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提到古代慈善，不少人会下意识地想到那些腰缠万贯的 male 士绅或身居高位的官员，仿佛妇人就该被禁锢在 “相夫教子” 的方寸天地里，与社会性的慈善活动绝缘。可偏偏在宋朝，一群妇人打破了这种刻板印象，她们或捐出丰厚嫁妆救济乡邻，或依托宗教信仰广施仁爱，在慈善史上

提到古代慈善，不少人会下意识地想到那些腰缠万贯的 male 士绅或身居高位的官员，仿佛妇人就该被禁锢在 “相夫教子” 的方寸天地里，与社会性的慈善活动绝缘。可偏偏在宋朝，一群妇人打破了这种刻板印象，她们或捐出丰厚嫁妆救济乡邻，或依托宗教信仰广施仁爱，在慈善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有人疑惑，古代对妇女限制重重，宋代妇人为何能参与慈善？这背后，既有时代背景的推动，也有她们自身力量的支撑，更藏着宋代社会特有的运行逻辑。

在宋代，“男主外，女主内” 的观念虽已深入人心，但这并不意味着妇人的活动完全被局限在家庭内部。当时社会对女子品行的评判，除了 “贤良淑德”，“孝悌” 也是极为重要的标准。而慈善，恰好成了妇人展现孝悌之心的 “合法出口”。

北宋时期，有一位名叫王氏的妇人，她是大臣李沆的妻子。李沆为官清廉，家中并无过多积蓄，但王氏却始终秉持着帮扶宗族的理念。每当族中有人因贫困无法婚嫁、丧葬时，王氏总会悄悄拿出自己的私房钱相助。据《宋史・李沆传》记载，王氏 “岁时给族中贫者，未尝倦”。有趣的是，当时的人们在称赞这件事时，首先夸赞的并非王氏本人，而是李沆 “治家有道，教妻以仁”。在传统观念里，妇人的慈善行为被看作是夫家良好家风的体现，是丈夫 “教引有方” 的结果，而非妇人独立意志的表达。这种认知，看似是对妇人的 “矮化”，却在无形中为她们参与慈善打开了一扇门 —— 既然慈善是 “孝悌” 的延伸，是 “辅助丈夫” 的表现，那么在礼教框架内，这种行为就是被允许甚至被推崇的。

还有南宋的张氏，她是文学家毕仲游的母亲。张氏平日里生活十分简朴，“衣不重彩，食不重味”，但在帮助他人时却毫不吝啬。每当遇到饥荒之年，张氏都会打开自家粮仓，救济村里的贫苦百姓。她的墓志铭中写道：“捐金帛周其宗族，及赈施里中不能自存者，岁以为常。” 当时的乡邻都称赞张氏 “有仁者之心”，而毕仲游也因母亲的善举，在士大夫群体中获得了良好的声誉。这种 “妇人行善，丈夫受益” 的模式，让更多宋代男性愿意默许甚至支持妻子参与慈善 —— 毕竟，妻子的善举最终会转化为整个家族的声望。

从这个角度来看，宋代妇人的慈善行为，看似是在礼教的束缚下被动为之，实则是她们在既定规则中寻找的生存智慧。她们以 “孝悌” 为名义，将个人的仁爱之心转化为被社会认可的行为，既实现了帮助他人的愿望，又维护了家庭与自身的形象，可谓一举两得。

如果说孝悌是宋代妇人参与慈善的 “外在借口”，那么宗教信仰就是她们内心深处的 “慈善动力”。宋朝时期，佛教经过长期的本土化发展，早已深入民间，而道教也拥有广泛的信徒，“佛道不分家” 的观念在民间十分流行。无论是佛教的 “慈悲为怀，普渡众生”，还是道教的 “积善累德，长生久视”，都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宋代妇人的行为，让她们将慈善视为一种精神追求。

苏轼在《苏轼文集》中记载了这样一位刘夫人：“好读佛书，受五戒，预为送终具甚备。” 这位刘夫人不仅虔诚礼佛，还将佛教的慈悲理念付诸实践。她平日里常常拿出自己的财物，帮助那些生活困难的人，尤其是孤寡老人和孤儿。有一年，当地发生了严重的瘟疫，刘夫人亲自熬制汤药，分发给患病的百姓，还出钱雇佣医生为他们诊治。在她的带动下，不少乡邻也纷纷加入到抗疫的队伍中，最终有效控制了瘟疫的蔓延。刘夫人的善举，正是佛教 “劝善普渡” 思想的生动体现 —— 在她看来，帮助他人不仅是积德行善，更是践行佛教教义的一种方式。

除了佛教，道教对宋代妇人的慈善行为也有着重要影响。南宋时期的陈夫人，是一位虔诚的道教信徒。她坚信 “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因此始终坚持做善事。她在自家院子里设立了 “义仓”，专门储存粮食，每当遇到灾年，就开仓放粮，救济灾民。据《宋会要辑稿》记载，陈夫人的 “义仓” 先后救济了上千人。她还经常资助贫困的学子，为他们提供笔墨纸砚和生活费用，鼓励他们努力读书，将来报效国家。陈夫人认为，这些善举能够为自己和家人积累 “功德”，是符合道教 “积善累德” 观念的。

宗教信仰不仅为宋代妇人的慈善行为提供了精神支撑，还为她们搭建了参与慈善的平台。当时的许多寺庙和道观都会定期举办慈善活动，如施粥、施药、收养孤儿等，而妇人则是这些活动的重要参与者和支持者。她们或捐赠财物，或亲自参与服务，在宗教的旗帜下，突破了性别和身份的限制，成为慈善事业的重要力量。

提到宋代妇女，很多人会想到程朱理学对女性的束缚。但事实上，程朱理学在宋朝的影响力远没有明清时期那么大。宋朝是中国历史上经济十分繁荣的朝代，商品经济发达，社会氛围相对开放，女性在经济上也拥有一定的自主权，而这正是她们能够参与慈善的 “隐形底气”。

在宋代，女子出嫁时会获得丰厚的嫁妆，而这些嫁妆的所有权和支配权通常归女子本人所有。据《东京梦华录》和《梦粱录》等文献记载，宋代中等家庭的女子，嫁妆一般包括土地、房屋、金银珠宝、布匹等，富裕家庭的女子嫁妆更是丰厚得惊人。这些嫁妆不仅是女子在夫家地位的象征，更是她们参与慈善的经济基础。

北宋时期的司马光在《家范》中曾记载过这样一件事：有一位姓郑的妇人，嫁妆十分丰厚，其中包括几十亩良田。她的丈夫曾想将这些良田变卖，用来资助自己的弟弟经商，却被郑夫人拒绝了。郑夫人说：“这些田地是我父母留给我的嫁妆，我有权支配。我更愿意用这些田地的租税来帮助那些贫困的乡邻，而不是用来做生意。” 此后，郑夫人每年都会将田租的一部分拿出来，救济村里的贫苦百姓，还设立了 “义学”，让贫困家庭的孩子能够免费读书。郑夫人之所以有底气拒绝丈夫的要求，并自主开展慈善活动，正是因为她对自己的嫁妆拥有绝对的支配权。

除了嫁妆，宋代妇人还可以通过其他方式获得财产。比如，有些妇人会参与商业活动，凭借自己的智慧和能力赚取钱财。据《宋会要辑稿》记载，南宋时期的临安城，有不少妇人经营着茶馆、酒楼、布店等生意，其中不乏经营有方、盈利丰厚者。这些经商所得，也成为她们参与慈善的资金来源。

更值得一提的是，宋代法律对妇女的财产权也有一定的保护。《宋刑统》规定：“诸应分田宅者，及财物，兄弟均分…… 姑姊妹在室者，减男聘财之半。” 这意味着，未出嫁的女子在家庭财产分割中拥有一定的份额；而已出嫁的女子，其嫁妆也受到法律的保护，丈夫不得随意侵占。这种对妇女财产权的保护，为宋代妇人参与慈善提供了法律保障，让她们能够更加放心地将自己的财产用于帮助他人。

宋代妇人之所以能够在慈善领域崭露头角，除了自身的原因，还与宋代社会的 “慈善土壤” 密不可分。宋朝是中国历史上慈善事业发展的重要时期，政府、民间士绅、宗教团体都积极参与到慈善活动中，形成了多元化的慈善格局。

从政府层面来看，宋代政府十分重视慈善事业，设立了一系列官方慈善机构，如 “福田院”“居养院”“安济坊”“漏泽园” 等。“福田院” 主要负责收养鳏寡孤独、贫困无依的人；“居养院” 则为老弱病残提供住宿和饮食；“安济坊” 专门为贫困患者提供医疗服务；“漏泽园” 则用于安葬无主尸体。这些官方慈善机构的设立，不仅为民间慈善起到了示范作用，也为宋代妇人参与慈善提供了渠道。很多妇人会主动向这些机构捐赠财物，或者参与到机构的日常管理和服务中。

从民间层面来看，宋代士绅阶层积极倡导慈善，形成了良好的社会风气。他们或设立 “义庄”“义仓”，或举办慈善活动，带动了普通百姓参与慈善的热情。而妇人作为家庭的重要成员，自然也成为了民间慈善的重要参与者。此外，宋代的印刷术十分发达，大量的劝善书籍如《太上感应篇》《阴骘文》等得以广泛传播，这些书籍宣扬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的观念，对普通民众的行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让更多妇人认识到慈善的重要性。

宋代社会的开放氛围，也为妇人参与慈善创造了条件。与明清时期相比，宋代对妇女的束缚相对较少，妇女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参与社会活动。比如，在一些节日庆典中，妇女可以走出家门，参与到祭祀、游乐等活动中；在商业活动中，妇女也可以抛头露面，经营生意。这种相对开放的社会氛围，让宋代妇人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到社会，了解到他人的困难，从而产生参与慈善的意愿和行动。

在很多人看来，宋代妇人的慈善行为只是一种个人品德的体现，或是在男权社会下的被动选择。但如果我们深入分析，就会发现其背后蕴含着双重意义。

一方面，宋代妇人的慈善行为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传统的社会秩序。她们以 “孝悌” 为名义，以宗教信仰为支撑，在礼教框架内开展慈善活动，既满足了社会对女性 “贤良淑德” 的期待，又增强了家族的凝聚力和声望，客观上巩固了 “男主外，女主内” 的社会结构。

另一方面，宋代妇人的慈善行为也在悄然改变着女性在社会中的角色。通过参与慈善活动，她们走出了家庭的小圈子，接触到了更广阔的社会，展现了自己的能力和价值。她们不再仅仅是 “丈夫的附属品”“家庭的管理者”，更成为了社会公益事业的参与者和推动者。这种角色的转变，虽然十分细微，却为后世女性争取更多的社会权利奠定了基础。

比如，宋代一些参与慈善的妇人，通过长期的慈善活动，在当地积累了很高的声望，甚至能够影响地方事务。南宋时期的吴氏，长期致力于救济贫困百姓和资助学子，当地百姓都十分敬重她。有一次，当地官员想要征收重税，吴氏得知后，亲自前往官府，向官员陈述百姓的疾苦，最终成功劝说官员减免了赋税。吴氏的行为，不仅帮助了百姓，也展现了宋代妇人在社会事务中的影响力。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宋代妇人的慈善行为，是中国古代女性社会参与的一种重要形式。它既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仁爱精神，也反映了宋代社会的独特风貌。与现代慈善相比，宋代妇人的慈善虽然带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如更多地局限于宗族和乡邻之间，缺乏系统性和组织性，但它依然为我们研究中国古代慈善史、女性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也为当代慈善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宋代妇人，在礼教的束缚下，凭借着孝悌之心、宗教信仰和经济实力，在慈善的舞台上绽放出了独特的光芒。她们的故事，不仅是一段段温暖的历史记忆，更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仁爱精神的生动体现。正如钱穆先生所说：“中国文化的核心是‘人’，是对人的关怀与尊重。” 宋代妇人的慈善之道，正是这种文化核心的最佳诠释。

来源：嘉哥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