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建国，两年不见，咋还认得我？＂食堂窗口前，我手里端着半份回锅肉，被突然冒出来的人撞得一愣。
＂建国，两年不见，咋还认得我？＂食堂窗口前，我手里端着半份回锅肉，被突然冒出来的人撞得一愣。
一九九六年的盛夏，热浪席卷着临河市的大街小巷，连厂区的梧桐树都无精打采地垂着脑袋，像个怕热的老头子。
那时候的临河还没有现在这么多高楼大厦，城市的轮廓还保持着八十年代的模样，街边的小商小贩吆喝着，自行车铃声叮当作响。
省纺织厂的改制大潮席卷而来，像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冲散了曾经那个同住一个大院、一起听广播、看露天电影的时代。
＂下岗＂这个词，在那几年成了最让人心惊肉跳的字眼。
我在一家小型印染厂做厂办文员，虽说每月工资只有三百来块，但总算有个着落，不至于像那些排着长队领取救济金的工友们那样灰头土脸。
每天清晨，我骑着那辆陪伴了八年的凤凰牌自行车，从筒子楼出发，穿过晨雾笼罩的街道，赶在七点半钟声敲响前冲进厂门。
李建国不同，他从主车间的技术骨干沦为待业在家的＂自由人＂。
记得前年分房子那会儿，他还春风得意，拿到了六十平米的楼房钥匙，请了一车人去新房喝酒，那阵势，羡煞了多少人。
＂老周！＂李建国一身干净的蓝色衬衫，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腰间别着个传呼机，活像个生意人，＂今晚有空不？一起吃个饭，都是老哥们，客气啥！＂
他胖了点，脸色却不如从前红润，眼睛里闪烁着我看不懂的光。
我想推脱，说家里有事，可他却不容分说：＂晚上六点，福来顺饭店，你可别放我鸽子！＂
说完便大步流星地离开，传呼机在腰间一晃一晃的，那气派，跟以前判若两人。
＂什么情况？＂我心里嘀咕，总觉得哪里不对劲。
福来顺是临河市新开的中档饭店，临街的玻璃上还贴着＂开业酬宾＂的大红纸，门口的红漆大门上贴着两个大大的＂福＂字，闪着金光。
这地方，我们厂里的普通工人平常哪敢来，一顿饭顶我们大半个月的工资了。
进门时，我特意穿了件干净的格子衬衫，还喷了点厂里年会发的古龙水，妻子嫌弃地说：＂喷这玩意儿干啥，又不是相亲。＂
＂老同事请吃饭，总不能邋里邋遢的。＂我嘀咕着，心里却有点发虚，不知这顿饭该怎么凑钱。
李建国早已在包间等候，脸上笑容比白天更加灿烂。
＂老周来了！坐坐坐！＂他拍着我的肩膀，热情得让我有些不适应。
我们曾是车间里的好搭档，一起打乒乓球，一起在宿舍熬夜打扑克，但也不至于如此亲热。
包间里铺着雪白的桌布，水晶吊灯折射出五颜六色的光，跟我们厂里那个贴着＂禁止吸烟＂破海报的食堂比，简直是天上人间。
＂点菜！＂他接过服务员的菜单，手指在上面划过，嘴里念叨着：＂清蒸鲈鱼、溜肥肠、白切鸡、干煸四季豆...＂
服务员的笔在纸上沙沙作响，我一边听着，心跳越来越快，这几样菜加起来，没个二百是下不来的。
＂够了够了，咱俩吃不了这么多。＂我忙打断。
＂哎呀，难得聚一次，再来两个硬菜！再来瓶二锅头！＂他大手一挥，跟以前那个斤斤计较的李建国判若两人。
记得厂里食堂打菜，他总是盯着师傅的勺子，恨不得一粒米也不少拿，如今这阔绰劲儿，让我莫名其妙。
酒过三巡，饭菜上了一大半，香气扑鼻。
李建国给我倒了杯酒：＂来，老哥们，这两年没见，来个满的。＂
我抿了一口，酒液滑过喉咙，又辣又甜。
＂哥们，这两年你混得咋样？＂李建国问我，眼神时不时瞟向窗外。
我如实相告：＂就那样呗，厂里情况你也知道，上个月工资又拖欠了，勉强糊口。＂
＂我可不一样喽，＂他神秘地压低声音，＂跳出那个火坑，现在做贸易，专门给外地供货，刚谈了个大项目，就缺启动资金。＂
我心里咯噔一下，放下筷子，果然，下一句就来了。
＂听说你表哥在信托公司上班？能不能引荐一下？就说是你的铁哥们，保准靠谱！＂
我尴尬地抿了口酒，放下杯子：＂他就是个小职员，没什么决定权...＂
李建国眼里闪过一丝失望，但很快又振作起来：＂没事没事，认识一下也好啊，万一以后能帮上忙呢？＂
这时，我注意到他的衬衫袖口有些磨损，看似光鲜的皮鞋边缘也有些开裂。
李建国不死心，滔滔不绝地讲着他的＂宏伟计划＂，什么＂回报率＂、＂市场前景＂，操着一口我听不太懂的商业术语。
我一个字也没听进去，只是不住地点头，心想这顿饭吃得真别扭。
正当饭局进行到尴尬处，他的传呼机突然响了，声音刺耳，打断了他的长篇大论。
＂不好意思，我出去回个电话。＂他站起身，匆匆离开，还不忘拍拍我的肩膀，＂你先吃，我马上回来！＂
十分钟过去了，二十分钟过去了，半小时过去了。
窗外的天色渐渐暗下来，街灯一盏盏亮起，照进包间，在桌布上投下斑驳的光影。
李建国如同人间蒸发，我开始担心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正准备出去找找，服务员推门进来，送来餐后水果和账单。
一碟西瓜，几个杏子，还有那张让我心惊肉跳的纸条——448元。
这数字像一道闪电，劈得我头晕目眩。
那是我一个半月的工资啊！
我心跳加速，手心冒汗，犹豫着要不要去找一找，可转念一想，这家伙分明是故意的！
记得上个月厂里发工资那天，我特意去鞋店给儿子买了双新球鞋，花了八十多块，心疼得我连晚饭都没好好吃。
如今，四百多块钱，就这么打了水漂？
胃里一阵翻腾，我咬咬牙，从内兜里掏出刚发的工资，一张张数出来，手都在抖。
＂同志，你这桌是买单吗？＂服务员是个眼睛大大的姑娘，看我的表情有些奇怪。
＂嗯。＂我把钱递过去，喉咙发紧，＂找零。＂
走出福来顺时，夏夜的风也吹不散我满心的愤怒和委屈。
路过一家副食店，我本想买包烟，却发现口袋里只剩下几张零钱，连最便宜的＂红塔山＂都买不起了。
回到家，妻子正在缝儿子的校服，看见我脸色不好，忙问：＂咋了？吃坏肚子了？＂
我摇摇头，没吭声，心里却像打翻了五味瓶，又酸又苦。
这世道，人心怎么变得这么凉薄！
夜里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耳边回响着李建国那句＂都是老哥们＂，越想越来气。
接下来几天，我像躲瘟神一样躲着李建国，生怕在哪个街角遇见。
每次下班，我都走小路绕道回家，就怕碰到他那张笑脸，怕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
可天不遂人愿，周末在厂区小卖部买烟时，却撞见了他。
他穿着褪色的旧背心，脚上的塑料拖鞋磨得发白，与那天在饭店的光鲜形象判若两人。
他显然也看见了我，愣了一下，随即慌忙转身要走。
＂站住！＂我气不打一处来，大步上前拽住他肩膀，＂李建国，你欠我一个解释！＂
小卖部的王大婶惊讶地看着我们：＂老周，你俩咋了？＂
李建国低着头，像个做错事的孩子，嘴唇哆嗦着，半天没说出一句话。
阳光从小卖部的窗户斜射进来，照在他沧桑的脸上，我这才发现，他两鬓已经斑白，眼角的皱纹像蜘蛛网一样密布。
＂周哥，对不起...＂他的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
王大婶插嘴道：＂老周，你别为难建国了，他最近挺不容易的，他爱人住院呢。＂
我一愣：＂怎么回事？＂
＂癌症晚期。＂李建国的声音干巴巴的，像是从沙漠里挤出来的。
＂张丽？＂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不是前年刚结婚吗？＂
＂去年查出来的，一开始以为是普通感冒，拖着没去大医院，等发现时...＂他的声音哽咽了。
我站在那里，一时语塞，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王大婶叹了口气：＂建国这孩子命苦啊，厂子垮了，家里又出这事，前段时间看他实在撑不住了，我还借给他五十块钱买药。＂
李建国脸上闪过一丝羞愧，转身快步离开了小卖部。
＂别追了，＂王大婶拉住我，＂让他静静吧，男人要面子。＂
那天晚上，我辗转难眠，脑海中浮现出李建国那憔悴的面容，心里五味杂陈。
想起那顿饭，想起他故作轻松的神情，想起他拼命想要表现得富有的样子...
第二天一早，我特意去了市人民医院，在走廊尽头看到了李建国。
他蜷缩在长椅上睡着了，脸上的胡茬密密麻麻，眼睛下方有深深的黑眼圈，像是几天没合眼。
身边放着个饭盒，盒盖半开着，里面的白米饭已经冷透了，上面放着几片咸菜。
我悄悄走近病房，透过门缝看见一个瘦骨嶙峋的女人躺在病床上，正是他媳妇张丽。
记得五年前厂里运动会上，她还是个活泼开朗的姑娘，给大家端水送毛巾，笑起来眼睛弯成月牙。
如今，她的脸颊凹陷，皮肤蜡黄，头发稀疏，只有那双眼睛还保留着一丝神采。
＂周哥？＂身后传来李建国惊讶的声音，把我吓了一跳。
我转过身，递给他一个塑料袋：＂给嫂子带了点水果。＂
他的眼眶瞬间红了，嘴唇抖动着说不出话来。
我们沿着医院的走廊慢慢踱步，走到住院部门口的小花园里，在一张石凳上坐下。
＂周哥，那天的事...＂他犹豫着开口。
＂别提了。＂我摆摆手，有些不自在，＂听说你这段时间挺不容易？＂
他点点头，像是打开了话匣子：＂去年九月，丽子开始咳嗽，吃了些小诊所的药没好转，去大医院一查，晚期了...＂
＂怎么会这么突然？＂我惊讶地问。
＂可能早有征兆，只是我们没在意。＂他的声音充满自责，＂我那会儿刚下岗，整天东奔西跑找活干，她怕我担心，什么都瞒着。＂
一阵风吹过，花园里的玉兰花瓣簌簌落下，像是雪花一般。
＂手术费、化疗费，前前后后花了多少？＂我问。
＂十几万了吧，卖了房子，东借西凑的。＂他苦笑道，＂现在住的是我舅舅家的小平房，连药费都成问题了。＂
我倒吸一口凉气，十几万，这在九十年代是个天文数字。
一番交谈，李建国的故事慢慢铺展开来。
厂子停产后，他做过装卸工、修自行车、摆过地摊，可妻子突然病倒，医药费如同无底洞。
他变卖了家里能卖的一切，从冰箱到电视机，连婚戒都当了。
＂那晚上真的很对不起，＂他声音哽咽，＂我实在是走投无路了，听说你表哥在信托公司，想碰碰运气。＂
＂你可以直接跟我说啊，＂我有些生气，＂用得着搞这一出吗？＂
＂我...我怕你拒绝，＂他低着头，＂本想着吃完饭好好求你帮忙，可看到你掏钱时那表情，我...我就不敢面对你了。＂
他的肩膀微微颤抖着，那一刻，我仿佛看到了当年那个在车间里风风火火的李建国，如今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来。
＂那你后来去哪了？怎么不回来？＂我追问。
＂我去医院了，丽子突然高烧，医生说情况不好...＂他的声音越来越小，＂等处理完医院的事，已经很晚了，我不敢再去找你，怕你更生气。＂
我想起那晚我愤怒的样子，心里的石头慢慢落地，取而代之的是一丝愧疚。
回厂区的路上，我碰见了老工友王师傅，他正蹲在楼下修自行车链条。
＂老王，听说李建国媳妇病了？挺严重的？＂我试探着问。
王师傅放下扳手，抹了把额头的汗：＂唉，可不是嘛，那孩子命苦啊。＂
聊起李建国，他告诉我：＂建国这孩子其实挺好的，厂里发不出工资那阵子，他偷偷资助过好几个困难户，从不张扬。＂
＂是吗？＂我有些意外。
＂记得老刘家闺女上大学交不起学费吗？是建国悄悄送去的两千块。老刘到现在还不知道是谁帮的忙呢！＂
我恍然大悟，记忆中浮现出那个总是笑嘻嘻的李建国，每次食堂打饭都会多要一勺菜，说是＂解馋＂，其实是偷偷送给门卫老李家那个没了母亲的小孙子。
还有那次厂里组织义务劳动，他二话不说，一个人扛起了最重的水泥袋，把手磨出了血泡也不喊苦。
＂建国心好，就是命不好啊。＂王师傅叹了口气，＂他媳妇病了后，他每天晚上去医院守着，白天出去找活干，瘦了一大圈。＂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脑海里全是李建国那憔悴的身影和他妻子苍白的面容。
妻子被我吵醒，嘟囔道：＂咋了，做噩梦了？＂
＂没，想事情呢。＂我坐起来，倒了杯水。
＂想啥呢，说出来听听。＂她打了个哈欠。
我把李建国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她，包括那顿饭的事。
妻子沉默了一会，说：＂人家都这样了，咱们得帮帮忙。＂
＂我也是这么想的。＂我点点头。
第二天，我组织了几个老同事，每人凑了点钱，我出了两百，加起来有八百多块。
又找了表哥帮忙联系医院的专家，说不上啥大用，但至少能让医生多关照一下。
当我们出现在病房门口时，李建国愣住了，张了张嘴，说不出话来。
＂别愣着了，拿着！这是咱们哥几个的一点心意。＂我把装着钱的信封塞到他手里。
＂我...我...＂他手足无措，眼泪啪嗒啪嗒往下掉。
病床上的张丽看着我们，眼里闪烁着感激的泪光。
＂行了，又不是外人。＂我拍拍他的肩膀，有些不好意思，＂以后有啥难处，直说就是，别整那些虚头巴脑的。＂
＂就是，老李，咱们什么交情？＂老王也凑过来，＂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这是咱们厂的传统！＂
他紧紧握住我的手，嘴唇颤抖着：＂谢谢...谢谢...＂
我们都有些不自在，佯装生气道：＂行了，别哭丧着脸，男子汉大丈夫，哭哭啼啼像什么样子！＂
屋子里弥漫着一种说不出的温暖，仿佛我们又回到了那个团结互助的年代。
那段时间，我们轮流去医院照顾张丽，给李建国减轻一些负担。
我打听到市里有个药厂在招工，就推荐李建国去应聘，虽然工资不高，但能解决眼前的困难。
慢慢地，张丽的情况有了一点好转，能坐起来了，偶尔还能下床走几步。
一个月后，我再次来到医院，带了几个热腾腾的肉包子。
李建国接过来，小心翼翼地喂给妻子吃。
张丽的气色好了不少，脸上有了一点血色，冲我微微一笑：＂周大哥，谢谢你们。＂
＂客气啥，都是一个厂的。＂我不好意思地摆摆手。
＂周哥，等丽子好了，我一定重新请你吃饭，把那顿欠的补回来。＂李建国认真地说，眼神坚定。
我笑了：＂行啊，不过这回我点菜，你付钱。＂
＂一言为定！＂他伸出手，我们重重地握在一起。
半年后，张丽出院了，虽然还需要定期复查，但总算能回家休养。
我和妻子去他们租住的小房子看望，带了些鸡蛋和水果。
房子虽小，却收拾得很干净，窗台上摆着几盆绿植，墙上贴着他们的结婚照，两人的笑容灿烂如阳光。
李建国在药厂站稳了脚跟，每月有了固定收入，日子虽然紧巴，但总算有了盼头。
那天离开时，张丽塞给我一个纸包，里面是她亲手缝的一对小布老虎。
＂这是谢礼，也是祝福。＂她腼腆地说，＂希望周大哥一家平安幸福。＂
我拿着那对做工精细的小布老虎，心里涌起一股暖流。
直到现在，这对小布老虎还放在我家的电视柜上，每次看到，就会想起那段特殊的日子。
人这辈子，难免会有难堪、误解，甚至是愤怒的时刻。
就像那顿我们都没能好好吃完的饭，留下的却不只是账单和愤怒，还有后来的理解与温暖。
生活不容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苦衷和难处，就像改制大潮中的我们，被命运裹挟着前行，有时甚至来不及道别。
也许，真正的情谊不在那些华丽的饭桌上，而在于当对方走投无路时，你能否伸出援手，给他一个台阶下。
现在回想起来，那顿四百多块的饭钱，算是我这辈子花得最值的一笔了。
因为它让我重新认识了一个朋友，也让我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情谊。
如今，当我和李建国偶尔在街上相遇，我们会坐在路边的小摊上，点两瓶啤酒，聊聊各自的生活。
不需要那些浮夸的场面，不需要那些虚伪的客套，就这样简简单单，却比什么都真实。
正如李建国常说的那句话：＂周哥，人这辈子，能交到几个真心朋友，比啥都强！＂
每当这时，我总会笑着举起酒杯，心里默默感谢那顿未能好好吃完的饭。
因为正是那顿饭，教会了我生活中最宝贵的一课——理解与宽容，才是人与人之间最珍贵的情感。
来源：苹果的爱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