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公元1402年，一座道德丰碑倒下了

摘要：前言:华夏自古便人杰地灵，每到历史的关键时刻，总有人能站得出来，危难关头亦有人能豁得出来。战国末年，秦王赢政站了出来，一扫六合；秦朝末年，刘邦站了出来，诛灭秦项；七国之乱后，主父偃豁了出来，行推恩令；党锢之祸中，陈蕃豁了出来，以身殉道。他们用智慧和勇气推动了历

前言:华夏自古便人杰地灵，每到历史的关键时刻，总有人能站得出来，危难关头亦有人能豁得出来。战国末年，秦王赢政站了出来，一扫六合；秦朝末年，刘邦站了出来，诛灭秦项；七国之乱后，主父偃豁了出来，行推恩令；党锢之祸中，陈蕃豁了出来，以身殉道。他们用智慧和勇气推动了历史发展，滋养了华夏文化。

今天，鄂G君要说的就是这样一位既能站得出来，又能豁得出来的历史名人，那是公元1402年的初夏，南京城内一团乱麻，有位被称为“读书种子”的中年人以掷地有声的“便十族，奈我何”将儒家士大夫的道德气节推向极致。当我们穿过六百年的历史迷雾，重新审视这位了不起的人物，看到的不仅是一位道德完人，更是一个在权力博弈中迷失方向的理想主义者。

儒家的道德观

1、罪臣之子

公元1375年，时任济宁知府的方克勤因在年度业绩考核中荣获第一，被洪武皇帝隆重表彰。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他前脚才吃完礼部的赐宴，后脚就被下属陷害，遭罢官免职，翌年又因卷入“空印案”而被皇帝下令处死，据说他临刑前面不改色、正义凛然。其子方孝孺忍着巨大悲痛扶柩归乡，其情可谓是闻之者悲伤，见之者陨泪。

有这样一位父亲，方孝孺从小受到的教育自然不会差，他幼时便发奋读书，被周围的人赞为“小韩愈”，长大后师从浙江老乡宋濂，学问精进之快，让他那些已经成名的师兄们都感到自愧不如，比如张唯（唐朝名相张九龄的后裔）和郑渊等。值得一提的是，他并不满足于文辞创作，他很热衷研究济世安民之学问。

方孝孺老家—浙江宁海

2、正学庐舍

公元1382年，26岁的方孝孺被浙江老乡吴沉等人推荐给洪武皇帝，一番考核下来，皇帝对太子言道，“此庄士，当老其才”，意思是说方孝孺是一位品学兼优的正人君子，今后要让他的才华充分得到发挥。不过皇帝并未授其官职，这绝不是因为他是罪臣之子或皇帝不认可他的缘故，要知道他后面被人诬陷时，一向酷烈的皇帝连审都不审，直接下令放了他。

或许是考虑到当时的朝局并不适合方孝孺，皇帝在他第二次被举荐时，直言“今非用孝孺时”，遂让他到远离朝堂的汉中府去当教授，这一年，他36岁了。没有委屈和抱怨，他上任后勤恳教学，贤良之名誉满巴蜀。有“蜀秀才”之称的蜀王朱椿（洪武皇帝十三子）闻其名而将他聘为世子老师，并以“正学”二字命名其书舍。

明朝蜀藩长期享有“忠贤”之名

3、建文国师

公元1398年，建文皇帝甫一继位，便遵洪武遗训召方孝孺入朝，授以翰林侍讲之职，翌年即擢升为侍讲学士。年逾不惑的方孝孺终于迎来了自己人生中的辉煌，皇帝在学问上有不解之处，找他；皇帝需要给祖父编撰实录，找他；皇帝在决策军政大事上犯难，找他；皇帝不知如何批复朝臣奏疏时，找他；乃至针对燕王起兵的各种檄文和诏书的起草工作，依然找他。

这是什么？这是国师待遇，他的所有理想和抱负均可通过影响建文皇帝去实践和证明，他十分珍惜这个机会，他全力以赴地贯彻他父亲留下的“民病不救，焉用我为”之思想，以期完成自己从小立下的“明王道、致太平”之宏愿。改革法制，优化税制，推崇文教，限制佛道免税土地数量，这些都是他和建文皇帝的举措。

方孝孺雕像

4、慷慨赴死

鉴于各地藩王实力强盛，威胁了朝廷安全，方孝孺协助朱允炆开启了明朝首轮削藩，不料因此引发靖难之变，燕王朱棣仅用4年时间便抵近南京城下，朝臣们纷纷劝说建文皇帝出京避难，以图再起，独方孝孺用“即事不济，当死社稷”之大义观说服皇帝坚守南京。公元1402年，燕军在城中叛臣接应下顺利攻入城中，建文皇帝不知去向，方孝孺被俘。

就在燕王刚起兵时，其麾下谋士姚广孝便因爱惜方孝孺这颗“读书种子”，而提前打了埋伏，表示到了胜利的那天，方孝孺断不会降，届时请燕王手下留情。一语成谶，方孝孺果然是块硬骨头，朱棣让他草拟登基诏书，他宁死不从，朱棣问他难道不怕诛九族吗？他的回复是“便十族，奈我何”，最终他和家人、门生弟子一道赴死，临终前留下“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之壮言。

位于南京雨花台的方孝孺墓

1、精神突围

姚广孝所云的“读书种子”，不仅仅单指方孝孺的学问，更重要的是方孝孺身上的“学以治世，以道事君”，然而理想和现实永远是存在差异的，如果只遵循理想，而不顾现实，理想终究是空中楼阁。方孝孺成长于严酷的洪武时期，再加上其父的现实悲剧，按理来说，他应该比他人更容易看透皇权本质。

可他却始终沉浸在儒家治世的道德乌托邦中，幻想能够从现实中突围。他提出了“格君”之说，以儒家之思想将君主规训为仁爱贤明之君，这是不是过于理想了？建文改制期间，他的宗旨是“复古更化”，行“王道”之政，具体措施包括循《周礼》而变更官名、殿名，甚至一度要复兴周朝的井田制，有没有人因此联想到王莽的？

姚广孝和朱棣

2、认知盲区

靖难之变期间，方孝孺作为建文皇帝的核心智囊，始终以理想化的评判来代替战略分析，属实有点难以理解。当燕军占领大名，朱棣在得知其清君侧的对象（黄子澄和齐泰）已被贬出京，遂上疏请和，要求朝廷停止前线任何军事行动。此举目的有二，一来，混淆试听，迟滞朝廷行动，好让自己有可趁之机；二来，为后续的军事行动提供“名义”基础。

方孝孺认为不妨同意议和，给辽东驻军抄袭燕军后路创造机会，此意见可谓是只知己，而不知彼，不仅让燕军的缓兵之计得以实现，还让朝廷上下、前线官兵不知所以然，无所适从，都不知道是打还是不打。燕军都打到淮南了，他还想着派人离间燕王的两个儿子，结果派出去的人全被燕王世子给抓了。

靖难之役

3、识人不明

燕王起兵之初，朝廷在各方面的优势都说巨大的，然而因用人屡屡失误而导致优势渐无，耿炳文仅为偏将之才，却让他担任主帅，李景隆摆明了是花拳绣腿，还让他接替耿炳文，除了他两，难道军中无人可用了？徐达之子徐辉祖的能力岂不比这两人强？而且他前面并无不忠之心，还有盛庸，多次让朱棣吃瘪，非要等到李景隆不行了才提拔他当主帅。

燕军抵至长江北岸，方孝孺建议派人和朱棣商量割地议和，从而让朝廷得到喘息之机，后面可利用长江天险与不擅长水战的燕军决战，这些都没问题，可朝廷用的水师统领陈瑄却在这危急时刻带着水师投降了燕军。朝廷既然意识到水师的重要性，用人上面为何不谨慎？且无防范措施。这一条条、一件件，作为国师的方孝孺都有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