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瑞来:宋代士大夫主流精神探微——清廉爱民:“铁面御史”赵抃的另一面|202504-51(总第3047期)

B站影视 电影资讯 2025-04-11 19:42 1

摘要:对于北宋名臣赵抃生平的关注,历来主要集中在对其“铁面御史”的事迹津津乐道。这固然是赵抃仕途中极为彰显光彩的一面。然而,“铁面御史”的光环也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对赵抃其他方面作为的关注,使评价失衡。平心而论,赵抃在朝担任御史和谏官的时期相当短暂,在仕途生涯中主要担

感谢王瑞来老师赐稿

原文载《六盘水师范学院学报》2025年第1期,注释从略,引用时请注明出处

宋代士大夫主流精神探微

——清廉爱民:“铁面御史”赵抃的另一面

文 / 王瑞来

摘 要:

对于北宋名臣赵抃生平的关注,历来主要集中在对其“铁面御史”的事迹津津乐道。这固然是赵抃仕途中极为彰显光彩的一面。然而,“铁面御史”的光环也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对赵抃其他方面作为的关注,使评价失衡。平心而论,赵抃在朝担任御史和谏官的时期相当短暂,在仕途生涯中主要担任地方官职。让赵抃成为一代名臣的,应当主要是担任地方官的事迹。因此,有必要通过研究赵抃个人修身齐家和爱民善政的作为。将其作为士大夫政治背景下成长的一个典型,以具体事例来滴水映日,展现宋代士大夫的主流精神。

关键词:宋代、赵抃、清廉自律、孝悌齐家、惠民施政

引言

对于写出千古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南宋大儒朱熹评价为“天地间气,第一流人物”。 同为南宋人的陈仁玉,在刊刻赵抃文集时写下的《赵清献公文集序》中,也用了同样的表述 “公为本朝第一流人” 来评价赵抃。由此可见,在宋人心目中,对赵抃也有着直追范仲淹的高度评价。与范仲淹并称“韩范”的北宋宰相韩琦,也以“真世人标表”的表述, 称赞赵抃是天下人的楷模。宋朝的史官修纂国史,完全认同并采用了韩琦的评价。

赵抃以“铁面御史”扬名天下,与当时的包青天(包拯)齐名。“铁面御史”体现了赵抃刚直不阿、嫉恶如仇、不畏强权的一面。关于这方面已有不少研究论述。其实,在一生为政当中,赵抃更多显现出的还有清廉爱民的一面。对于赵抃的这一面,包括笔者既有的研究,学界似乎强调的不够。 “铁面御史” 体现的刚,与清廉爱民显现的柔,是紧密结合在赵抃身上的一个整体,都体现出宋代士大夫的主流精神,评价不能顾此而失彼。有鉴于此,本文撷取赵抃为政一生中的几则事例,论述赵抃清廉爱民的一面。这也体现在两个方面——清廉体现赵抃的廉洁自律,爱民则体现赵抃的惠民施政。二十年前,笔者曾以范仲淹为个案,撰写过《宋代士大夫主流精神论》一文, 这篇论文通过赵抃言行的个案考察,同样是对宋代士大夫主流精神的发掘,也是对中国知识人精神血脉的溯源。历史研究的论文并非问题史学狭窄一途,阐幽发微,发前学所未发,亦为史学研究之当有的形态,本文即是填补赵抃研究空白的发覆之作。在叙述上,为了避免行文枯燥乏味,本文寓分析于叙事之中,期待读者由可感可读之叙事来体味其中之意义。

一、自律篇

明道二年(1033),乡试合格后,赵抃离开家乡衢州,赴京赶考。进京的途中,要经过不少收税的关卡。结伴同行的士人,多数都不是富裕之家出身,便想逃税过关卡,来省下一笔费用。赵抃也是靠人资助的进京盘缠,但他不赞成这样做。《北窗炙輠录》载:“赵清献初入京赴试,每经场务,同行者皆欲隐税过,清献独不可,以为:为士人已欺官,况他日在仕路乎?竟税之。”就是说,赵抃认为,做士人的时候,就已经有欺骗官府的行为,将来做了官,还不知道会成为什么样子呢。基于这样的认识,便坚持按规定缴纳了过路税。 “竟税之”的主语,恐怕不仅指赵抃,而是指在赵抃的劝导下一路同行的全体士人。进入仕途之前的这件小事,已经显示了赵抃的清廉自律与诚实不欺。

后来赵抃担任成都府一路长官,也有轶事流传,体现了赵抃的坚忍自律。传说有几个版本。第一个版本是宋人庞元英:《谈薮》附录引郑景望《纪闻》的记载:

赵清献帅蜀日,有妓戴杏花,清献喜之,戏语之曰:“头上杏花真可幸。”妓应声曰:“枝头梅子岂无媒。”赵益感惑,夜语直宿老兵曰:“汝识某妓所居乎?”曰:“识之。”曰:“为我呼来。”去几二鼓不至,复令人速之,旋又令止之。老兵忽自幙后出,公怪问之,兵曰:“某度相公,不过一个时辰,此念息矣。虽承命,实未曾往。”

一个头插杏花的歌妓,让赵抃觉得很可爱,于是便开玩笑般地吟出了一句诗,不料被这个歌妓敏捷地接续回应了下句,并且意思贴切,对仗工整。由表及里,外貌与文采,让赵抃愈发喜爱。他向值班的老兵询问后,就让知道住处的老兵去招来这个歌妓。不过一直等到半夜,那个歌妓还没有来。赵抃派人再去催,刚吩咐完又不让去了。可见赵抃内心里充满了纠结。这时候从帘幕后面,值班的老兵走了出来。赵抃奇怪地问他怎么在这里。老兵说,我估计过不了多久,您就会打消念头的,所以虽然我接受了命令,但其实并没有去。

传说的第二个版本是《宋稗类钞》的记载:

张忠定帅蜀,择良家处子十人,执浣濯纫缀之役。后赵清献继之,然不敢亲也,置之他所。有宴集,则召之。一日,偶喜其间一人,酒罢留之外舍。公先入曰:“俟来呼汝则入。”女不胜喜。孔目官以下皆通名谒见求庇覆矣。公入不出,或觇之,则行室内,连声自叱其名曰:“赵抃不得无礼。”如是一时顷,乃呼吏云:“适间女子可支钱五百千,明日便令嫁人。”

以前张咏担任成都长官时,担任杂役都是找的一些良家女孩。后来赵抃在任时也是张规赵随,跟这些女孩不敢亲近,把她们安置在另外的地方住,有宴会等活动时才召集过来。赵抃有一天对其中的一个女孩产生了爱意,在宴会之后,特地将这个女孩留了下来,对女孩说道,我叫你的时候,你就来我的房间。女孩听了很高兴,好多胥吏也开始讨好这个将要得到宠幸的女孩。不过等了很久,一直没见赵抃召唤。有人窥望赵抃所在的内室,看到赵抃不断叫着自己的名字说:“赵抃不得无礼!”这句自语把赵抃内心中的矛盾挣扎表现得淋漓尽致。又过了一个时辰,赵抃把随从叫来说,支给那个女孩五百贯,明天就让她嫁人。

第三个版本还是《宋稗类钞》的记载:

既留此女,入而濯足,且将复出。天大寒炽炭,命老兵持盆水至,忽举盆浇炭上,烟火飞扬满室。公悟,乃遣女。

这段记载表明,赵抃已经留下了那个女孩,进到打算内室洗脚,然后去女孩那里。便叫服侍的老兵拿盆水来。寒冷的冬天,房间里烧着炭火。老兵忽然把端来一盆水浇到了炭火上,满房间顿时烟火飞扬。这种清醒让赵抃清醒了下来,于是便把女孩打发走了。

我一向强调,治史需要透过记载纷杂的史料,从中发现符合逻辑的真实。上述三个版本,尽管记载各异,但都显示出逻辑真实。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赵抃也是常人,有着七情六欲。但又不同于常人之处则是,他拥有坚强的自制力,可以克制下自己的欲望。有记载说赵抃四十余岁就“屏去声色,系心宗教”, 宋人陈均编纂的《皇朝编年纲目备要》更是具体记载,说赵抃四十九岁时“即居外寝”。 这些记载都表明,赵抃到了一定年龄便不大接近女色了。不过,这应当只是相对而言,表明赵抃拥有较强的自制力。在偶生欲念之际,也能够克制和压抑下去。七情六欲,凡是正常人皆有。南宋人黄震记载道:“赵清献欲绝欲,挂父母像于卧床。”就是说,赵抃曾运用一种方式来克制自己欲望。那就是在卧床前挂上父母的画像,望见之后,就把升起的欲望自然压抑了下去。

在地方位居高官的赵抃经常出访调查,体察民情。在出访之际,一直保持低调,轻车简从,不示官威。赵抃作为梓州路转运使到下面走访时,轻车简从,只携带一琴一鹤。曾有一次路过青城山,正赶上下雪,便住进一家旅店。店家不知道赵抃是一方大员,表现得很不礼貌,但赵抃并不以为意,也不加责问。

四川的一些偏远乡镇,有的人生来就没见过一路的长官,赵抃则走遍了所有管辖的地区。这让当地百姓感到惊喜且宽慰,而赵抃这样的行为,奸吏见到也很收敛害怕。《赵清献公神道碑》载:“两蜀地远而民弱,吏恣为不法,州郡以酒食相馈饷,衙前治厨传,破家相属也。公身帅以俭,不从者请以违制坐之,蜀风为之一变。穷城小邑,民或生而不识使者,公行部无所不至,父老惊喜相慰,奸吏亦竦。” ,宋朝国史也节引记入了苏轼的这一记载,因此在《宋史·赵抃传》中也可以看到。

二、孝悌篇

庆历三年(1043),在宜州通判任上,赵抃没做到任满,便因继母的去世而中断了。继母去世,中断任官的赵抃,千里迢迢,护送棺木,举家回到了久别的家乡。在赵抃少年时代已经父母双亡的家庭,家外靠长兄赵振经营,家内就全靠继母操持了。因此,赵抃兄弟们对继母的感情很深,安葬继母之后,赵抃和兄弟们就一直在坟墓旁边的房屋住下,遵循礼法,为继母守丧,一直到终丧。贯彻儒学思想,以文治国的宋朝,对服丧规定很严格。居官者父母等至亲去世,必须停止工作,解官服丧。隐瞒不服丧,会受到很严厉的处分。 丁忧服丧,并不稀见,但服丧期间,两年如一日,一直住在墓地旁边守丧,放弃正常生活,则很少见。赵抃这种“尽哀过礼”的行为,与当时一些士大夫在守丧期间的表现形成鲜明对比。

跟赵抃的弟弟相熟的孙处,后来写下一篇《赵孝子传》,其中就讲到当时一些士大夫在守丧期间的表现。他说,他看到有的士大夫尽管披麻戴孝,穿着丧服,依然骑着马,带着宠物,笑嘻嘻地到处游逛,谄媚地奔走于权势之门,又暗中经营,与商人争利。由于是在服丧期间,官府对这些人的行为也无可奈何,他们则越发庆幸能有这样的机会可以为自己谋利。跟赵抃相比,这些人简直就是禽兽。孙处还说,其实赵抃的行为,对于古人来说是很平常的行为。正因为现在这样做得人很少,大家才都认为他的品行好。赵抃严格遵循礼制,为当时的人做出了榜样。 在赵抃兄弟服丧的第二年,西安县到任了一个叫过勗的县令。第三年秋天,有一百来人拿着写好的书状来到县衙,希望朝廷能表彰赵抃兄弟的孝行。过勗就通过知州,将赵抃兄弟的事迹报告给了朝廷。过勗还考察了地方文献图经,发现当地在孝行方面与古人相仿佛的,只有三个人,加上赵抃,可谓是“邑中四孝”。他又具体到乡里了解了赵抃兄弟的品行,发现他们在孝敬长辈和兄弟和睦这样古人称为“孝悌”方面,很少有人能比得上。于是,为了移风易俗,过勗把赵抃的居住地衢州西安县西安乡之陈庄保改名为“孝弟里”。 “弟”在古代与“悌”意义相通,是兄弟友爱的意思。

赵抃严守礼法为继母服丧三年,可以称之为孝。关于兄弟友爱的悌,《赵孝子传》没有着笔,但我们从赵抃的言行中可以充分体味。赵抃的父亲先后娶了徐氏姐妹二人,姐妹俩共生有六个男孩。长兄赵振比赵抃大出不少。在赵抃的少年时代,生母和父亲相继去世之后,长兄赵振和继母内外操持家庭。后来长兄赵振也去世了。赵抃很感恩长兄的养育,当他升迁为殿中侍御史时,特地请求,把本该升迁官阶的机会,给没有做过官的长兄补赠了大理评事的官阶名分。

赵抃至少在担任广西宜州通判的时候,便携带继母和兄弟家人一起赴任了。这从在任期间继母去世,赵抃和弟弟们护送灵柩还乡的事实可以得知。赵抃和弟弟们严格按照丧制,住在坟墓旁边,为继母守丧将近三年。这种孝行在当时很少有,因此被当地官府上报,将赵抃所居的地方命名为孝弟里。这三年期间,尽管赵抃上面还有二哥赵拯,但从赵抃曾带继母等家人赴任看,赵抃的条件和能力应当是比较好,所以实际上担负起了一家之长的责任,照顾家人以及弟弟们。

有证据表明,几年后,赵抃初次入蜀担任江原知县时,也是携带自己的家人,包括十一二岁的儿子和两个弟弟赵抗、赵扬前往的。如果不是迫不得已,赵抃是不会几千里遥远的路途,带上一大家人赴任的。途中适逢立春,儿子给赵抃倒酒,弟弟拿着诗让赵抃唱和,也是十分温馨。 当时大弟弟赵拊因故留在家乡,二哥赵拯在福建松溪担任县尉。赵抃分别寄诗给哥哥、弟弟,感慨兄弟们分别在三处。

后来哥哥弟弟们由于仕宦,跟赵抃分开,但赵抃也是频频写诗给他们。给家族兄弟排行第三的二哥赵拯写有《言怀寄三兄》、《和三兄见寄》、《又和三兄见寄》、 《和三兄得书喜授掌庾》、《忆松溪三兄县尉》、 《和勉三兄》; 给排行第五的大弟赵拊写有《忆信安五弟拊》、 《监神泉监五弟拊生日寄法祍为寿》、《送五弟得替赴阙》、《观潮因寄五弟拊生日》; 给排行第六的二弟赵抗写有《和六弟抗江上书怀》、《送六弟随子之官毗陵》、 《次韵六弟抗黄花驿楼作》、《和六弟飞石》、《和六弟过飞仙岭》、《咏竹为六弟司户生日》、《六弟司户生日》; 给排行第十二的小弟赵扬写有《和十二弟扬腊月立春》、 《喜十二弟登第》、 《送十二弟太博扬倅潭州》、《湖北运使学士十二弟扬生日》。 赵抃在携带两个弟弟赵扬、赵抗知江原县期间,兄弟三人还你一句我一句地对诗,留下了长篇《引流联句》诗。 除了仕宦之际与分别的哥哥、弟弟寄诗或唱和,有不少则是赵抃退居还乡后写作的诗篇。

从诗的内容看,有表述兄弟情谊的思念之意,如在《言怀寄三兄》诗中有“沿牒非吾土,逢春忆故园”和“江乡去千里,凝睇一销魂”的表达;在《和三兄见寄》诗中有“通宵识归路,惟梦到吾乡”的描述。《忆松溪三兄县尉》中“天遥最是书难得,早倩来鸿寄一封”,跟杜甫的“家书抵万金”用意相仿。

在赴任途中,赵抃怀念留在家乡的五弟,在《忆信安五弟拊》中写道:“腊残鹦鹉洲边过,忆汝东吴住旧庐。”在五弟过生日时,退居乡里的赵抃也不忘寄诗,在《观潮因寄五弟拊生日》中写道:“祝弟生辰不惮遥,元丰六稔庆三朝。”元丰六年是赵抃去世的前一年,年高未昏聩,清楚地记得弟弟的生日,也可见兄弟情深。五弟曾在离家乡不远的浙江建德担任负责铸钱的监神泉监,在生日之际,赵抃还特地寄去祝寿的酒和诗。在《监神泉监五弟拊生日寄法酝为寿》中写道:“岁首月三逢诞日,寿樽遥寄助童颜。”

六弟六月十二日生日,赵抃也记得牢牢的,他在《六弟司户生日》中这样写道:“年年六月十二日,观取高斋祝寿诗。”可见此时的赵抃已经致仕归乡,在高斋写诗致贺。在另一首《咏竹为六弟抗司户生日》中,赵抃写道:“万竿终日弄清风,溽暑消除尔有功。老去年时转潇洒,此君真是竹林翁。”因为六弟号“竹林翁”,生日又是初暑季节,所以赵抃咏竹为贺。

在《和六弟抗江上书怀》中,赵抃写道:“一失已戚戚,诚哉勿尔为。”此处“一失”当指排行第七的三弟赵援。而此诗中的“同行兄弟乐,还免动乡思”,则或是指一同前往蜀中江原赴任,而不大可能是前往广西宜州赴任之时。因为那时同行的不仅有兄弟,还有继母,而赴江原,除了赵抃自己一家,还有弟弟赵抗、赵扬,故云“同行兄弟乐”。

诗的内容还有对兄弟的勉励。《忆松溪三兄县尉》一诗还写道:“莫为沈迷嗟下邑,要将清白广吾宗。”赵抃以清白自励,也这样勉励身居官僚下位的哥哥。在《和三兄得书喜授掌庾》中,也有“冰含白玉期无累,路迫青云愧可求”这样类似的勉励。

对于仕途偃蹇的五弟,赵抃在《忆信安五弟拊》中这样勉励:“诵圣穷愁千卷外,觅官留滞十年馀。也知失意能平气,底事多时不寄书。”对后来监神泉监政绩斐然的五弟,赵抃在《送五弟得替赴阙》中大加勉励:“三载神泉绩大成,交章使者荐能名。朝廷方且求人切,未可图闲学老兄。”

六弟赵抗跟着去毗陵赴任的孩子前往,赵抃写《送六弟随子之官毗陵》送行,其中的“廉能真有子,清白素闻诗”,对子侄辈能继承清廉的家风,充满欣慰。

对兄弟们取得的成就,赵抃由衷感到高兴。最小的弟弟赵扬,在赵抃登第二十三年后也进士及第,“继得蟾宫桂一枝”,赵抃欣然赋诗《喜十二弟登第》。赵扬比较有成就,在赵抃还在世的时候,便先后做到了潭州通判和湖北转运使,赵抃因有《送十二弟太博扬倅潭州》和《湖北运使学士十二弟扬生日》。

潭州是赵抃入仕不久为官的地方,离开之后,一直没有机会再度前往,所以他在诗中写道:“我忆初筵湖外日,于今三十八年间。无缘再得游潭府,有梦还应到岳山。”除了怀念旧地,还勉励弟弟说:“之官莫惮长沙远,行业于人不愧颜。”

从赵抃写给哥哥、弟弟的诗可以看出,他们兄弟之间的相处相当融洽和睦。赵抃曾有首题为《双竹》的诗,以家中庭园的竹子还比喻兄弟关系。诗是这样写的:

余家有故园,园中可图录。天然一派根,一根生两竹。一长复一短,比之如手足。长者似乃兄,短者弟相逐。我见人弟兄,少有相和睦。竹分长幼情,人岂无尊宿。将竹比人心,人殆类禽畜。常记五六岁,不见还呼哭。及至长大时,妻孥相亲族。咫尺不相见,相疏何太速。不顾父母生,同胞又同腹。旦夕慕歌欢,几能思骨肉。枉具人须眉,而食天五谷。静思若斯人,争及园中竹。

在这首不短的五言古风中,赵抃斥责不和睦的兄弟甚至不如同根所生的竹子。因物悟理,也是赵抃兄弟和睦的认识源泉之一。当然,在父母亡故后,必须兄弟抱团才能维持家业,也是其中的背景因素。年长且官位最高的赵抃作为实际上的家长,对这个家也尽到了责任,无论哥哥和弟弟,都走上了仕途,并且还小有成就。不仅如此,子侄辈也不负期待。

兄弟子侄相处和睦且有成就,这让晚年的赵抃无限欣慰,成为一个快乐的源泉。对自己,赵抃希望出世,对富贵无所挂怀,但对兄弟子侄,他还是希望他们积极入世,不坠家声。苏轼在神道碑中写道:“公平生不治产业,嫁兄弟之女以十数,皆如己女。在官,为人嫁孤女二十余人。”苏轼所记,虽然没有举出具体事例,但无疑都有事实根据。长子赵岏早逝后,赵抃做主,将其女儿、也就是赵抃的孙女赵英嫁给了自己好友毛维瞻的儿子毛滂。 这是来自后来成为有名词人毛滂自己的记载。

南宋张邦基《墨庄漫录》还记载了一件事。是说赵抃在知成都府时,担任西川路提点刑狱的任梦臣因病去世,由于生前很廉洁,家徒四壁。赵抃发动同僚捐助其家,两个女儿拒绝,坚辞不受。在离开时,捐助的钱物又清清楚楚地写出明细,交给了官吏。几年之后,赵抃就让自己的子侄娶了这两个姐妹。 这件事,正可以成为神道碑所记的注脚。

孙处在《赵孝子传》中讲,县里把赵抃居处的名称改为孝弟里,朝廷又加以表彰,这对于砥砺风俗来说,是一件十分妥当的大好事。孙处还感叹说,虽然古人我无法看到,但我却确确实实见到了跟古人行为一样的赵抃事迹。元祐二年(1087)成文的《赵孝子传》,在当时一定很有影响,苏轼也曾读到过,并在他元祐四年写作的赵抃神道碑中还特地加以提及。 至今,在衢州还保留有孝弟里,上千年间,一直传扬着赵抃的事迹。

三、惠民篇

(一)明辨曲直,视民如伤

进士登第,赵抃被派到长沙,担任武安軍節度推官,相当于今天地方政府的办公室主任。初入仕途的赵抃,就做了一件令众人信服的事情。有个百姓因私自伪造官府的大印,被抓了起来。伪造官印,按照当时的法律是要杀头的。因此,所有的官员都说应当判死刑。这时,赵抃站出来说了一番话。他说:“伪造官印是在大赦令发布之前,而使用伪造官印是在在大赦令发布之后。在大赦之前没有使用,在大赦之后又没有再度伪造。因此按法律规定不应当判死罪。”赵抃没有抽象地就事论事,而是具体考察了事情特定的时间背景,从而发现这里有一个时间差的问题。由于赵抃这番依法合乎逻辑的冷静分析,最终就没有判那个百姓死罪。对这件事的妥当处理,让整个官府上下都很佩服年轻的赵抃。

庆历元年(1041),三十四岁的赵抃,官升两级,以秘书丞的官衔担任广西宜州的二把手通判。在赵抃担任通判期间,有一个士卒犯了杀人的死罪,被关在监狱里。这个士卒当时患有严重的痈疮,但还没有溃烂。一般对于死囚犯,都像被抛弃的垃圾一样,没人同情,也没人去关心。但赵抃的做法则不是这样。赵抃让医生给这个死囚犯悉心治疗,没有使犯人因病死在狱中。不久,刚好遇上大赦令发布,死囚犯最终得以活命。苏轼在神道碑中记载了这件事之后评价说,赵抃对人爱护之悉心周到,都像这个事例一样。 《左传·哀公元年》:“臣闻国之兴也,视民如伤,是其福也。” 意思是把百姓当作有伤病的人一样照顾,来形容在位者关怀百姓。这件小事,从实际意义上正是体现了赵抃的“视民如伤”。由此可见,仁者爱人,儒学经典的教诲,应当说是熔铸在赵抃的脑海,落实在他的行动之中的。

(二)抨击权贵,伸张正义

在长期担任地方官之后,赵抃曾进入中央在担任过两年殿中侍御史。赵抃尽职尽责,针对朝廷的各种事情,写了大量奏疏,为朝政进言,为施策纠偏。不过,让赵抃以“铁面御史”闻名于世的,还不仅仅是这些上奏言行,而是在此期间对几个朝廷重要大臣的猛烈弹劾,惊心动魄,大获全胜。

在赵抃担任殿中侍御史不久,发生了宰相陈执中家庭里虐待婢女致死的事件,影响很坏。从至和元年(1054)十二月到至和二年六月,苏轼在神道碑中记载说赵抃连续上书十二通奏章加以猛烈弹劾,直到陈执中被罢免宰相。

赵抃在《乞一就推究陈执中家使女海棠非理致命状》中愤怒地说:“臧获虽贱,其如性命非轻”。 古代对奴婢的贱称叫作“臧获”。 赵抃的意思是说,奴婢尽管地位卑贱,但生命也是贵重的。

陈执中家虐待奴婢这件个案,反映了当时家奴命运悲惨的普遍性现实状况。不过,面对这样的现实,时代的变化,已经让不少士大夫超越了贵贱的等级意识,强化了对生命的重视。 “臧获虽贱,其如性命非轻”。这种认识的升华,既是来自儒学民本思想的熏陶,也是社会现实的反映。科举规模的扩大,社会流动的加速,自耕农的增加,商品经济的繁荣,让当时的人们对待奴婢问题的认识也产生了变化。

重视生命,赵抃更是推及到“非我族类”。宋代四川各地杂居有很多少数民族,不少地域都是像唐代的羁縻州那样,实行部族自治。这些部族时常进入汉族聚集地区抢掠。因此,处理少数民族事务,也成为治兵治民之外的一部分政务内容。早年赵抃入蜀担任梓州路转运使时,便曾调查上奏郑戡在淯井监滥杀少数民族住民老幼妇女一百二十余人的事件。

很多年以后,赵抃再度担任知成都府。苏轼《赵清献公神道碑》载:“茂州蕃部鹿明玉等蜂聚境上,肆为剽掠。公亟遣部将帅兵讨之,夷人惊溃乞降,愿杀婢以盟。公使喻之,曰:‘人不可用,用三牲可也。’使至,已絷婢引弓,将射心取血。闻公命,欢呼以听。事讫,不杀一人。” 这段记载讲道,茂州(今四川茂汶羌族自治县)的蕃部首领鹿明玉等人率部大肆抢掠。赵抃发兵前往围剿,蕃部溃散。投降后的首脑准备以杀奴婢祭天的方式来发誓,表示诚意,缔结盟约。赵抃则指出,不能用人祭,可以用牛、羊、猪三牲。使者到来之时,奴婢已经被把绑在柱子上,正准备开弓射穿心脏取血。使者及时传达了赵抃的这一命令,人们都欢呼从命。一直到事情结束,也没有杀一个人。非我族类,生命均等,从这类事件的处理,也可以看到赵抃对仁者爱人思想的贯彻。

(三)兴修水利,造福后世

在长沙任官三年,赵抃升迁为著作佐郎的官阶,调到福建的崇安县担任知县。赵抃在崇安做了一项实实在在的事业,就是兴修水利。在赵抃到任之前,崇安由于多水,常常闹水灾,百姓苦于水患。针对这一状况,赵抃采取了两个方案加以治理。先是用石头垒成堤坝,然后又在城中开掘沟渠。这两个方案,可以说都是从前人的做法中获得的智慧。

传说鲧治水就是以筑堤壅堵的方式而失败,其子大禹则是采用疏导洪水的方式而最终获得成功。其实这两种方式都无可厚非,关键在于针对实际,运用得当。赵抃把筑堤壅堵与开渠疏导这两种方式结合起来。不仅取得了成功,还获取了更为广泛的连锁效应。开掘的沟渠不仅在洪水来临之际可以疏导水流,平时还成为灌溉农田的水利设施。

关于赵抃兴修水利,在地方文献中还有更为具体的记载。说是有一天,赵抃外出劝课农桑。鼓励农民努力耕作,这是古代地方官的一项基本工作,在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历代留传下来的劝农诗文。赵抃出城,看到南郊土地荒芜,就问是什么原因,有人回答说缺水。了解到这一情况后,赵抃便带人勘察地势,开凿水渠,并疏通旧有的陈湾陂,引西郊水灌溉县城附近的土地,还修筑堤坝,一直达到星洋。这些水利设施,可以灌溉几千顷的农田。

在防洪和灌溉方面,赵抃主持兴建的水利设施不仅在当时发挥了作用,并且还造福于后世。几百年之后的元代,一个叫邹伯颜的人来到了崇安担任县尹。他了解到当年赵抃开凿的沟渠灌溉效果,曾经让几千亩农田获益。由于年久失修,他又对赵抃开凿的十里长沟加以修复,垒石加固,从而使农田常年丰收。 从邹伯颜修复所带来的收效,我们可以想见当年赵抃筑堤开渠收到的也是同样的效果。在崇安在任两年多,赵抃做出了造福一方几百年的实际事业。

赵抃后来曾知虔州。对于知虔州的政绩,苏轼的赵抃神道碑记载了“疏凿灨石”。 “疏凿灨石”的“灨石”,唐代诗人孟浩然曾有诗云:“灨石三百里,沿洄千嶂间。” 更早的正史《陈书》记载说:“南康灨石旧有二十四滩,滩多巨石,行旅者以为难。” 赵抃主持治理的是二十四滩中的惶恐滩。这不仅在清人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中有记载, 赵抃的诗中也屡屡提及“惶恐滩”。他来虔州赴任,尚未入城,第一晚就是夜泊惶恐滩。赵抃在诗中所述“移舟夜泊惶恐滩”, 就是这一经历的写实。后来,赵抃又写过“惶恐滩长从险绝”的诗句。 这个惶恐滩,在南宋末年,也进入到文天祥那首有名的《过零丁洋》诗中:“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惶恐滩经过赵抃主持治理,苏轼记载说“民赖其利”。

(四)兴学重教,培育人才

赵抃一生为政,转徙各地,“所至崇学校,礼师儒”, 处处留意兴学重教。《庆远府志》载:“赵抃字阅道,衢州兰溪人。庆历中为宜州别驾,爱民如子,尤加意士类。暇则集诸生于香山寺,讲身心性命之学,士习为之丕变。” 这是讲赵抃在担任宜州通判期间,公务闲暇之时,便在香山寺召集年轻学子,讲授身心性命之学。赵抃的这一做法,让当地士人的风气大为改观。对此,可以举出一个旁证的例子。在偏远的宜州,在赵抃离任几年后的庆历五年(1045),出了一个有名的士人,乡试、省试、殿试三级科举考试,都取得了第一名这样骄人的成绩,他的名字叫作冯京,人称“冯三元”。后来也做到跟赵抃一样,官至参知政事,还一度做了军政最高长官知枢密院事。 冯京祖籍虽然是湖北,但他在宜州长大。 尽管没有资料表明,冯京与赵抃在任时有过来往,也从未有人往这方面联系。但从时间上看,赵抃庆历元年至庆历三年在宜州担任通判,香山寺的赵抃讲学,或许冯京就有可能参与。如果二人真的在此时有了交集,那么,冯京后来的三元连中,也可以说有赵抃加意士类,让士风大变的贡献吧。

赵抃生活的时代,适逢理学兴起。石介、孙复、胡瑗“宋初三先生”,以及张载和李觏等都活动于这一时期。与这些理学家颇有交往的同时代赵抃,为士人“讲身心性命之学”,便带有理学初起的时代印记。 从这一点来看,赵抃无疑是思想敏锐,紧随时代潮流,与时俱进的。后来转任海陵知县,据记载在任期间也是大力兴学,对教书的儒士很尊敬。赵抃后来入蜀担任江原知县,同样也是兴学重教。他曾写过一首诗题为《劝学示江原诸生》诗:

古人名教自诗书,浅俗颓风好力扶。

口诵圣贤皆进士,身为仁义始真儒。

任从客笑原思病,莫管时讥孟子迂。

通要设施穷要乐,不须随世问荣枯。

诗中充满对学子的教诲。讲到古人以儒学经典诗书等来移风易俗,推行教化。因此无论是正在准备考进士的,还是已经考中进士的,都对圣贤的经典讲得倒背如流,但这都不算什么,只有实际践行仁义道德的,才可以称作是真正的儒士。以此来勉励年轻学子不要只是在口头上说说,要真正行仁义之事。“通要设施穷要乐”一句,实际是“达则兼济天下”和“穷则独善其身”的诗句化,告诫学子要达观。通达显贵时要有所作为,贫穷困顿时也要乐观。“莫管时讥孟子迂”,是说不要理会像当年嘲笑孟子迂腐那样的讥讽,“不须随世问荣枯”,不要被世俗的认识牵着走。赵抃持有的独立特行、超脱世俗的价值观,都通过这些诗句体现了出来。

后来赵抃担任睦州知州,在培育人才方面也颇为用心。跟他以前知江原县写诗劝学一样,在睦州,他也写有《勉郡学诸生》一诗:

桐江为守愧颛蒙,来喜衣冠好士风。

劝学重思唐吏部,教人多谢汉文翁。

济时事业期深得,落笔词章贵不空。

道有未充须自立,莫将荣悴汩于中。

作为士大夫的一员,赵抃明确意识要为士大夫政治培育人才,认为这是“济时事业”。从诗中的表达可以看出,赵抃劝学,是以汉代在蜀地兴学的文翁和分别写下劝学诗与文的唐代韩愈为楷模的。他鼓励年轻的士子自立,充实道行,不要写空洞的文章。

跟在其他地方为官一样,赵抃在知青州期间也对年轻的士人劝学。他的《青州劝学》诗写道:

学欲精勤志欲专,鲁门高第美渊骞。

文章行业初由己,富贵荣华只自天。

一篑为山先圣戒,寸阴轻璧古人贤。

沂公庠序亲模范,今日诸生为勉旃。

赵抃的劝学并非泛泛而言,而是结合当地的实际事例来加以劝谕,这样就更为生动和有说服力。在这首诗中,赵抃既结合山东是孔子故乡的远例,又举出了真宗朝山东出身的科举状元王曾的近例,教诲学子应勤奋,珍惜光阴。

(五)惠民施政:为民减负

赵抃知江原县任满,被任命为泗州通判。检视赵抃的文集中,收录有一篇题为《乞放泗州酒坊钱札子》。这篇写给朝廷的奏札讲到赵抃在担任泗州通判时经历的一件事。札子的内容大致如下。泗州管辖的临淮、招信、旴眙三个县的役人衙前根据庆历二年的朝廷命令,调查到须收酒坊钱二万四千余贯。由于后来庆历五年(1045)十一月有发布一道新的规定,取消收纳以前统计到的酒坊钱。但到了皇祐四年(1052),泗州知州陈式却不执行朝廷新的规定,仍然派人下到三个属县催促缴纳酒坊钱,已经收缴上了五千余贯。当时赵抃作为通判,认为新的规定讲得很清楚,不应当再加催缴。为了慎重起见,赵抃又向临近的滁、濠、宿等州发文询问情况,看他们对新的规定是如何执行的。了解到新规定下达后,临近各州都不再催缴酒坊钱,只有泗州知州陈式还不顾新规定,为了自己的政绩,进行聚敛征收。对于这件事,在去年六月泗州曾经给朝廷的负责财政的三司打了报告。因为没有答复,所以泗州还一直在征收酒坊钱。希望朝廷能够明确发文,根据新规定,免收酒坊钱,以减轻百姓的负担。 这篇札子是赵抃已经入朝担任了殿中侍御史之后上奏的。由于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赵抃即使离任之后,也牵挂于怀,专门向朝廷提出奏札,由此也可以备见赵抃对工作的责任感和体恤百姓的仁义之心。

在朝担任殿中侍御史三年后,赵抃被外放知睦州。苏轼在赵抃神道碑中,作为政绩,记载了赵抃在担任睦州知州时的两件事。

一件是原来规定让睦州每年向杭州供应羊肉的扰民之事,被赵抃专门呈文终止了。 羊肉为宋代的主要肉食,南宋时代还有“苏文熟,吃羊肉”的俗谚。 北宋的首都开封每年也消费大量羊肉。在赵抃之前不很久,山西的绛州每年就要买几万只羊供应首都开封,后来经知州蔡充上奏才得以减免。 可见,苏轼特笔记入神道碑的这件事,也与知绛州蔡充一样,是赵抃的安民之举。

另一件是讲睦州百姓要缴纳茶税,对于不产茶的地方,赵抃特地上疏请求免去了这项不合理的税收。 在讲了这件事之后,苏轼写道,“民至今称焉”。意思是说,老百姓至今还念着赵抃的好。赵抃的这一善政,成为值得效法的“故事”,被上百年后的官员所引述,作为依据,来为百姓减免茶税。

赵抃入蜀担任益州转运使,苏轼在神道碑中记载有这样的事迹。说四川天高皇帝远,百姓老实,官吏肆无忌惮地做一些不法的事情,州郡的官员之间互相馈赠酒食等物。由于宋代是让百姓中的富裕人家轮流充当叫作衙前的差役,蜀地就让衙前承当过往官员的招待费用,造成许多人家破产。赵抃以身作则,提倡节俭,对不遵从者按违反规定处理。赵抃这样做,让蜀地的风气为之一变。这件事从赵抃文集收录的奏章中,也可以得到确认。《乞止绝川路州军送遗节酒状》就指出,四川各路官员逢年过节低价向民间买酒,邻路邻州之间,动用官邮系统,或征发民夫,互相馈送。这种让百姓怨声载道的习惯,赵抃说当年他在担任蜀州崇安知县时便已熟知,因此,他希望能以皇帝的名义下令禁止。

结 语

“铁面御史”是赵抃的一个辉煌的亮点,刚直不阿,面折廷争自然是彰显宋代士大夫主流精神的一个主要面相,但并不是全部。无情未必真豪杰,构成宋代士大夫主流精神的,还有柔情似水般的爱民,以及清澈无垢的廉洁。刚柔兼济,全面集合观之,方见一代知识精英的全息影像。作为个案,以上撷取的赵抃一生清廉自律与惠民施政的事迹,适可作为对“铁面御史”面相的补充。这些事迹已经不仅仅止于滴水映日,折射耀眼的光芒,更像是垒土堆石矗立起的一座丰碑。在士大夫政治的时代背景之下,饱受儒学思想熏陶的宋代知识人,以天下为己任,做出不凡政绩的为数相当多。像我们在文章开头提到的范仲淹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但长期担任地方官的赵抃,从事迹的数量与政绩涉及的范围,都远远超过了很多宋代士大夫。因此,撷取赵抃的事迹进行考察,则更具体有典型意义。

赵抃在晚年退休之后,曾写下过《退居十咏》。其中题为《濯缨亭》的诗云:“亭上秋登远目明,濯缨诚不是虚名。晴波一片如铺练,浮石江心彻底清。” 用“濯缨”为命亭,源自《孟子·离娄》:“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 是说可以洗涤帽缨的水是清的。从濯缨亭可以眺望到衢江江心名胜浮石,水清澄澈见底。 赵抃吟咏江景,以诗言志, “彻底清”既是明志,也是对自己一生的总结。清白可以说贯彻了赵抃的一生。在当年担任成都知府时,便面对清澈的江水发誓:“吾志如此江清白,虽万类混淆其中,不少浊也。” 从此,此江得名清白江。至今流淌的江水,弘扬着赵抃的清白精神。

赵抃死后的谥号叫作“清献”。宋人余安行《题清献赵公画像》云:

公冰雪之操,播闻天下,搢绅士夫咸知仰重,清献其称矣。夫予学古人而未至者也,少年日,不及一拜德容,今睹遗像,非特致敬,又有勉焉。大抵清德,天地人物皆然。星月浮空,微云翳之则昏;源泉在谷,尘埃汩之则浊,冰莹玉壶,温旸暴之则释。若乃清德在人,世变不能移,贫贱屈辱不能累,富贵、利害、情欲不能挠,人情所甚欲者,略无毫发可以𢱩拂吾胸中,其为清也,不亦至乎?此君子之清德,所以为可贵也。本朝文明之盛,钜公名卿多矣,惟公独享是名,岂非清德与人同,所以为清者与人异乎?其同也,其异也,吾年将百,老亦甚矣,智不足以明也,后之君子,必有议其将焉。

这篇可以称之为“清献颂”短文指出,天与地,人和物,皆有清德。然而灿烂的星月,稍微有乌云遮蔽就变得昏暗了;山谷中流淌的清泉,一旦落上尘埃也变得浑浊了;冰壶晶莹,一遇到阳光就会融化。不过人如果拥有清德,世事即使如何变化,也不能改变,贫贱或者屈辱都不能拖累,富贵和利害乃至情欲也干扰不了。最为可贵的就是这种君子的清德。做了这一铺垫之后,文章落在了上述对赵抃的赞扬上。说宋朝有名的公卿很多,惟有赵抃谥号中有“清”字,可见他的清是不同于他人的。,

南宋宰相周必大在给当时正在成都任官的留正的信中写道:“粤若张忠定之定,與夫赵清献之清,人之所难。” 大儒朱熹在目睹了赵抃的手迹之后,写下题跋,赵抃的“清忠之节、孝友之行冠映古今”,让他有“不胜高山仰止之叹”。 文天祥在知赣州时,也写过一篇《赣州重修清献赵公祠堂记》,归纳赞扬“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以忠亮纯直,为时名臣”的赵抃,“其政本之以清淡,行之以简易。宽不为弛,严不为残”。 文天祥还在一首诗中写道:“天下皆传清献节,人心自有武侯碑。” 的确如此,降及后世,无论时移世变,赵抃仕宦之处以及家乡衢州,一直是纪念的香火缭绕。人们只要触及到相关遗迹,便会思念起赵抃。 清代一个诗人,在夜泊衢州时这样写道:“秋风琴鹤里,仿佛听遗声。”

宋代士大夫群体,由一个个具体的人构成,秉性、教养和理念也因人而异。士大夫当中,不乏无耻者,屡见诸文献载录。然而,这绝非士大夫的主流。自然,士大夫中的多数,是无所谓善恶的平庸之辈,为官也属于平凡的循吏。不过,儒学思想陶铸的世界观,在士大夫政治成为主宰的氛围之下,以天下为己任的积极入世精神,会造就一批像赵抃这样清廉自律与惠民施政的士大夫。而这些人的独立特行,便构成了士大夫的主流精神,引导士大夫政治的方向,并成为多数士大夫的榜样规范。揭示赵抃“铁面御史” 刚直不阿的另一面,意在通过处于,常态下的士大夫廉洁勤政个案,来具体展示宋代士大夫的主流精神。这种主流精神,像一种遗传基因,已经融入到中国知识人的深层意识之中,无论时移世变,都被历代知识人所秉持和践行。

来源:宋史研究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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