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永徽五年（654 年）冬，洛阳龙门石窟佛像修建工程现场一片焦灼 —— 原定 “二十万缗” 的预算已耗尽，工程却仅完成过半，负责核算的官员捧着满是错漏的账目，面对唐高宗李治的质询无言以对。这场因 “算术不精” 引发的工程延误，成为压垮传统科举体系 “重文史、轻技

算入科举：656 年李治增设 “明算科” 的革新与唐代数理人才选拔的兴衰

永徽五年（654 年）冬，洛阳龙门石窟佛像修建工程现场一片焦灼 —— 原定 “二十万缗” 的预算已耗尽，工程却仅完成过半，负责核算的官员捧着满是错漏的账目，面对唐高宗李治的质询无言以对。这场因 “算术不精” 引发的工程延误，成为压垮传统科举体系 “重文史、轻技术” 弊端的最后一根稻草。两年后，即显庆元年（656 年），李治正式下诏增设 “明算科”，将《九章算术》《缀术》等算学经典纳入科举考试，开创性地将数理人才选拔纳入国家选官体系。这一改革虽在开元二十五年（737 年）因争议废止，却为唐代乃至后世科举注入了 “技术实用” 的新基因，成为中国古代教育与选官制度史上一次珍贵的革新尝试。

一、革新之因：永徽年间的 “数理人才荒” 与制度困境

唐代初期，科举制度虽已运行三十余年，却始终以 “秀才”“明经”“进士” 三科为核心，聚焦文史素养与政治议论，完全忽视了社会发展急需的数理人才。到李治登基后的永徽年间（650-655 年），这一制度缺陷引发的问题集中爆发，成为推动改革的直接动因。

永徽三年（652 年），太史局的奏疏率先揭开人才短缺的危机 —— 贞观年间制定的《戊寅元历》已出现明显误差，“朔日无月”“节气错位” 的现象频发，严重影响农时与祭祀。太史局官员李淳风在奏疏中直言：“修订历法需精算日月运行周期，然局内官员多通经史、寡谙算术，连‘勾股测天’之法都鲜有掌握，修订工作停滞三年，实乃人才之困。” 彼时，朝堂上的官员多为明经、进士出身，对算术的认知仅停留在 “简单计数”，连户部税收核算都常因 “计算失误” 导致账目混乱。永徽四年（653 年），户部上报的全国税收账目中，竟有三成存在 “土地面积换算错误”“粮食产量估算偏差” 等问题，需重新核查，延误了国库充盈的进度。

工程领域的困境更为突出。永徽五年（654 年），长安城郭扩建工程启动，负责核算土方量的官员因 “不会计算梯形体积”，将原计划 “半年完工” 的工程拖延至一年，额外消耗了十万民力；同期修建的洛阳粮仓，因 “承重计算失误”，刚竣工便出现墙体开裂，不得不返工加固。这些问题让李治深刻认识到：“治国需文武相济，亦需算术、工程之才。若科举只取文人，技术空缺终将拖累社稷。” 正是在这样的现实压力下，增设 “明算科” 的改革思路逐渐清晰。

二、制度落地：显庆元年的 “明算科” 设计与实践

显庆元年（656 年）正月，李治颁布《置明算科诏》，正式将 “明算科” 纳入科举体系。为确保这一全新科目的实用性，朝廷围绕 “考什么、怎么考、录后用” 制定了一套细致的制度，打破了传统科举的单一导向。

在考试内容上，明算科以 “理论 + 应用” 为核心，分为 “帖经”“大义”“算题” 三部分，覆盖从基础算理到实际应用的全维度考察。“帖经” 环节从《九章算术》《缀术》《海岛算经》等十部经典中抽取内容，要求考生填补被遮盖的文字，重点考察对算学典籍的熟悉程度 —— 其中《九章算术》占比最高，因其涵盖 “方田（土地测量）”“商功（工程计算）”“均输（税收分配）” 等实用篇章，直接对应朝堂急需的技能；“大义” 环节则要求考生阐释算学定理的推导逻辑，如 “解释祖冲之圆周率的计算方法”，检验对理论的深度理解；最关键的 “算题” 环节，更是直击痛点，给出 “天文历法计算”“工程预算编制”“税收总额核算” 等实际场景题，例如 “某州有农户五千户，每户受田八十亩，按租庸调制每亩缴粮二石，计算该州年粮食税收”，考察考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录取标准上，明算科彻底摒弃 “门第”“文史成绩” 等附加条件，仅以算学成绩定优劣。成绩分为 “上、中、下” 三等，“上” 等需帖经全对、算题无错，“中” 等需帖经对八成、算题对七成，仅 “上、中” 两等可被录取。因算学人才培养难度大，录取名额极为有限 —— 显庆元年首次考试，全国仅录取 5 人，此后年均录取 3-8 人，最多的永隆元年（680 年）也仅 10 人，远少于明经科（年均百余人）与进士科（年均二十余人），凸显其 “精英化” 定位。

而在人才任用上，明算科实行 “定向分配”，确保人才 “学以致用”。录取考生多被派往太史局、工部、户部等技术需求迫切的部门：太史局用其修订历法、观测天文，显庆二年（657 年）录取的王孝通，便参与修订《麟德历》，修正了此前的日月交食计算误差；工部用其核算工程、监督施工，垂拱元年（685 年）的考生王方翼，在洛阳桥修建中通过精确计算承重，节省了三成建材；户部用其统计户籍、核算税收，开元十年（722 年）的王仲堪更是设计出 “税收快速核算法”，将全国核算时间从三个月缩短至一个月。这些人才的加入，显著提升了唐朝行政体系的技术能力，成为永徽至开元年间制度运行的 “隐形支撑”。

三、争议与废止：开元年间的制度困境与历史转折

明算科的运行并非一帆风顺，随着时间推移，制度本身的局限与社会观念的阻力逐渐显现，最终在开元二十五年（737 年）走向废止。

争议首先源于 “生源短缺”。唐代社会仍以 “学而优则仕” 为主流观念，算学被视为 “旁门左道”，家长多不愿让子女学习 —— 明算科设立初期，全国报考者尚不足百人，到开元年间，有时甚至出现 “报考人数少于录取名额” 的尴尬局面。其次是 “实用性争议”，部分官员认为，明算科培养的人才 “仅通算术，缺乏行政能力”，难以胜任复杂的政务工作；而算学本身的发展也带来新挑战，《缀术》等典籍中的高深内容，连考官都需耗费数月研究，导致 “命题难、阅卷难”，考试效率低下。

开元二十五年（737 年），唐玄宗在宰相张九龄的建议下，下诏废止明算科，理由是 “应试者寡，徒耗资源，其职能可由国子监算学馆培养的专业人才替代”。至此，这一运行了 81 年的科举革新科目正式退出历史舞台。

四、革新余韵：明算科的历史价值与深远影响

尽管明算科最终废止，但其在中国科举史上的意义却远超制度本身。它首次打破了科举 “唯文史论” 的单一格局，开创了 “技术类科目” 进入国家选官体系的先例，为后世科举注入了 “实用导向” 的基因 —— 宋代科举中的 “明法科”（考察法律）、明代的 “武举”（考察军事技能），都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明算科 “分类选拔专业人才” 的思路。

更重要的是，明算科培养的数百名数理人才，成为唐代科技与行政发展的关键力量。他们修订的《麟德历》沿用六十余年，设计的工程计算方法影响后世建筑，优化的税收核算体系提升了国家财政效率，这些成果不仅支撑了永徽至开元的盛世局面，更将算学知识从 “民间私传” 推向 “官方应用”，推动了中国古代数理学科的发展。

回望显庆元年（656 年）李治的改革尝试，它或许算不上完美，却展现了一位统治者突破传统、直面现实的勇气。明算科的兴衰，既是唐代社会对 “人才需求” 认知的缩影，也为后世教育与选官制度提供了重要启示 —— 真正的人才选拔，应当兼顾文史素养与技术能力，既要培养 “治国理政的文人”，也需储备 “解决问题的匠人”。这一理念，即便在今天，仍具有深刻的借鉴意义。

来源：历史那些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