一段，屈指数来，至少有文汇堂、文澜堂、抱经堂、松泉阁、卿雯斋、出新书店……等，可惜我买书时不大注意店名招牌，有些店名是否有误，已经记不清了。但街道两边旧书店家之多，至今印象犹深，少说也有七八家吧。有几家而且是两开间或三开间门面，有的只售线装书，也有的兼卖各种旧书。据严宝善先生生前谈到，那时还有合营的华联书店、文艺书店等等。其次是岳王路、靠近众安桥一带，也即原来《浙江日报》社前面，也有一排临时搭建的披屋作商场，其中有的是旧书铺，以及出售旧书旧物的地摊。此外，好书较多的还有平海路上的宝贻斋和河坊街上的翰墨林。至于稍远或分散在偏僻的地方的还有那些同行业，我就不清楚了，只说店，总数就有十多家。

那时，大量古旧书籍不断涌进市场，店多书也多，货源充足，供过于求，因为价钱便宜，“拣漏”的机会极多，真是寻常爱书人的好去处。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不少藏书家和世代书香门第的家庭，解放后都属于地主、资产阶级，这些世代相传、一直来和主人相依为命的藏书，顿时成了包袱和负担；也有的由于书的主人迁避他乡，或是参加革命，或是遭遇变故，后人或亲邻有眼不识珍秘（那时除了农村“土改”之外，一般还没有发生禁止流通和烧书等情况），于是就大批大批手提肩挑、车载船装的流到市上，而且多数用作制爆竹、包东西和造回魂纸，成为最不值钱的东西。再说，解放以后，时代不同了，人们的思想也要与之相适应，“咸与维新”、“脱胎换骨”的改造自己，古旧书籍已被社会上看作“背时货”，甚至是“危险品”，人们不得不与之“脱离关系”，或远而避之。而真正热爱传统文化、有真知灼见、敢于砥柱中流的学者终究是少数。另一方面经营旧书这一行虽然利薄，却不要多少资金，碰得巧时也有发财机会，这是时势所造成的，也自然要“盛极一时”了。

我那时看到稀见的或慕名已久的好书就买，并无一定目标，只要价廉物美，称心合意，着重还是搜集鲁迅著作的初版本，那些毛边不切的。主要参考的工具书是唐弢编的《鲁迅全集补遗续编》中所开列的鲁迅著译书目。往往这次掏到一本，过些时又找到一本书相更好的，照样把它收下来，铢积寸累，几年下来，虽然没有配成全集，洋洋数十册，手头也着实可观了。有些还是比较难得的，如鲁迅译的卢那卡尔斯基和萍列哈诺夫著的两本《艺术论》，鲁迅和瞿秋白合编的《萧伯纳在上海》，新潮社版的《中国小说史略》上、下两册本和《死魂灵百图》、《坏孩子及别的奇闻》、《二心集》等。还有最初刊登鲁迅小说的清末在日本出版的《浙江潮》，以及仅仅印了一两百册、而且书刚出版就被禁止的林克多的《苏联闻见录》（书前影印有鲁迅手书的序言）等。此外还有鲁迅编的《国民新报》副刊《民众文艺》（旧报散张）等。其他和鲁迅有关的书碰到也买，如刊物《海燕》、《莽原》、《语丝》、田汉改编的《阿Q正传》剧本，署名周逴（周作人译，或怀疑是鲁迅译）的《红星佚史》等等。书价基本上都在一元到三元之间，便宜的只有几角。把读之余，真个恍若面对前贤，亲承教诲，令人精神振奋，一切思想负担和疲劳都丢到了九霄云外。

也有的旧书店，如宋云彬、黄裳等学者多次提到的松泉阁，虽然我也常去，但这里都是线装书，店主王松泉精于版本目录之学，好书虽多，但一般书价都比较高，你很难在他那里“检漏”，买到便宜货；再说，那时我也不懂和不需要那些古籍善本，就学识、财力（最初我拿的还是供给制和包干制）而言也够不上，因此常常是看的多买的少。

当时，不少旧书店（铺）老板不像现在的书商精明，有的是半途出家，也有的文化水平不高，差别价格多数注重书相，因此，对一些他们不懂的书或是冷门书（不易卖出去的），讨价也不高，还可以还价。我就从一家名叫翰墨林的旧书店里买到过一套原拓石刻《棉花图》，纸白如新，完好无损，漆黑的黑色近乎光亮，表现整个植棉纺织全过程的，尺幅既大，张数又多，也不过几块钱。而绘刻之精妙，拓印之工致，可谓罕见。那时流散到旧书市场上的也不乏名家藏书。如杜衡（苏汶）的书就很多，我曾见到过夏衍以本名沈端先题赠给他的译作《母亲》，只是由于当时好货太多、美不胜收而没有买下。也有一些书，因为作者用的是笔名，罕为人知，就更便宜，如瞿秋白（何凝）编的《鲁迅杂感选集》、鲁迅（乐雯）作的《药用植物及其他》等，我就买到过好几本复本。后者夹在商务印书馆印行的《中学生文库》（？）大部头书的零册里，几乎都没人注意，每本只要一两角钱。至于岳王路上、众安桥附近的旧书摊上，则廉价书更多。有好几次我捡出大革命时期的书刊，如《〈中国青年〉丛书》中的《明日之妇女》、《显微镜下之醒狮派》（恽代英等人的著作），还有北伐时的宣传品等，一问价，摊主见是薄薄的几页，纸张已经发黄，连个象样的封面也没有，只用五分钱（当时的最低价）就把它们买下来了。这些书后来都分别捐送给了有关单位。

我虽不会画画，可也喜欢美术作品，因此也曾在旧书店里以低价买到过一些木刻版画。如清代木刻彩色套印的《芥子园画谱》的零本，又有几种套印有花卉、山水的笺纸。有的古籍，虽然也有木刻插图，但因其内容“不合时宜”，价钱也不贵。如我买过一部清刻的《闺范图说》，厚厚的几大册，虽然宣扬的是封建节烈和贤母、淑妇、义女一类人物故事，但每页都是一面简短文字，一面整幅插图，就算刻得比较粗糙，但你要从其他书里找到这么一大批木刻版画也并不容易，书价却只比废纸略为高些。还有一次我买到过巾箱本大小的《金瓶梅》的第一册，除回目外，几十页全是木刻图画，纸张细而洁白，书面中缝（鱼尾处）用的也是不同的书名，虽然不很精细，没有常人所想象的粗俗场景，但能把许多不同的人物、事故缩小了用木刻表现出来，成为“微型版画”，展现在手掌大小的篇幅中，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何况价钱便宜。可惜因其“名气”太大而在“文革”中毁掉了。

当然，“失之交臂”的事我也有过。如《三国演义》的巾箱本，有木刻插图，且是朱、墨两色套印的，价也不贵，我因其插图不够精美而没买。有一次去解放路某小巷口一个书摊上，看到一本高长虹的《心的探险》，是鲁迅以古代画像石刻形式手绘的封面，索价只要六角，我因其书相较旧，还价五角，就差这区区一毛钱，错失良机，以后很多年最也没有遇到过。最可惜的是好几册明版初刻的《元曲选》，每册包括两三种戏曲，都有好几叶极为精美的木刻插图，刻画人物风景美妙生动、线条细如发丝，墨如点漆，真是令人叹为观止。因为不是全套，店主同意拆零出售，每册只要一元五角，我却便宜了还想便宜，还他一元二角。每天路过，见书放在原处，错认为未必会有买主，只等老板自动降价。不料过了一段时间，不见了。一打听，原来是给识货的上海同行“拣”了“漏”，“缴行”时席卷而去，顿时再懊悔也来不及了。

旧书店之外

除了旧书店和旧书摊，也有些人家寄售或出售旧书、字画。还有岳王路上大量地摊，有旧货也有旧书，那真不亚于今天有些城市的古玩集市。这里常常有令人意想不到的发现和收获。

当时市上许多明清间比较常见的四书五经一类刻本，价格几乎等同废纸；有些迹近封建迷信的看相、识风水一类书籍和佛经、家谱等等，更少人问津；至于民国时期大量石印、铅印的书刊等则触目皆是，价钱非常便宜。我就从地摊上以低价掏到过好几种好书。其中印象最深的，一本是日本出版的《世界美术全集》版画分册，大开本精装厚厚的一册，“书相”也极好，其中包括铜版画、石版画和木刻名作，不但内容丰富，收罗齐备，印刷也堪称精美，真是令人爱不释手，而价钱却远远低于新书。书上没藏书票或藏书印，我估计它原来的主人一定是个从事美术工作的行家。还有一本是明代嘉靖刻本《集千家注杜工部诗》，虽然是残本，但好几卷装订在一起，开本又大，此书版刻、纸张、印刷字体之精美，无疑应归入善本一类。我到“浙图”看书时曾拿给毛春翔先生看过，据告和“浙图”古籍部收藏的是同一个版本，而且从字迹的清晰度看来，我手头这册印刷的时间相对还要早些。“文革”后期，1974年，我把一些历劫犹存、舍不得卖掉的书籍等，统统无条件捐献给国家——当时的杭州市文物图书清理小组，包括这两本书和前面说到的石刻初拓《棉花图》全套、清代木刻彩印《芥子园画传》零本、三闲书屋 本《鲁迅书简》、乾隆间列为“全毁”的禁书、陈建的《皇明通纪》残本，从及几十种不同古籍的首页书叶等等。可惜好心不得好报，交公而不能归公，一捐出去就再也不知这些东西的下落。当我后来到处追查、发现疑点（总共已以“折价七角”的办法“处理掉”）而写信上告时，已经徒费心力而追悔莫及。“一失手成千古恨”，我意识到自己也不幸而遇到江青、康生式的人物了。

也有一次巧遇，是直接与一位卖书的人交易。一次，我正在一个旧书摊前看旧书，有个小伙子拿了萧红的《生死场》和其他几本书来，想卖给旧书摊，要价八角。老板只同意五角，结果那人悻悻而去。我心想：这么便宜还要“杀价”，老板的心也太凶了。当下跟着那青年，走了一段路，问他是不是可以卖给我，他欣然同意，并且告诉我，家里还有一些书想卖掉，希望我到他家去看看，说就住在附近。我自然求之不得。结果那次我从他家里选购了好几本好书。如有一本黑布封面、书名上印有瞿秋白戴帽头部侧面银色剪影的纪念文集，内文用的道林纸，是借用某个团体的名义编印的，还有许广平编、三闲书屋编印的《鲁迅书简》，真皮脊、天蓝色麻胶布封面，外加书匣，捧在手里重甸甸的，仿佛一块砖头。这些书都是抗战前出版的，却完好如新。主人讨价不高，我也不还价，予取予求，各得其所，最后自然是买卖双方皆大欢喜。

解放初期，著名书画家余任天先生生活困难，在他住的平海街那间靠街面的破败的小屋里，也出售一些旧书、字画、碑帖之类的个人藏品。有段时间我住在他家隔壁，常过去看看，他出让的东西不多，但现在回想起来有些也是好货。我曾在他那里买到过清代任熊画的《列仙酒牌》。又有一次，还买到过黄宾虹的两张山水画稿，约一尺见方。在宣纸上以焦墨枯笔率意勾勒，那笔墨和气势，决非旁人所能企及。我清楚地记得，每张只要一元钱。可惜这两幅画稿后来也逃不过“文革”这一关。

由于和旧书市场业务相近，住处相近，我也经常跑跑岳王路上的一家裱画铺。店主陈雁宾，外号“小扬州”，是一位知名度很高的裱画师。在他那狭小的店堂里，四壁终年都是藏家托裱的名画，而且时时更新，真使人大开眼界。他那里也有收购来的和别人寄售的书画，我曾买到过好几幅明清人所作的画。好在一般价钱不贵，只要是自己认为画得好的，也不管它有没有“名头”就买下来（因为经济条件限制，多数是小品如团肩、册页之类，和没有装裱的）。其中有一幅已经破烂了的陈洪绶画的绢本墨梅，只售价六元，买下后我再请他重加装裱。又有一次，通过他介绍、引领我直接到一位曾在甘肃工作过的藏家家里，买来了好几卷晋唐人写的敦煌藏经，包括几段藏文经卷和一卷雷峰塔藏经，一起才化了十六元人民币（另外酬谢裱画师五元。因为他从中撮合，对藏家说了“宝剑赠烈士”之类的许多好话，并帮助还价）。其中几卷藏文写经我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前期已捐献给了国家，经当时的北京图书馆入藏。据告知是“敦煌出品古写本《无量寿大乘经》全卷”，还送了我一份复制的微缩胶卷。其余几卷有晋人写的，也有唐人写的，不幸后来都给识宝的宵小偷去了，可惜可惜。

以上这些都是我亲身经历过的往事，“分明非梦亦非烟”（邓拓诗句），在那时也不足为奇。可是，今天回想起来，已恍如隔世，就象白头宫女话天宝遗事。环顾半个世纪后的今天，城市面貌已经大变，经济发展了，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文化出版事业也空前兴旺发达，可是，再往那里去寻找故我和昔日的旧书市场呢？我也只好在这里“痴人说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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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古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