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美国的关税大棒肆意挥舞，全然不顾“伤敌一千、自损八百”之势，让贸易战愈演愈烈。美国关税举措的初衷是迫使产业链回流美国、增加本土就业机会并提高国内居民收入与消费水平，但实际效果如何呢？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金融学副教授单宏宇，联合香港大学金融学讲席教授林晨与南开大学金

美国的关税大棒肆意挥舞，全然不顾“伤敌一千、自损八百”之势，让贸易战愈演愈烈。美国关税举措的初衷是迫使产业链回流美国、增加本土就业机会并提高国内居民收入与消费水平，但实际效果如何呢？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金融学副教授单宏宇，联合香港大学金融学讲席教授林晨与南开大学金融学助理教授田达，在研究论文“The Consumption Response to Protectionism”中，通过分析6万户美国家庭横跨两年半的近亿条消费记录，全面、严谨且深入地解析了关税举措的实际效果。

2025年，特朗普二度执政后，关税战风波再起。４月以来，美国的关税政策不断“刷新历史”，这与2018年特朗普第一任期时的贸易战一脉相承。当时特朗普政府以“保护国内居民收入与就业机会”为名对中国发起贸易战。美国前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Robert Lighthizer）与现任首席贸易顾问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秉持“高关税推动美国崛起”的理念，认为自由贸易会导致贸易逆差扩大、制造业衰退和居民收入的下降。但这些关税举措的实际效果如何呢？

过往数据显示，贸易战带来的影响远远超出了预期，许多美国家庭在保护性关税政策下遭遇了“误伤”。我们利用美国尼尔森消费者数据库（涵盖2017—2019年6万户家庭的消费记录），结合美国劳工统计局数据，深入分析了贸易战前后美国家庭的消费、工资和就业变化，得出的结论是高关税政策不仅未能带来经济繁荣，反而直接影响了普通家庭的生活水平。

在保护性关税重点支持的地区，家庭季度消费平均下降1.11%~1.23%：这一影响对美国拉动经济增长的努力尤为负面，因为同期美国GDP增长中的个人消费增长平均值仅为2.34%。

此外，我们发现，受保护地区家庭的工资增长率下降1.23%；尽管就业岗位的减少并不显著，但劳动力市场僵化。面对收入缩水，美国家庭不得不削减非必需消费，美容健康产品支出下降4.6%，非食品杂货减少3.98%，而牛奶、生鲜和肉类等基本生活必需品的支出则保持相对稳定。

这一现象反映出，贸易战并未实现政府所承诺的经济振兴，反而让普通家庭在现实中经历了更大的财务压力。因此，保护主义政策未能带来预期的繁荣，反而让普通家庭的钱包变得更加紧张。

图片由POOK AI生成

我们的研究进一步分析了不同群体在消费收缩方面的差异，发现贸易战对美国中产家庭的冲击最为显著。数据显示，年收入在5万至10万美元的家庭消费降幅最大，达到1.9%，而低收入家庭（年收入低于3万美元）受影响较小。这一现象的根源在于，中产阶层更依赖稳定的薪资收入，他们的生活支出结构也较为固定，对工资波动和经济不确定性更加敏感。

因此，当关税政策导致企业缩减成本、薪资增长放缓甚至裁员时，中产家庭往往会更快地减少非必需品支出，以应对未来可能的收入下降。相比之下，低收入群体本身消费能力有限，日常支出以基本生活需求为主，因此受贸易战的直接影响相对较小。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中美贸易战始于2018年中期，但消费层面的冲击主要在2019年显现，这一时期成为中产家庭支出收缩最为明显的一年。

此外，不同年龄群体在消费变化上也呈现出明显分化。研究发现，婴儿潮一代（1946—1964年生）和X世代（1965—1980年生）的消费收缩尤为明显，而千禧一代（1981—1996年生）的消费变化并未表现出显著性。

这一差异可能与家庭资产和经济责任有关，年长者通常已步入或接近退休阶段，对市场变化更为敏感，而X世代正处于事业高峰期，收入下降直接影响其家庭支出。相较之下，千禧一代的样本量相对较小，消费模式仍处于变动之中，因此在数据层面上难以得出明确的趋势。

从地域分布来看，贸易战的最大受害地区竟然是本应受到保护的“铁锈地带”——这一以中西部制造业城市为主的区域，曾是美国工业经济的核心。然而，由于供应链断裂，许多本土制造企业无法承受关税上升带来的成本压力，不仅未能恢复制造业活力，反而加剧了经济困境：工厂订单减少，企业裁员增多，使得本就面临衰退压力的“铁锈地带”雪上加霜。

作为美国汽车工业的核心区域，密歇根州的遭遇成为贸易战冲击制造业的缩影。该州汽车制造商面临进口原材料关税的大幅提升，直接推高了整车生产成本。以福特公司为例，其位于密歇根州的制造基地因原材料价格飙升，不得不采取产能压缩与人员精简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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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产业震荡在邻近的俄亥俄州同样显现——通用汽车具有标志性意义的Lordstown组装厂在关税政策实施后宣告关停。研究团队通过数据分析发现，这些制造业密集地区的消费下降幅度远超其他地区，显示出贸易战对地方经济的长期负面影响。当政策制定者试图通过关税筑起产业保护高墙时，实际摧毁的正是铁锈地带嵌入全球价值链的生存根基。

我们通过数据分析发现，这些制造业密集地区的消费下降幅度远超其他地区，显示出贸易战对地方经济的长期负面影响。因此，贸易战未能挽救“铁锈地带”，反而让中产家庭成了最大输家。

关税政策本意是保护本土企业，促进就业和收入增长，但现实却与理论相悖，我们的研究发现，两个主要机制导致了这一结果。

首先是供应链的“断链”效应。美国企业在全球化进程中早已与中国形成深度产业分工，关税的增加无异于“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以制药行业为例，美国药企有30%的原料药依赖中国进口，关税推高了生产成本，使得本土企业不得不缩减工资甚至裁员，最终影响行业稳定。

而在电子产业，如苹果、戴尔等美国公司长期将生产外包至中国，加征关税后，进口成本飙升，尤其是计算机和电子产品行业的关税增幅位列第三，而该行业恰恰是美国从中国进口最多的品类，导致企业运营成本大幅上升，进一步抑制投资和就业扩张。

研究团队的行业上下游权重分析表明，那些高度依赖中国供应链的行业，消费下降最为明显。

其次是需求萎缩导致了工资下降的连锁反应。关税提高了企业成本，压缩了利润空间，最终影响薪资水平。数据显示，受贸易战影响的行业中，制造业的工资降幅是非贸易行业的两倍，收入减少导致工人不得不缩减支出，进而抑制消费增长。供给端成本上升和需求端支出下降共同作用，形成恶性循环，使经济活力进一步受损。

贸易保护主义不仅未能促进美国经济，反而让企业和消费者双双受挫，最终拖累整体市场的稳定性。

保护性贸易政策的初衷在于恢复收入并创造就业机会，但其对美国家庭的实际影响仍然存在较大争议。

一方面，比较优势理论认为，对等关税将导致生产效率的降低和消费品价格的上涨，从而加重依赖进口的美国企业和其雇员的经济负担。例如，IT巨头惠普公司、铝业公司Alcoa和玩具制造商Mattel等公司都表示，电子产品、铝和玩具行业的保护性关税导致了其近期的大规模裁员。

另一方面，仍然有关税的支持者们认为，提高关税有助于缓解“全球化冲击”，即进口对美国制造业企业及工人带来的负面影响。以本田公司为例，为应对美国汽车进口关税政策调整，该公司将思域车型的生产线从墨西哥回迁至印第安纳州，从而增加印第安纳州就业并改善当地家庭财富水平。

两种观点的冲突，折射出保护性贸易政策的核心争议：尽管特定产业可能受益于政策干预，但整体社会福利的净效应仍存在不确定性，特别是政策带来的分配效应在不同经济群体间呈现显著差异。

美国的保护性贸易政策将通过三个渠道重塑国内消费。

首先是关税的传导效应。关税的增加将传导到美国国内的商品市场，一方面导致进口商品价格上涨，另一方面导致产品供应种类减少。当消费者面对更高的单价和从货架上消失的心仪产品时，家庭消费支出将会下降。

其次是各国的反制措施效应。其他国家为回应美国的保护主义政策可能加征关税，进而导致美国的出口产业受损，特别是美国的农产品、能源业以及飞机制造业的就业群体收入锐减，进而导致这部分居民的消费支出下降。

最后一个影响机制则备受争议。特朗普及其贸易团队幕僚认为关税通过保护本国产业，增加就业机会，最终会为美国人民带来正向的收入变化，从而促进消费的增加。我们研究团队得出的结论是，这种想法是错误的。数据证明，受特朗普政策保护地区家庭的消费能力大幅缩水，工资下降，供应链断裂的代价远超预期。

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廉价消费品如潮水般涌入美国市场，服装、家具等行业首当其冲，成为受冲击最严重的领域之一，导致美国制造业岗位流失约240万个。

但这一时期，中国商品压低了美国通胀率1~2个百分点，消费者每年节省约1000亿美元支出，形成“就业冲击”与“价格红利”并存的矛盾局面。

然而，2018年贸易战爆发时，中国的出口结构已悄然质变。资本品和中间品占美国进口份额从2001年的10%飙升至2017年的38.8%，电子元件、机械部件等关键领域高度依赖中国供应链。此时加征关税如同“卡住美国企业的脖子”——苹果公司每台笔记本电脑因关税增加150美元成本，波音737MAX因中国产钛合金部件价格上涨导致交付延迟。

更讽刺的是，贸易战未能逆转全球化分工，反而加速了供应链重构的阵痛。美国企业试图将生产线转移至越南、墨西哥，但这些国家基建滞后、技术工人短缺，导致越南电子产业成本比中国高15%-20%，墨西哥汽车零部件产业因电力供应不稳定频繁停工。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关税战引发的供应链重构并非局限于这两个地区，正逐渐向印度、东南亚其他国家以及东欧、拉美等具备一定产业承接基础的区域蔓延。

反观中国，在这场供应链重构浪潮中依然展现出强劲的竞争优势。作为全球唯一拥有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中国完整的产业链集群、成熟的基础设施以及庞大的技术工人储备，是其他地区短期内难以复制的优势。

这场产业链重构的代价将最终转化为美国消费者的"隐形税单"：美国消费者承担了关税成本的60%以上，汽车关税的上涨使得本土车企因供应链断裂被迫裁员降薪，这种供应链紊乱与成本上升的复合压力，正在制造"通胀-加息-衰退"的政策回旋镖。

贸易战的最终结局再次证明，在高度全球化的经济体系下，没有真正的赢家。保护主义政策的局限性显而易见，关税不仅无法解决产业链全球化的问题，反而加剧了本土企业的成本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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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制造业的供应链错综复杂，任何一个环节的成本上升都会影响整个行业的竞争力。对于依赖国际市场的企业而言，关税增加意味着更高的生产成本，而这些成本最终会转嫁到消费者身上，使得市场活力进一步受限。

政策的非对称性也是贸易战失败的重要原因。相比于加征关税的简单操作，重建供应链却是一项长期而艰难的任务。美国经济长期依赖从中国进口的资本品和中间品，短期内难以找到可行的替代方案。企业无法迅速调整生产模式，部分行业甚至面临供应链中断的风险。这不仅影响了美国制造业的正常运作，也加剧了国内市场的物价波动，进一步削弱消费者的购买力。

与此同时，消费者正承担着看不见的经济代价。家庭消费的持续萎缩不仅影响个人生活质量，更可能拖累整体经济增长，形成“低增长-低消费”的恶性循环。当工资增长放缓，物价上涨，消费者的支出意愿下降，市场需求随之萎缩，企业盈利能力受限，最终导致投资减少和就业机会减少。这种趋势一旦形成，将使经济复苏变得更加艰难，使社会的不稳定性进一步上升。

面对这样的现实，继续沿用过时的贸易手段无异于缘木求鱼。用19世纪的工具应对21世纪的经济环境，注定无法奏效。未来的经济竞争不再是简单的贸易壁垒比拼，而是对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和劳动力再培训能力的较量。

在中美博弈持续深化的背景下，全球经济正步入“去全球化”与“技术脱钩”交织的新阶段。美国通过关税政策和技术限制试图重塑供应链，中国则加速高端制造自主化，双方在半导体、新能源等领域展开激烈竞争。

尽管贸易战给全球经济带来了不确定性，但全球化并不会因此倒退，而是将在新的形式下继续演进。跨国企业在供应链重构中寻求更灵活的布局，消费者在价格压力下调整消费习惯，而政策制定者则在经济利益与政治考量之间不断寻找平衡。

在这种复杂的博弈中，各方都需要适应新的经济现实，找到可持续发展的路径。未来的竞争不再只是关税和市场份额的较量，而是围绕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和供应链重塑展开的长期较量。

教授简介

单宏宇博士是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金融学副教授。在加入中欧之前，他曾在福特汉姆大学加贝利商学院担任金融学助理教授，并曾在香港大学商学院担任访问教授。他拥有佛罗里达大学金融学博士学位和密歇根大学经济学学士学位。

单博士的研究主要探讨气候变化和ESG对金融市场和企业决策的影响。他的研究成果已发表于《金融研究评论》（The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和《生产与运营管理》（Production and Operations Management）。单博士也多受邀在国际学术会议上发表学术演讲，包括美国金融协会年会，西部金融协会年会，中国金融国际年会等。

本文编辑自研究论文“The Consumption Response to Protectionism”（点击“阅读原文”可查阅论文原文PDF），论文作者为：林晨（香港大学协理副校长、商学院副院长、金融学讲席教授），单宏宇（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金融学副教授），田达（南开大学金融学院金融学助理教授）。文中创意图片已获视觉中国授权。

来源 | 凤凰WEEKLY财经

责编 | 岳顶军

来源：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