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先创世神话与中华文明的统一性

摘要：祖先创世神话的形成发展过程反映了中华文明统一性的发生。当狭隘的血缘祖先崇拜转变为内涵深广的文化始祖崇拜，祖先创世神话就产生了。文化始祖崇拜所显示的伦理认同，为中华文明统一性的发生创造了伦理动因。以文化始祖为叙事主体的神话起到了增强各族群民众向心力和凝聚力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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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旭玲

摘要：祖先创世神话的形成发展过程反映了中华文明统一性的发生。当狭隘的血缘祖先崇拜转变为内涵深广的文化始祖崇拜，祖先创世神话就产生了。文化始祖崇拜所显示的伦理认同，为中华文明统一性的发生创造了伦理动因。以文化始祖为叙事主体的神话起到了增强各族群民众向心力和凝聚力的重要作用，成为起源不同的族群走向统一的重要精神和文化动力。祖先创世神话中的文化始祖非常多，但神话叙事并没有因此显得散乱无序，主要是因为其中存在一条以炎黄世系为核心的叙事线索。以炎黄世系为核心的叙事线索显示了家族繁衍与族群演化同构的逻辑认同，为中华文明统一性发生创造了逻辑动因。祖先创世神话还是中华文明统一性早期实践的重要载体，商周曾通过神话建构，利用伦理动因与逻辑动因继承前朝传统，使夏商周三代连接为整体。中华文明早期积淀的伦理与逻辑、理想与道德、知识与技术等在祖先创世神话中得到了传承传播，因此必须加强创世神话研究参与中华文明探源的广度和深度。

关键词：中华文明；统一性；祖先创世神话；伦理动因；逻辑动因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阐述了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即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进一步深化了各界对中华文明的规律性认识。中外学者对中华文明的统一性都有过论述，比如历史学家姜义华教授曾强调：“自秦汉以来，政治大一统成为中华文明一个最显著的特征。”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也指出：“与印度文明的分裂和间断相反，中国文明的特点是统一和连续。”“中国人在其整个历史上保持着同一种族和同一文化。”“各时期之间存在着惊人的政治统一性。”但中华文明的统一性并非一开始就具有的，不少基于考古发现的研究成果都揭示了中华文明起源的多元性，犹如满天星斗，最初在不同地点分别起源，然后不断融合，逐渐形成了统一的文明。因此深入理解中华文明统一特性的关键在于要研究清楚是什么原因推动早期文明多元起源之后统一性的发生。

以往对中华文明问题的研究大多依靠考古学，所得出的重要论断也主要来自考古发现，明显存在“轻视文明起源的人文要素的倾向”。本文认为应该重视中华创世神话在中华文明研究中的重要价值，因为“创世神话具有文明奠基的意义，是民族自我认同的核心的文化符号。同时创世神话具有文明传播力量，是各种文化交流、文化竞争的核心场域”。什么是创世神话？创世神话不同于原始神话，田兆元先生曾指出：“创世神话是人类思维发展到较高程度，社会发展到较高阶段，形成的对于文明发展具有承先启后的意义的关于文明创造的神圣叙事。”从创世功能和创世神的角度，可以将中华创世神话分为三大类：自然创世神话、图腾创世神话与祖先创世神话。“将祖先神视为最重要的神灵是中华创世神话区别于其他民族创世神话的最重要特征”，因此祖先创世神话是中华创世神话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祖先创世神话是“与人类社会的产生和演进直接相关的创世神话，是人们对于祖先事迹的一种文化追忆”，因此是研究早期中华文明的重要材料。

从功能上来看，祖先创世神话是对社会起源和社会关系的追溯和解释，更是对社会关系的建构。建构社会关系的目的其实就是统一文化，因此，祖先创世神话“体现一个民族的文化的统一性，社会的整合性，思维的系统性，伦理的规范性”。祖先创世神话的形成发展实际上也反映了中华文明统一性的发生，本文希望通过对祖先创世神话形成发展过程的分析，初步探寻中华文明统一性发生的重要原因。

一、文化始祖崇拜与中华文明统一性的伦理动因

祖先创世神话是祖先崇拜的产物，也随着祖先崇拜的发展而发生。祖先崇拜曾经历过祖先神形象的变化、地位的上升，并最终由血缘祖先转变为文化始祖，当“祖先”一词指向“文化始祖”，原始祖先神话就发展为祖先创世神话。也就是说，文化始祖是祖先创世神话的叙事主体。

在原始神话盛行时期，祖先崇拜就发生了。但当时先民崇拜的最重要神灵并非祖先神，而是自然神，因为与大自然的伟力相比，人类的力量显得过于弱小，因此先民塑造祖先神形象时常不自觉地加入一些猛兽的特征，以赋予祖先超凡的力量，所以早期祖先神往往以半人半兽的形象出现。这些特征在祖先创世神话中留下了踪迹，如“戴胜虎齿有豹尾”的西王母（《山海经·大荒西经》）、“龙身人首”的伏羲（《三皇本纪》）、“人身牛首”的炎帝（《帝王世纪》第一）。后来，随着人类体质的增强与智力的提高，先民的自我意识开始觉醒，他们逐渐认识到自然力并非不可战胜，不仅祖先神逐渐恢复了人的样貌，自然神也开始具有人的形体特征，如“人面鸟身”的东海神禺䝞（《山海经·大荒东经》）、“兽身人面”的火神祝融（《山海经·海外南经》）。再后来，自然神被建构为祖先神的下属或后代，祖先神则升级为创世神话中最重要的神祇。

天帝帝俊叙事与祖先神帝俊叙事的共存较为明显地反映了祖先神地位的上升和自然神地位的下降。帝俊是一位相当神秘的神祇，他的事迹几乎仅见于《山海经》。“东南海之外，甘水之间，有羲和之国。有女子名曰羲和，方日浴于甘渊。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有女子方浴月。帝俊妻常羲，生月十有二，此始浴之。”“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孽摇羝……有五采之鸟，相乡弃沙。惟帝俊下友。帝下两坛，采鸟是司。”“帝俊赐羿彤弓素矰，以扶下国，羿是始去恤下地百姓之百艰。”这些典型的天神叙事将帝俊塑造为自然力的最高代表，与人间无涉。《山海经》中也有另外一些关于帝俊的叙事，描述的则是一位人类始祖神的形象，如“大荒之中，有不庭之山，荣水穷焉。有人三身，帝俊妻娥皇，生此三身之国，姚姓，黍食，使四鸟。”此类叙事在《山海经》中的数量超过了天帝帝俊叙事。最高天神与人类始祖神两种身份共存的情况，是因为随着祖先神地位的提高，帝俊神话经历了以自然神为核心叙事主体到以祖先神为核心叙事主体的变化造成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祖先神帝俊神话中，帝俊并非血缘始祖，而是文化始祖。《山海经》记录了以帝俊为祖先的诸多族群，可以将他们大致分为以种植农业为主兼营畜牧业的农牧部族、以畜牧业为主兼营采集的游牧部族两类。前者如“姬姓，食谷”的西周国人（《山海经·大荒西经》），“食黍食兽，是使四鸟”的司幽国人（《山海经·大荒东经》），“销姓，黍食，使四鸟：虎、豹、熊、罴”的白民国人（《山海经·大荒东经》），“姜姓，黍食，使四鸟”的黑齿国人（《山海经·大荒东经》）；后者如“食兽、木实，使四鸟：豹、虎、熊、罴”的中容国人（《山海经·大荒东经》），“食兽”的季釐国人（《山海经·大荒南经》）。这些部族有不同的姓氏，生活在不同的地域，从事不同的生产劳动，因此源自同一血缘祖先的可能性非常低，他们共同尊奉的帝俊与其说是血缘祖先，不如说是文化始祖。出于对共同文化始祖的认同，这些部族可能结成了早期联盟，因此《山海经》中帝俊后代族群叙事也可以视为起源不同的部族通过崇拜共同的文化始祖而联合为一体的历史过程的反映。可以说，祖先神帝俊神话是早期文化始祖崇拜在神话叙事方面的重要表现。

帝俊神话后来被进一步建构为五帝之一的帝喾神话，其文化始祖的定位愈发清晰。古今不少学者都曾指出帝俊与帝喾是同一人，著名神话学家袁珂说：“帝喾即帝俊……所不同的，是帝俊在《山海经》中的记述中，上帝的身份很明显，而帝喾呢，则已逐渐历史化而为人间的帝王了。”帝俊与帝喾同为一人观点的提出，代表着学者们已经感觉到了在原始祖先神话向祖先创世神话发展过程中，文化始祖崇拜的发生，只是尚未透彻论及。鉴于商人和周人在帝俊/帝喾神话建构中起到的关键作用（此点稍后论及），本文认为，以文化始祖为叙事主体的祖先创世神话的形成不晚于商周时期。

一些学者对中华祖先崇拜进行过深入研究，但相关研究大多局限于血缘祖先崇拜。事实上，从祖先创世神话叙事内容来看，中华祖先崇拜的对象早已突破了血缘祖先的范围，指向了文化始祖。《礼记》载：“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喾，祖颛顼而宗尧；夏后氏亦禘黄帝而郊鲧，祖颛顼而宗禹；殷人禘喾而郊冥，祖契而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有虞氏、夏后氏、殷人和周人是不同族群，他们既祭祀各自的血缘祖先，也祭祀共同遵奉的黄帝、帝喾、颛顼等文化始祖。

当祖先崇拜的对象摆脱了较为狭隘的血缘祖先的限制，也就扩大了祖先崇拜范围，那些没有明显血缘关系，但在技术、文化和经济生产方式等方面受益的族群也可以将其他族群的血缘祖先奉为文化始祖。如果说血缘祖先崇拜引申出的伦理认同具有规范和整合血缘家族的功能，那么文化始祖崇拜引申出的伦理认同就具有规范和整合没有明显血缘关系的若干族群的功能，而若干族群的规范和整合，就是统一。由此，文化始祖崇拜的伦理认同就成为促进中华文明统一性发生的伦理动因。

中华创世神话中的祖先神都被建构为文化始祖，而且越重要的神祇在文化创造方面的贡献越多，这些叙事的诞生，很明显是为了发挥文化始祖崇拜的规范和整合功能。比如《周易》《逸周书》等文献记录说炎帝教民稼穑和发明农具，首创“日中为市”“以物易物”的商品交易规则；《淮南子》记录了炎帝尝百草、创医药之事；《逸周书》说炎帝发明过陶器；《新论》《广雅》等记录说炎帝用桐木制造了琴。黄帝的创制就更多了。《路史》载黄帝看到风吹蓬转的现象制作了车轮，从而发明了车。牵引车轮的横木杠为“轩”，连接车辆的直木杠为“辕”，黄帝因此号“轩辕”；《太平御览》卷八四七引《古史考》说黄帝之前的民众只能将粮食放在石头上烧热食用，直到黄帝发明了炊具，才逐渐探索出了蒸、煮等烹饪方式；《通典》载黄帝发明了礼冠旈冕；《通鉴外纪》载黄帝受鸟类羽毛和草木花色的启发，将衣服染成不同的颜色，设计出不同的图案；《吕氏春秋》载黄帝命伶伦创制乐律，制定了标准音高。

上述神话叙事把农业、手工业、商业、医药、车辆、音乐、服饰等门类的重要发明归于炎黄两位始祖，并非真实的历史，而是人为建构出来的属于早期华夏各族群共有的文明源头。这些以文化始祖为叙事主体的神话起到了增强各族群民众向心力和凝聚力的重要作用，成为起源不同的族群走向统一的重要精神和文化动力。

总的来看，在早期中华文明进程中，随着狭隘的血缘祖先崇拜逐渐发展为内涵更广阔的文化始祖崇拜，祖先创世神话产生了。因为崇奉共同的文化始祖，起源不同的族群在相同祖先们的精神烛照与引领下，不断增强相互了解与交流，最终开启了向同一文明进程迈进之路，成就了中华文明的统一性。

二、炎黄世系建构与中华文明统一性的逻辑动因

祖先创世神话中的文化始祖非常多，重要的主神有十三位，分别是盘古、女娲、西王母、伏羲、炎帝、黄帝、嫘祖、颛顼、帝喾、尧、舜、禹、仓颉。但神话叙事并没有因此显得散乱无序，主要是因为其中存在一条以炎黄世系为核心的叙事线索。炎黄世系叙事包括炎帝与黄帝的兄弟关系叙事、炎帝与黄帝的家族传承叙事两大部分，并由此建构起上古部落联盟首领与夏商周三代天子之间的亲缘关系和传承谱系。

与今人将炎黄世系叙事视作神话不同，古人曾将其视为真实历史，用以指导个人乃至国家的行为。《国语·晋语》载：重耳流亡至秦国后，秦穆公想把女儿怀赢嫁给他。但怀赢是重耳姐姐之女，且曾嫁予重耳之侄子圉为妻，所以重耳欲拒此亲事。司空季子劝他接受，并引用炎黄为兄弟的神话道：“昔少典娶于有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二帝用师以相济也，异德之故也。异姓则异德，异德则异类。异类虽近，男女相及，以生民也。”因为德行不同就可以忽略血缘关系而相互婚配，这当然是一种唯心主义的瞎编乱造，但也说明炎黄为兄弟的神话已深入人心，成为众所周知的“历史”。炎黄为兄弟神话的传承传播促进了奉炎帝和黄帝为文化始祖的不同群体的融合，在中国历史和文化发展史上曾发挥了巨大的认同作用，也是今日我们自称“炎黄子孙”的重要来源。

更多炎黄世系叙事围绕炎帝和黄帝各自的家族传承展开。炎帝有不少著名后代，男性后代比如祝融、共工、后土。《山海经》载：“炎帝之妻、赤水之子听訞生炎居，炎居生节并，节并生戏器，戏器生祝融，祝融降处于江水，生共工，共工生术器，术器首方颠，是复土穰，以处江水。共工生后土，后土生噎鸣，噎鸣生岁十有二。”黄帝后代的叙事就更多了，黄河流域许多部落联盟首领和夏商周三代天子都是黄帝后裔。比如《山海经》记录了颛顼和大禹之父鲧为黄帝后代的家族谱系：“黄帝妻雷祖，生昌意。昌意降处若水，生韩流，韩流擢首谨耳，人面豕喙，麟身渠股，豚止，取淖子曰阿女，生帝颛顼。”“黄帝生骆明，骆明生白马，白马是为鲧。”《大戴礼记》补充了帝喾、帝尧、帝舜，以及周始祖后稷、商始祖契亦皆为黄帝子孙的谱系。“黄帝产玄嚣，玄嚣产极，极产高辛，是为帝喾。帝喾产放勋，是为帝尧。”“颛顼产穷蝉，穷蝉产敬康，敬康产句芒，句芒产牛，牛产瞽叟，瞽叟产重华，是为帝舜。”“帝喾卜其四妃之子，而皆有天下。上妃，有邰氏之女也，曰姜原氏，产后稷；次妃，有娀氏之女也，曰简狄氏，产契。”

炎黄世系叙事作为中华创世神话的重要叙事和核心线索，上接三皇，下承五帝，延展为一个庞大的叙事谱系，其中黄帝男性后代的主要世系如图1所示。图中的黄帝、颛顼、帝喾、尧、舜构成了“三皇五帝”中的“五帝”。值得注意的是这幅世系图在家族传承的明线下还隐含着一条族群演化的暗线，每一位黄帝的男性后代都是一个独立族群的首领。比如《国语·晋语》中司空季子讲述了黄帝之子得十二姓神话：“凡黄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姬、酉、祁、己、滕、箴、任、荀、僖、姞、儇、依是也。唯青阳与苍林氏同于黄帝，故皆为姬姓。同德之难也如是。”十二姓代表着十二个有共同父系源头但又独立发展的族群。家族传承的明线与族群发展的暗线并行，显示了一种重要的逻辑——家族繁衍与族群演化同构。

众多祖先同为炎黄后裔的叙事当然是一种神话建构。这一庞大的祖先谱系大致显示了不同族群达成共同文化始祖认同的途径，即通过种种神话建构，让血缘祖先与文化始祖产生这样或那样的亲缘关系。周始祖为黄帝之子的神话就是如此建构出来的。周人并非传统的黄河流域部族，他们来自戎狄，周人的两大姓——姬与姜是典型的戎狄姓氏。周人取得国家政权后，为了获得中原地区古老部族的支持，必须要证明自己的正统性，于是对神话进行了建构。首先，周人有意识地将戎狄出身的往事讲得隐晦一些。《国语·周语》这样讲述周族的早期发展历程：“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弃稷不务，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窜于戎、狄之间。”通过建构，周人首先将自己塑造为古老的中原部族；其次，周人对黄帝世系神话进行了建构，将自己塑造为更古老的黄帝后代。在《晋语》的讲述中，周始祖不仅是黄帝后裔，更因为与黄帝同德而得到了黄帝的姓——姬。黄帝姓姬的神话应该也出自周人的手笔，载录这一神话的仅有《国语·晋语》《说文解字》等少数文献，而包括《史记·五帝本纪》在内的更多文献记录的则是黄帝姓公孙的神话。通过建构，周人将自己塑造为黄帝最正统的继承者，彻底摆脱了戎狄的出身。

因此，家族繁衍与族群演化同构的逻辑实际上包含了两方面内容：第一，各早期族群的祖先来自同一家族，不同族群因此有了相同的族源；第二，各早期族群的祖先在同一家族谱系中拥有特定的位置，祖先之间的关系也影响到族群关系，不同族群之间由此产生了一定的主次、源流等关系。比如在黄帝之子得十二姓神话中，十二姓族群的始祖皆为黄帝之子，但唯有两子因与黄帝同德而继承了黄帝之姓，其中就包括周人之祖。很显然，姬姓周人借此神话不仅建立了自己与其余十一姓族群的亲密关系，还突出了本族的崇高地位，有助于巩固周天子的统治。可见，相同的族源认同与一定的族群关系，将起源不同的早期族群连接为一个庞大的群体，即产生了统一性。由此，家族繁衍与族群演化同构的逻辑成为促进中华文明统一性发生的重要逻辑动因。《国语》的多处讲述表明：周人在炎黄世系叙事的建构中做出了很大贡献，当然周人的建构一定以前人叙事为基础，所以炎黄世系叙事以及家族繁衍与族群演化同构的逻辑在周人取得政权之前就已产生。

先民对家族繁衍与族群演化同构逻辑的认同，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可能都超出今人的想象。证据之一是祖先创世神话中存在大量重要文化始祖的家族传承与相关族群演化发展并行的叙事，尤其是在黄河流域以外的族群叙事中。本文对《山海经·大荒经》进行了统计，发现其中记录了炎帝、黄帝、帝俊、颛顼、舜、鲧、禹7位始祖的至少19条家庭传承脉络和与之相关的19个族群发展叙事，列表如下：

上述早期族群大多已不可追溯，但有一些与古代文献所记的游牧族群以及今日之部分少数民族具有明显的源流关系。比如《大荒西经》中的“互人之国”与氐族、羌族相关。《山海经·海内南经》记录说：“氐人国，在建木西。其为人，人面而鱼身，无足。”清代训诂学家郝懿行笺疏曰：“互人国即《海内南经》氐人国，氐、互二字，盖以形近而讹，以俗氐正作互字也。”史学家朱芳圃赞同他的意见，指出：“氐人国之氐，为互之误字。郝懿行笺……其说甚是”。氐族为西戎诸族之一，先秦至南北朝时期分布在今甘肃、陕西、四川等地，在陇南地区尤为集中。十六国时期的前秦、后凉、仇池等政权都是氐人建立的，对我国古代史曾有过重要影响。从南北朝至隋，大部分氐人融入汉族之中，也有一部分氐人南迁形成今日之彝族。历史上，一些氐人政权曾借助祖先创世神话树立的族源认同和族群关系为自己的统治正名。比如前秦皇帝苻坚在力排众议坚持发动对东晋的战争之前，阐述自己的理由为：“非为地不广、人不足也，但思混一六合，以济苍生。天生蒸庶，树之君者，所以除烦去乱，安得惮劳！朕既大运所钟，将简天心以行天罚，高辛有熊泉之役，唐尧有丹水之师，此皆著之前典，昭之后生。”“混一六合”即混六合为一家，苻坚远追“著之前典，昭之后生”的帝喾高辛氏和唐尧，明显是将这些圣贤作为包括氐人在内的所有中华民族的始祖看待，希望建立他们那样的不朽之业。

《大荒北经》中的“犬戎”，与氐、羌相似，也是古戎人的一支，商周时游牧于西北地区，亦称“西戎”，曾与周文王、周穆王进行过战争，还袭杀幽王，颠覆了西周，迫使周王室东迁，其政权在春秋时期为秦国所灭。以吾离为首领的戎人迁移至晋国境内，成为晋国的附庸，在协助晋国对敌以及开发晋国南部地区方面做出了贡献。《左传·襄公十四年》记录了一场论辩，内容是戎人首领驹支反驳晋国大夫范宣子对其泄露秘密的指责。驹支回顾戎人遭秦国驱赶而被晋国接纳的历史道：“昔秦人负恃其众，贪于土地，逐我诸戎。惠公蠲其大德，谓我诸戎，是四岳之裔胄也，毋是翦弃。赐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嗥。我诸戎除翦其荆棘，驱其狐狸豺狼，以为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于今不贰。”《大荒北经》将犬戎描述为黄帝的后代，也有其他古老叙事讲述说犬戎为炎帝同族或后代。

比如《战国策》有“黄帝战于涿鹿之野，而西戎之兵不至”的记载，隐含其后的是西戎与炎帝为同一族群的认知，西戎应出兵增援炎帝，却按兵不动。《襄公十四年》载录犬戎奉四岳为祖之事，而四岳在神话中是炎帝之后。《国语·周语》载：大禹治水时，“共之从孙四岳佐之”。韦昭注：“言共工从孙为四岳之官，掌帅诸侯，助禹治水也。”前文已述，共工是炎帝的后代，所以四岳也是炎帝的后代，郭沫若在《中国史稿》中也指出：“传说中的炎帝后裔中得到发展的是四岳。据说，四岳是共工的从孙，说明他们同共工部落有关系。”那么，奉四岳为祖的犬戎也是炎帝的后代。晋是周王室的同姓诸侯国，《国语·晋语》所记黄帝之子得十二姓神话表明，晋王自认为是黄帝后代。基于炎黄为兄弟的神话，晋惠公接纳戎人的原因就很好理解了，晋人与戎人有亲缘关系。这就是家族繁衍与族群演化同构逻辑的应用。

犬戎，从族名上看是以狗或狼为图腾的族群，《山海经·海内北经》有“犬封国”，大约与犬戎族源相近或相同。《大荒北经》中的犬戎族群源自“白犬有牝牡”，即白犬人自相婚配繁衍而成。《海内北经》则云，“犬封国曰犬戎国，状如犬。有一女子，方跪进柸食”，出现了与犬状的犬封人外表不同的人类女子。《山海经》中犬戎与犬封国的神话后来发展为盘瓠神话：神犬盘瓠因杀敌有功娶帝喾之女为妻，繁衍出诸多后代，成为南方诸族的始祖。此神话见于南北朝范晔的《后汉书》、唐代杜佑的《通典》、唐代欧阳询的《艺文类聚》等诸多文献。帝喾是黄帝的后代，盘瓠娶了帝喾之女，盘瓠的后代也因此成为黄帝的后代。袁珂先生在研究后指出：“白犬神话演变成盘瓠神话，它显示给我们一个什么意义呢？那意义就在于：白犬（盘瓠）的老祖宗原是黄帝，而黄帝又是汉民族的祖宗神，这便是汉民族神话和西南少数民族神话每每同出一源而互相沟通的证据之一。”时至今日，苗族、畲族、瑶族等一些南方少数民族民众依然将盘瓠视为自己的始祖，不断讲述着始祖盘瓠的神话。这也是家族繁衍与族群演化同构逻辑的应用。

总的来看，家族繁衍与族群演化同构的逻辑在中华各族群不断融合的历史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认同功能，促进了中华文明统一性的发生。需要注意的是，家族繁衍与族群演化同构的逻辑认同，与文化始祖崇拜显示的伦理认同密切相关，后者是前者成立的基础。只有摆脱了较为狭隘的血缘祖先崇拜，开始崇奉文化始祖，起源不同的族群才能在祖先崇拜中达成认同。他们崇奉的虽非相同的祖先，但这些祖先却来自同一家族，即炎黄家族，由此，不同族群之间具有了或近或远的亲缘关系。这种认同推动不同族群在生产生活多方面的融合，开启一体化进程，表现出文明的统一性。

三、商周同源神话与中华文明统一性的早期实践

本文前两部分提出了中华文明统一性发生的伦理动因和逻辑动因。事实上，祖先创世神话的形成过程不仅反映了中华文明统一性的发生，祖先创世神话本身也曾作为中华文明统一性早期实践的载体，负担了重要的统一功能。国家文明早期的夏商周，常被视为整体的“三代”看待，三朝如何成为一体化的“三代”？这与商周通过祖先创世神话建构，利用伦理动因与逻辑动因继承前朝传统，从而与前朝联结为一体的实践密切相关。

继承前朝传统的神话建构至少在夏初就开始了，前文所引《礼记·祭法》中“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喾，祖颛顼而宗尧；夏后氏亦禘黄帝而郊鲧，祖颛顼而宗禹”表明夏后氏建构了有虞氏所崇奉的黄帝和颛顼为夏后氏之祖的神话。《墨子》也记录了大禹奉颛顼之命征伐有苗部族的神话，“昔者三苗大乱……高阳乃命（禹于）玄宫，禹亲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通过这样的建构，夏后氏将自己打造为有虞氏的继承者，稳定了夏初的局面。当然，夏人的情况因为缺乏足够的资料仅仅是推断，通过神话建构与前朝连接为一体的文化实践在商人和周人中表现得更明显。

商人特别崇奉夏祖大禹，将大禹治水平定九州的神话视为真实的历史起点。《诗经》保存的五首《商颂》中，有两首都赞颂了大禹的功德，如《长发》曰：“浚哲维商，长发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国是疆，幅陨既长。有娀方将，帝立子生商。”《殷武》曰：“天命多辟，设都于禹之绩。岁事来辟，勿予祸适，稼穑匪解。”顾颉刚先生曾分析说：“看这诗的意义，似乎在洪水芒芒之中，上帝叫禹下来布土，而后建国。然则禹是上帝派下来的神，不是人。”不仅禹是上帝派下来的，商王也是上帝派下来的，即“帝立子生商”。夏王和商王先后建国都是受命于天，正如周公旦所说“有夏服天命”，“有商受天命”。既然下界立国的商王是上帝之子，那么夏王大概也是上帝之子，这就建立起了商王和夏王之间最重要的联系。夏人和商人皆奉上帝为祖，是夏商一体化建构的伦理动因之一。

基于这样的认知，商人将殷商先王所建立的功业视为大禹功绩的延续，建构了血缘祖先契、相土、冥与夏王之间的关系神话。殷商始祖名为契，其母简狄是有娀氏之女、帝喾之次妃。简狄入河中沐浴，见玄鸟卵从天而降，便捡拾吞下，因而怀孕，生下契。“契长而佐禹治水有功。

帝舜乃命契曰：‘百姓不亲，五品不训，汝为司徒而敬敷五教，五教在宽。’封于商，赐姓子氏。契兴于唐、虞、大禹之际，功业著于百姓，百姓以平。”契去世后，子孙继续为夏王服务。契之孙名为相土，也因辅佐夏王有功而壮大了商族，《史记索隐》高度评价说：“相土佐夏，功著于商。”《诗经·商颂·长发》也赞颂道：“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契的五世孙冥擅长治水，夏王少康派他去治理黄河。相传冥忠于职守，毫不懈怠，后不幸被河水卷走。冥这种大公无私的行为使他在商人中获得广泛认可，成为历代商王祭祀的重要祖先。

既然夏王与商王同为上帝在人间的代言人，商人之祖又曾辅佐夏王，那么商朝与夏朝之间理所当然地具有一定的继承关系。商人不仅从神话上建构了夏商之间的继承关系，取得国家政权后，商王在政治上也采取了一些继承夏朝传统的措施，进一步加强了商夏一体化建构，比如继承夏社。夏社，即夏朝的社神，相传为水神共工之子句龙，句龙曾做过土官，官名后土。《礼记·祭法》称：“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为社。”《尚书·汤誓》《史记·殷本纪》等文献载录了“商汤欲迁夏社而不成”之事，孔颖达解释说：“汤既伐而胜夏，革命创制，变置社稷，欲迁其社，无人可代句龙，故不可而止。于是有言议论其事，故史叙之，为《夏社》《疑至》《臣扈》三篇，皆亡。”因为距离商初过于久远，“商汤欲迁夏社而不成”之事比起历史来，更像一则神话。无论如何，其结果都是商朝继承了夏朝的社神。社神是土地神，商取代夏后，商王依然在夏王统治过的土地上进行统治，因此祭祀相同的土地神，这是非常合理的。《史记·殷本纪》等文献所记商朝“上白”的服制，也可能来自对夏朝的继承，因为大禹曾自述说“白者，吾之服也”，而《礼记·檀弓上》所说的“夏后氏尚黑……殷人尚白……周人尚赤”则是在五行观念影响下的建构，起源较晚。

商代中期的周人也借助祖先创世神话，进行了商周一体化建构。有学者研究了周原遗址出土的甲骨卜辞后指出：商王武丁之后，周人从政治上臣服于商，同时也接受了商的信仰，开始“祭祀成汤与太甲，前者为商人创业的君主，后者是商初有数的贤王，有太宗之称。周人其实已将殷商的万神堂接收了”。“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是当时非常重要的信仰原则，这就意味着周人祭祀殷商先王时一定会有合理化这一行为的神话叙事，建立起周人与殷商先王的同祖共源关系。傅斯年认为周原甲骨卜辞与相关文献记录表现出周人将殷商始祖神帝喾引为禘祭的对象。前文已述，“帝喾”就是甲骨卜辞中多次出现的“高祖夋”，也是《山海经》中的帝俊。帝喾/帝俊是殷人塑造的最重要的祖先神和至高神，是殷人的上帝。殷人将自己塑造为上帝的嫡系子孙，把上帝的意志称为“天命”，认为殷商的产生、壮大和代夏统治是天命所归，表达和传承这种观念的重要神话就是玄鸟生商：“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历代商王都坚信天命在己，甚至亡国前夕的纣王还认为自己有天命护佑：“我生不有命在天乎！”周人拓展殷人的上帝神话，建构起殷周共祖的神话谱系，帝喾四子神话就是这一神话谱系建构的结果。“帝喾卜其四妃之子，皆有天下。上妃有邰氏之女，曰姜嫄，而生后稷；次妃有娀氏之女，曰简狄，而生契；次妃陈锋氏之女，曰庆都，生帝尧；下妃娵訾氏之女，曰常仪，生挚。”帝喾四子神话不仅将商人、周人建构为帝喾的后代，也将上古帝尧接入了这一血脉谱系，使其内容更加丰富。

引人深思的是，帝喾四妃的主次之序与其子执掌政权的时间顺序正好相反，下妃娵訾氏最后被述及，而其子挚最早掌权，正妃姜嫄首先被提及，其后代，也就是周人，最晚取得统治权。很明显，帝喾四子神话是周人建构的，他们有意识地将自己的始祖母姜嫄塑造为帝喾正妃，从而为周人的统治正名。帝喾四子神话一方面建立了商人之祖与周人之祖的亲缘关系，为商周一体化奠定了伦理基础；另一方面建立了周王与商王的主次关系，周始祖为嫡子，商始祖为庶子，周代商不过是庶子让位于嫡子，名正言顺。周人的实践是非常明显的对文化始祖崇拜的伦理认同和对家族繁衍与族群演化同构的逻辑认同的应用，不仅奠定了商周一体化的伦理基础与逻辑基础，也实际上推动了商周一体化进程。

帝喾四子神话所表达的商周共祖、周祖地位高于商祖的伦理认知和逻辑关系在周克商的革命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文王、武王的伐纣行动在当时遭遇不少非议和反对，如何为周的统治寻找合理合法的证明？从古至今的诸多学者都认为周人是通过改造天命观，提出“天命靡常”“唯德是辅”的论点证明周代商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但仅用“天命靡常”“唯德是辅”来解释天命从商到周的转移有逻辑漏洞，因为上帝是殷人的祖先神，哪有祖先神不护佑子孙而护佑别人的道理？周人早已建构了殷周共祖神话，上帝既是殷人之祖，也是周人之祖，天命从殷转移至周也不过是在族群内部的移动，并不违背“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的原则。如此，我们便很容易理解武王在牧野决战之前解释伐纣的原因之一是“昏弃厥肆祀”，即纣王不祭祀祖先。因为周人早已通过神话建构了商周同源共祖，且周祖为嫡子的伦理和逻辑，所以嫡子后代讨伐不敬祖先的庶子后代就是名正言顺之事。为了强调商周同源共祖的关系，武王伐纣成功后还保留了对殷商先王的祭祀，由此表明武王的统治是承袭了商汤的功业。甚至周成王在新都洛邑建成后还举用殷礼。利用共祖神话中的伦理认同和逻辑认同，周人完成了与商人的一体化，周朝顺理成章地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对殷商文明成果进行了继承和发扬，这是后世常以“商周”“殷周”联称的深层原因。

综上，中华文明统一性的发生有其独特的伦理动因和逻辑动因。祖先创世神话以文化始祖为叙事主体的建构显示了中华先民对文化始祖崇拜的伦理认同，为中华文明统一性的发生创造了伦理动因。祖先创世神话以炎黄世系为核心叙事线索的建构显示了中华先民对家族繁衍与族群演化同构的逻辑认同，为中华文明统一性的发生创造了逻辑动因。商周是中华文明统一性实践的重要时期，祖先创世神话曾充当过中华文明统一性早期实践的载体。商人通过神话建构，将自己塑造为夏的继承者，周人通过神话建构，将自己塑造为商的继承者。在文化始祖崇拜的伦理动因和家族繁衍与族群演化同构的逻辑动因的推动下，夏商周三代连接为整体，显现了中华文明的统一性。通过回溯中华文明统一性的发生发展过程，本文发现祖先创世神话对于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发展具有独特的、难以估量的多方面价值，中华文明早期所积淀的伦理与逻辑、理想与道德、知识与技术等都以叙事方式在创世神话中得到了传承传播，并深刻地影响了古代国家的统治思想和策略，因此必须加强创世神话研究参与中华文明探源的广度和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