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25 年 1 月 25 日，德国柏林勃兰登堡门前爆发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反右翼示威，3.5 万名民众高举 “纳粹滚出去” 的标语，抗议极右翼政党选择党与科技巨头马斯克的政治勾连。这一事件成为欧洲极右翼势力扩张的缩影 —— 继 2024 年欧洲议会选举中极右翼政

2025 年 1 月 25 日，德国柏林勃兰登堡门前爆发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反右翼示威，3.5 万名民众高举 “纳粹滚出去” 的标语，抗议极右翼政党选择党与科技巨头马斯克的政治勾连。这一事件成为欧洲极右翼势力扩张的缩影 —— 继 2024 年欧洲议会选举中极右翼政党在法、意、德等核心成员国支持率飙升后，2025 年奥地利自由党成功组阁，德国选择党提名魏德尔为总理候选人，极右翼正从边缘走向权力核心。尽管中间派仍控制议会多数，但极右翼的 “欧洲化” 渗透已深刻改变欧洲政治生态，欧盟的价值观根基与治理模式正面临二战以来最严峻的挑战。

2025 年，极右翼政党的 “突破” 呈现出议题迭代与形象软化的双重特征。在法国，国民联盟领袖勒庞虽因滥用欧盟资金被判刑并剥夺选举权，但该党通过 “保护欧洲文明” 的叙事，将移民问题与 “文化认同危机” 绑定，仍在地方选举中保持影响力。

安德烈·文图拉与政客

在德国，选择党提名魏德尔为总理候选人，其竞选纲领包括大规模遣返移民、退出欧元区和《巴黎协定》，尽管 16% 的得票率低于选前民调，但该党通过社交媒体构建的 “受害者叙事” 已成功将经济议题转化为 “身份战争”。

意大利兄弟党则以 “基督教传统捍卫者” 自居，利用民众对欧盟环保政策导致生活成本上升的不满，打造 “本土守护者” 形象，在地方治理中推行紧缩政策。

极右翼的崛起本质是对社会裂痕的精准收割。

2020 年疫情与 2022 年俄乌战争后，欧洲通胀高企、能源危机加剧，传统政党应对乏力。德国绿党因推动激进环保政策导致能源价格飙升，支持率从 2019 年的 12% 暴跌至 2025 年的 6%；法国马克龙的 “中间路线” 被批 “脱离民众”，其政党支持率仅 15%。

极右翼抓住 “民生焦虑”，将天然气价格上涨、住房短缺等问题归咎于 “欧盟官僚” 和 “外来移民”，成功将经济议题转化为 “身份战争”。

欧洲

值得注意的是，极右翼的 “欧洲化” 趋势初显。勒庞与梅洛尼试图在欧洲议会组建 “民族与自由联盟”，主张削弱欧盟超国家机构，恢复成员国主权。

尽管欧盟条约规定极右翼政党难以直接组阁，但他们通过议会党团联动，已开始影响欧盟立法议程 —— 例如阻挠气候变化法案、推动边境管控强化等，形成对欧洲一体化的实质挑战。

此次大选暴露的代际分裂尤为刺眼。数据显示，30 岁以下德国选民中，选择党支持率较 2019 年上升 10 个百分点，而绿党支持率暴跌 18%；法国 35 岁以下选民中，近 30% 选择国民联盟。年轻一代对传统政党的疏离，本质是对 “后福利社会” 困境的反抗：

他们成长于全球化红利期，却在疫情后遭遇就业难、房价飙升，目睹 “绿色转型” 带来的生活成本上涨，对 “可持续发展”“多元文化” 等左翼价值观产生怀疑。

阿姆斯特丹

荷兰记者王沁观察到，年轻人的投票逻辑已从 “理想主义” 转向 “务实生存”。

在阿姆斯特丹，学生因租不到房被迫放弃入学；在柏林，青年工人抱怨能源账单涨幅超过工资 —— 当 “气候正义” 与 “面包价格” 形成对立，“反建制” 成为最直接的情绪出口。极右翼巧妙利用这一心理，将 “保护本土就业”“降低生活成本” 包装成 “民粹式解决方案”，尽管其政策主张充满矛盾（如既反欧盟补贴又要求恢复俄气进口），却在情绪层面击中了年轻选民的焦虑。

网络配图

更深刻的变革发生在社会价值观层面。极右翼通过社交媒体构建 “受害者叙事”，将欧洲主流社会对移民的包容描述为 “文化自杀”，利用短视频平台传播 “移民犯罪”“福利滥用” 等片面案例，潜移默化中重构年轻一代的认知。

德国政治学者陆大鹏指出，这种 “信息茧房” 正在瓦解二战后形成的 “反思文化”，部分年轻人开始质疑 “历史罪责” 的必要性，甚至认同 “德国需要强人政治” 的极端言论。

面对极右翼的冲击，欧盟的 “超国家治理” 暴露出深层矛盾。一方面，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所属的欧洲人民党（EPP）以 22% 得票率守住议会第一大党，显示中间派仍有韧性；另一方面，东欧国家的 “反向趋势” 凸显欧洲政治的撕裂 —— 波兰法律与公正党（PiS）遭遇挫败，亲欧的公民纲领党胜选，显示中东欧对 “威权民粹” 的警惕，但匈牙利欧尔班的青民盟仍以 15% 得票率稳居第三，证明民粹土壤尚未根除。

德国

传统政党的 “防火墙策略” 面临考验。

德国所有主流政党仍拒绝与选择党组阁，但荷兰自由党（PVV）已突破 “警戒线”，与中间偏右政党达成组阁意向，开创极右翼参与执政的先例。

这种 “务实妥协” 被视为双刃剑：既能阻止极端势力上台，也可能让极右翼通过执政 “漂白” 形象，正如勒庞放弃 “脱欧” 主张、梅洛尼软化反欧盟立场，显示极右翼正从 “体制外对抗” 转向 “体制内渗透”。

欧盟

欧盟的政策调整已悄然开始。为缓解民生压力，冯德莱恩政府推迟部分环保法案，增加对传统能源的补贴；在移民问题上，欧盟启动 “边境快速遣返机制”，向意大利、希腊等前线国家增派边境部队。

但这些举措被批 “治标不治本”—— 当 “气候正义” 与 “社会公平” 的平衡被打破，当 “开放包容” 与 “本土保护” 的辩论陷入极化，欧盟的价值观根基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

欧洲议会大选的震荡，本质是全球化退潮期的系统性危机：当自由市场与多元主义的 “欧洲模式” 遭遇增长瓶颈，当 “超国家治理” 与 “民族国家利益” 的张力无法调和，极右翼的崛起既是结果，也是催化剂。

但历史经验表明，民粹浪潮的顶点往往伴随着自我修正 ——2019 年绿党的崛起、2023 年波兰的 “民主反击”，都显示欧洲社会对极端化的天然抵制。

德国

正如德国政治学家迈赫彩维奇所言：

“欧洲的真正挑战，不是极右翼的得票率，而是如何重建民众对‘共同未来’的信心。” 当环保政策不再是 “精英特权”，当移民议题回归 “人道治理”，当年轻一代重新看到 “制度的弹性”，或许才能破解 “民主焦虑” 的恶性循环。欧洲的未来，不在于消灭分歧，而在于在多元撕裂中，重新编织那个曾让世界向往的 “共同体梦想”。

当 “本土” 与 “世界” 的边界被焦虑重新勾勒，

当 “传统” 与 “变革” 的对抗陷入胶着，欧洲的抉择终将证明：

真正的文明韧性，不在于击退浪潮，而在于在浪潮中锚定航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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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动物形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