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9月18日前后，电影《731》在全国公映，引发广泛关注。在抗战期间，日军也曾在华北的卫河流域、定州北疃等地多次发动细菌战、毒气战，致使数十万人染病死伤，给河北人民带来难以忘记的伤痛。直到今天，亲历劫难的村民说起当时的所见所闻，依旧满腔怒火。

见习记者 边义婷

“全村400多人，有100多人因霍乱死亡。”

“起初村民去世后，还有棺材殓尸。后来抬棺的人也染病死了，最后只能用草席一卷就埋了，有的家里死人都没人管了。”

“日本兵先是挖开地道口，往里面扔毒气弹，又抱来柴草点燃，将浓烟与毒气一起灌进地道里，还在洞口盖上棉被。”

9月18日前后，电影《731》在全国公映，引发广泛关注。在抗战期间，日军也曾在华北的卫河流域、定州北疃等地多次发动细菌战、毒气战，致使数十万人染病死伤，给河北人民带来难以忘记的伤痛。直到今天，亲历劫难的村民说起当时的所见所闻，依旧满腔怒火。

天灾背后的阴谋：

掘开卫河大堤，在洪水中释放霍乱病菌

8月27日，北方秋意渐浓。邯郸市馆陶县的社里堡村位于卫河西岸，原来的卫河改道东移，这里变成了一片庄稼地。如今，河堤上的杨树在风中簌簌作响，堤外成片的玉米在随风摇曳。

卫河流过河北山东交界，1943年被日军扒开大堤。

河堤西岸立着一块石碑，上边刻着：侵华日军社里堡村决堤撒播细菌处遗址。1943年8月底，侵华日军就是在这里，利用卫河雨季暴涨，掘毁卫河西岸大堤，并大规模施放霍乱病菌。使得冀南、鲁西地区洪水肆虐，霍乱疫情席卷而来。一时间，馆陶、临清、邱县、武城、清河等地被死亡的阴影笼罩。据不完全统计，仅冀南革命根据地就有30余县被洪水淹没，制造灾民400余万，因霍乱、水淹、饥荒导致近20万人死亡。

刘清月在侵华日军社里堡村决堤撒播细菌处遗址。白中豪/摄

“民国三十二年，灾荒真可怜。七月二十三，老天爷阴了天，白天儿个不停点，滴滴涟涟，一连下了七八天。河里又发大水，把俺庄稼淹，人人得了潮湿病，家家闹霍乱……”

这首在馆陶县流传的顺口溜，就是1943年鲁西细菌战灾难的真实写照，但直到2000年，从小在馆陶长大的刘清月才知晓真相。

77岁的刘清月退休前曾任馆陶县政协文史委主任。他的老家在馆陶县阎寨村，距离社里堡村约20公里。他记得上小学时，大概是1957年，经常听老一辈讲起霍乱的凶险，他的奶奶就是在1943年染上霍乱的第三天去世的。在大家当时的认知里，这场霍乱是天灾。

“我小时候农村医疗条件差，村里的孩子要是调皮去水坑游泳洗澡，有了上吐下泻的症状，大人们都会担心是不是霍乱，赶紧找村里老中医用扎针、艾熏、放血等土方法治病。”刘清月回忆，在那时，霍乱被国家定为 “二号病”，是致命的烈性传染病。

直到2000年9月，刘清月才在《人民政协报》上看到一篇题为《抗日战争时期山东第一大惨案》的报道。他告诉记者：“这篇文章披露了1943年秋天侵华日军在鲁西、冀南释放霍乱细菌，从而导致几十万人死亡的惨绝人寰的史实。”

读完文章，刘清月的手都在发抖，踏在家乡的土地上，心情万分沉重。“老百姓都以为是老天爷降灾，谁能想到是日本鬼子搞的鬼！”他气愤地说。

为了调查日军在馆陶实施细菌战的情况，从2000年到2003年，刘清月多次往返老家阎寨村和社里堡村，走访幸存村民，查阅文史资料，一点点拼凑出细菌战的真相。

回忆起这些，刘清月现在依旧是满腔怒火。他第一次到社里堡村调查时，村民们对 “细菌战” 毫无概念。幸存下来的村民只记得1943年先遭了旱灾、蝗灾，又遇上7天7夜的大雨，洪水冲垮了村里的房子，随后开始暴发霍乱。许多村民开始上吐下泻，绝大多数感染者活不过两天，就会脱水死亡。

刘清月在社里堡村回忆调查经过。白中豪/摄

“村村遭祸害，家家都有一本血泪账。”刘清月说。

调查过程中，一个个残酷的细节让刘清月揪心。社里堡村有200余人感染霍乱后去世。村民井福贵一家8口人，仅半个月的时间就有5人死于霍乱。在刘清月老家阎寨村，全村400多人有100多人因霍乱死亡。村里有个小名叫毛毛根的，家里有4口人，毛毛根的父母感染霍乱相继去世，毛毛根也染病去世，毛毛根的媳妇离开村子后不知去向。阎寨村旁边的西阎寨村全村150多人，因灾荒和霍乱，逃的逃，死的死，最后成了无人村……

“村里老人说，起初村民感染霍乱去世后，还有棺材殓尸，邻里也帮忙下葬。后来抬棺的人也染病死了，最后只能用草席一卷就埋了，有的家里死人都没人管了。” 刘清月红着眼眶说。

洪水退后，没有人的村子里长满了臭蒿子，被狐狸、野兔占领。那些没有人收的尸体，只能慢慢腐烂。

2003年，“感动中国十大人物” 王选带人到馆陶县调查鲁西细菌战，刘清月主动对接，将自己收集的资料、照片提供给调查团队。如今，虽已退休多年，刘清月仍在整理鲁西细菌战史。他把调查过程写成文章，收录进文史资料，还经常在宣讲活动中讲述这段历史。

“希望年轻人知道，日本人的细菌战不是遥远的故事，而是馆陶人实实在在经历的苦难。”刘清月说。

幸存者的血泪证词：

遭毒杀、枪杀、砍杀，北疃村800余人遇害

“还记得北疃惨案吗？”

“记得！怎么不记得，井里死了好些人！”

8月28日，在定州市子位镇寺底村，记者采访了一位109岁的抗战老兵李小拴。李小拴的眼睛看不清，耳朵也听不太清了，但他依然记得那年日军在北疃村毒杀大量军民的细节。

抗战老兵李小拴回忆北疃惨案。白中豪/摄

1942年5月27日，日军使用高浓度窒息性毒气，毒杀、枪杀抗日军民800余人，制造了北疃惨案。日军利用从汉奸那里得到的北疃村地道图纸，有预谋地实施毒气攻击，手段之残忍令人发指。

寺底村距离北疃村约7公里，李小拴的儿子李振生告诉记者，他听父亲讲，当时父亲出去执行任务，回来后听战友们说北疃村被包围了。

“5月27日天刚亮，从定县和安国来的500多日伪军，把我们北疃村围得严严实实。”今年88岁的李欣友是北疃惨案的幸存者，也是目前北疃村唯一在世的亲历者。说起1942年 “五一大扫荡” 期间的北疃惨案，声音止不住地颤抖。

“日本兵人多，用大炮轰炸村子，我们只有土枪土炮，打了一上午，到下午两点多就顶不住了。”李欣友回忆，日军突袭村子，抗日游击大队和民兵奋力抵抗，但因敌强我弱，被日军突破防线。

进村后的日军发现抗日军民躲进了地道，便开始用极其残忍的手段清剿。日本兵先是挖开地道口，往里面扔毒气弹，又抱来柴草点燃，将浓烟与毒气一起灌进地道里，还在洞口盖上棉被。

很快，洞内各处便充满了毒气。李欣友回忆，地道内充斥着辣椒味、臭味、炮药味和甜味混合的气体，只觉得呛鼻子，随即流泪、打喷嚏、呼吸困难。洞内混乱了起来，人们东奔西撞，寻找洞口想出去。后来人们中毒越来越严重，一批批地在极度痛苦和挣扎中窒息而死。

放毒之后，日军分别守住各个洞口，在洞口燃起大火。那些身体强壮，中毒较轻的，从尸堆里爬出洞口，遇到的又是烈火，没有毒死的又被火烧。没有烧死的，有的被枪杀或刺死，有的被绑在树上剖腹烧尸。最后，近百具尸体被日军扔进村中的水井里，井口点燃柴火，水井成了“血肉井”。

北疃惨案幸存者李欣友讲述当年“血肉井”的惨状。白中豪/摄

“我的一个姑姑，当时有十二三岁，跑出去后，被大火活活烧死了。”李欣友的声音哽咽起来，“我父亲和爷爷躲在地道里，被毒气熏死了。”

“唉，死得多惨啊！”这句话，李欣友在讲述过程中说了好几遍。

李欣友跟着哥哥和姐姐趁乱从一个地道口逃了出来，他眼睁睁地看着日军射出的子弹穿透哥哥的脑袋和嘴唇，疼得在地上打滚，后来也死去了。李欣友的姐姐看到后，将血抹在李欣友和自己的脸上、身上，跳进一旁的土坑里躲起来，装成死人，一动也不敢动。

残杀持续了两天两夜，日军才撤离了村子，李欣友和姐姐总算活了下来。李欣友说：“当时真是害怕，身边的人被打得浑身是血，已经分不清谁是谁了。”

在两天里，日军不仅用毒气屠杀村民，还烧毁房屋，掠夺财物，强奸妇女，年轻力壮的村民则被掳走。后来，李欣友才知道，那些被掳走的村民有的被带到东北挖煤，有的被带到日本当劳工，直到日本投降后才回来，有的再也没回来。

“街上的死人一堆一堆的，有的还用铁丝拧着。” 李欣友回忆说，村子里到处是烧毁的房屋和遇难者的遗体，北疃村原本有1300多人，经此一难，青壮年所剩无几。“ 那时候一提‘日本人来了’，小孩吓得连哭都不敢出声。”他说。

幸免于难后，李欣友家里只剩下了他和姐姐两个人。北疃村当时有220多户，其中23户被杀绝。北疃惨案屠杀的村民和县大队、区小队的党员干部等，尸体被认领的有800余人，而死于深洞或被抓走、失踪的不知道有多少。

李欣友在16岁高小毕业后，成了村里的统计员，后来还担任过村书记，但惨案留下的创伤从未消失。“一想起地道里的浓烟、被杀害的亲人，就会做噩梦，夜里常常惊醒。”他说。

李欣友在北疃烈士陵园的墓碑上指着遇害亲人的名字。白中豪/摄

为了让日本人承认罪行，20世纪90年代，李欣友和北疃惨案的几位幸存者作为证人前往日本，在东京、大阪等18个地方讲述自己在北疃惨案中的经历。

“我跟日本人讲，你们的军队在北疃村放毒气、杀害老百姓，这是事实。”李欣友说。

在北疃烈士陵园，遇难者的名字被刻在石碑上，每年都有人来此祭奠。李欣友有时到陵园，会对着纪念碑喃喃自语：“爹、爷爷、哥哥、姑姑，现在国家强大了，日子好过了，你们放心吧。”

半个世纪后艰难还原真相：

对日本暴行的研究不会停止

“细菌战、毒气战是日本有组织、有系统、有计划的国家犯罪，是反人类罪行。华北是重灾区之一，河北深受其害。”

8月29日，87岁的谢忠厚讲起日本在河北发动的细菌战、毒气战，难掩悲愤。这些被日本隐藏起来的罪证，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半个世纪后，才被一一揭露出来。

谢忠厚是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从事中国抗战史、日本侵华史研究40余年，出版相关著作三四十部。其中，《日本侵略华北罪行史稿》《河北抗日战争史》等著作，成为揭露侵华日军在华北反人类罪行的重要史料。

谢忠厚查找资料。白中豪/摄

谢忠厚出生于河北冀州，幼年时经历了抗日战争。他亲眼见到日军攻打村子，子弹打在村民的房子上，留下深深的枪眼。他目睹了临近村庄被烧毁的房屋、遇害的村民……

“那时候我差点饿死，战乱的苦，我一辈子都忘不了。”谢忠厚说：“不忘那段历史，就要把这些记载下来，一代一代地传下去。”

1980年，谢忠厚主动申请从行政岗位调到河北省社科院，研究华北抗战史、日本侵华史，后来集中力量研究日本在华北的细菌战和毒气战。

上世纪80年代初，谢忠厚在一份冀中根据地的卫生资料上，第一次看到“病菌战”“毒气战”的记载，便产生了研究的想法，然而找不到任何实物资料，根本无法推进。

“由于日本把细菌战和毒气战列为绝对机密，战败时下令销毁一切罪证，加之战后美国的庇护，使得日本从事细菌战和毒气战的人员逃脱了审判，相关资料很难找。”谢忠厚说。

直到十几年后，1998年谢忠厚参与了中日共同开展的 “日本侵略华北罪行研究”项目，他带领同事和中央档案馆、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及河北各地数十位学者，进行了长达7年的资料搜集和挖掘，逐步发现一些关于细菌战和毒气战的资料。

2005年，谢忠厚和团队完成著作《日本侵略华北罪行档案》。这套丛书共10册，包括战俘供述、大屠杀、细菌战、毒气战、强掳劳工、集中营、性暴力、文化侵略等十个专题，记录了日本侵略者在华北地区的罪行及战后遗留问题，让一个个残酷的真相露出真容。

谢忠厚在整理资料。白中豪/摄

提及日军的细菌战，多数人第一时间想到的是臭名昭著的“731部队”，但对于侵华日军在“七七事变”后在华北地区建立的第二支细菌战部队——“北支”（甲）1855部队却知之甚少。

经过漫长的研究，谢忠厚和团队逐步整理出“北支”（甲）1855部队的来龙去脉，揭开了它进行人体细菌实验和活体解剖观察、研制和使用细菌武器大量屠杀华北军民的反人类罪行真面目。

“他们以防疫、给水为伪装，实则散布霍乱、鼠疫、伤寒等病菌，导致大规模疫病暴发。老百姓不知道真相，误以为是天灾，遭受了巨大损失。”谢忠厚说。

根据现有资料不完全统计，1937—1945年，“北支”（甲）1855部队在今河北、山西、山东、内蒙古、河南、陕西、宁夏和北京、天津等地散播霍乱、鼠疫、伤寒等细菌约70次，疫情蔓延达110多个县旗，造成疫病流行，约百万民众染病，30万民众死亡。

“毒气战更普遍，规模更大。”谢忠厚介绍说，为对付华北抗日根据地的游击战，在侵华日军的各个师团、旅团、联队、大队、中队和小队等，都分散配备了毒气战武器。他们先是对付抗日部队，后来开始毒害抗日群众，“他们使用的毒气武器，红筒是催泪的，绿筒是窒息的，还有糜烂性的，粘上之后，身上就会起泡腐烂。”

据不完全统计，日军在华北战场上使用毒气达1000次之多。从日军1937年7月27日在卢沟桥投放毒气弹，至日本宣布投降后1945年10月5日在藁城使用毒气，日军实施毒气战长达8 年零2个月；在地域上，使用毒气武器遍及河北及华北5省2市的239个县区。

河北地区因细菌战和毒气战遭受的损失究竟有多大？

谢忠厚告诉记者，由于资料缺失，精确的数据难以统计，只能通过目前查到的一次次细菌战和毒气战的情况大致估算。要想真正弄清楚，恐怕短时间内无法做到，甚至根本就做不到。”

说到这些，谢忠厚的眼角闪起泪光，他内心感到无比遗憾。细菌战和毒气战的资料迄今仍被隐瞒，导致日军战败时以隐蔽方式遗弃在中国的毒气武器至今仍有可能威胁百姓的安全。

让他欣慰的是，越来越多的年轻学者加入到这项研究工作中来。“我相信，这份追寻不会停止——中国的民众、中国的学者，绝不会放弃。”谢忠厚的话语中，透露出坚定的信心。

来源：燕赵都市报纵览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