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55年初，就风闻中 央制定出新的知识分子政策了。一天组织上派一位大诗人(秘书长)来家看我。他像是了解到我有些不顺心，问我有什么要求。我脱口就说出了想搞点创作的愿望。政策确实伟大，它能一夜之间扭转乾坤。

事情得到了公正的解决。然而这么一来，我不想呆下去了，天时有阴有晴，人事也有个否极泰来。

1955年初，就风闻中 央制定出新的知识分子政策了。一天组织上派一位大诗人(秘书长)来家看我。他像是了解到我有些不顺心，问我有什么要求。我脱口就说出了想搞点创作的愿望。政策确实伟大，它能一夜之间扭转乾坤。

洁若知道我每逢晚间开会归来或半夜起夜，看到院里的作家们在灯下埋头写作，有多么羡慕。这一天她下班回家，我激动地对她说:“有特大喜讯!”

没多久，我的编辑职务真的解除了，正式通知我作专业创作人员。我一生从来也没“专业”过。出了学校门就进《大公报》写的那点东西大多是新闻工作的副产品，不然也是业余搞的。有生以来第一遭可以把时间、精力统统用在创作上，怎能不欣喜若狂!那时已经年近半百了，我决心不辜负这个机会。

我十分认真地走访几位朋友去请教。有的劝我说，这主要是一种政治待遇，有东西就写，没有也可以看看书，到各处走走不一定非拿出作品不可。还有解放后按月领创作津贴，什么也没写的呢。可我不以为然，我要珍惜这一安排。30年代就做过写长篇的计划，一场战争把它吹掉了。现在给了时间、条件，我还是要有所作为。

很快我就根据客观需要和我自身的条件，给上边打了报告:去一家煤矿体验生活三年，计划写个以20年代工人运动为题材的长篇。事后回想起来，真是可笑。不但完全是“主题先行”而且不论写出什么，也必然是株毒草，朋友的劝说，其实很有远见。然而那时我可信心十足，恨不得马上背起行囊就下去。

没几天，天时变了，反 胡风运动开始了。我小时年下玩一种叫“耗子屎”的花炮，点着之后，往地下一放，它就忽东忽西、忽上忽下地乱蹿，这股邪火不定冲到哪儿才熄灭。50年代的运动常使我想到那种花炮，只不过那不是好玩的把戏，却会给被冲到的人带来惨重的不幸。1954年10月由于《文艺报》未刊登两个青年批评俞平伯对《红楼梦》的观点的文章，掀起了整个文艺界对《文艺报》的批判。会是在青年艺术剧院开的。不料那原来是为了“引蛇出洞”。对党的文艺政策有许多意见并且上过30万言书的胡风果然按捺不住，走了火。“耗子屎”朝他扑了过来。不几天，一直受礼遇的胡风和他的大批朋友关进去了。他给友人的信成为反 革 命罪状的铁证。紧接着。阶级斗争的鬼火又转向全国，形成知识分子的大整 肃。

据说运动中最能看人，但这也要看由谁来看。主持者要看的是谁积极，谁不起劲。那时，不管看没看过胡风的作品，理解没理解他的文学主张，为了响应号召，一致上阵声讨。30年代在上海我就认识了胡风。可我生平既不大懂诗，更不懂理论，同他本人一向也只有点头之交。虽然住在运动的总指挥部里，我却只字未写。事过境迁，倘若用这个来证明自己高明，有远见，那是一派胡言。在大会上想登台说句公道话的是书呆子吕荧。自然,他刚开口就给赶了下去，并且也一道关了进去。我当时思想上对那种反常的搞法甚至也并不怎么抵触。我更关心的是自己那个宝贝写作计划可别告吹，同时也不断担心火会不会有一天烧到自己头上。

我从反 胡风运动中归纳出两点教训:一、尽量不写信，倘若非写不可，也只写事务性的。语句要一清二楚，无可推敲。

发信之前必先读上几遍，以防万一落到阶级斗争的嗅觉特别灵敏者之手，会被恶毒歪曲。至于日记笔记之类惹是生非的东西，更写不得。二、即便号召提意见，甚至党员对党刊提意见也不要插进去，以免有“乘机进攻”之嫌。

两年后就证明，第二个教训我并未认真记取。人总是有不能自持之时。大祸往往就是这么酿成的。

计划并未告吹。只是无限期地搁置下来。因为把胡风和他的朋友们关起来之后，审干就开始了。不但煤矿下不去，连星期天去看望一下朋友，也得向有关部门请假，说明去向。

胡风进了狱，我们随之都入院检查。

街头常见到夹黑色文件包的外调人员。要务在身，行踪诡秘。

从1950年冬天我访英一事突然化为泡影，我就明确晓得自已属于来历不甚明白者，于是积极地接受了那次的彻查。浑身脱得一丝不挂，验便验血我都十分认真。我写了近5万字的一份自传，还把当时手中存有的信件、参加会议时发的文件、写过的东西作为附件，一塌刮子全送上去，希望自己在组织面前变得透明。

我没白费力。事实也证明那次彻查是件好事。一天，副秘书长把我叫到办公室，给我看了有关我自己的政治结论。早年追求革命呀，解放战争期间中立呀，解放后靠拢呀，总之，历史是清白的。特别使我感到舒畅的是结论中关于《新路》的那段话。我至今大致仍能背得出:

《新路》是 1948 年北平高级民主人士创办的一个刊物，后为国民党所查封。

来源：养心莫若寡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