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先是时，天下冠带之国七，而三国边于戎狄：秦自陇以西有绵诸、绲戎、翟、之戎，岐、梁、泾、漆之北有义渠、大荔、乌氏、朐衍之戎；而赵北有林胡、楼烦之戎；燕北有东胡、山戎；各分散居溪谷，自有君长，往往而聚者百有馀戎，然莫能相一。

《资治通鉴》材料

始皇帝上三年，公元前244年

（接上回李牧戍边）先是时，天下冠带之国七，而三国边于戎狄：秦自陇以西有绵诸、绲戎、翟、之戎，岐、梁、泾、漆之北有义渠、大荔、乌氏、朐衍之戎；而赵北有林胡、楼烦之戎；燕北有东胡、山戎；各分散居溪谷，自有君长，往往而聚者百有馀戎，然莫能相一。

其后义渠筑城郭以自守，而秦稍蚕食之，至惠王遂拔义渠二十五城。昭王之时，宣太后诱义渠王，杀诸甘泉，遂发兵伐义渠，灭之；始于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

赵武灵王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而置云中、雁门、代郡。其后燕将秦开为质于胡，胡甚信之；归而袭破东胡，东胡却千馀里；

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东郡以距胡。

及战国之末而匈奴始大。

译文

之前天下文明强大的诸侯国有七个，其中秦国、赵国、燕国这三个那些蛮族接壤：秦国陇山以西有绵诸、绲戎、翟戎等部，岐山、梁山、泾水、漆水以北有义渠、大荔、乌氏、朐衍等部；赵国北部有林胡、楼烦等部；燕国北部有东胡、山戎等部。这些部族散居在山谷之间，各有首领，零星聚集的部落多达百余支，但始终没有统一起来。

后来义渠部学中原文化那样修筑城寨以进行防御，一开始秦国对其采取了蚕食策略；到秦惠文王时，秦国攻取了义渠二十五座城。到秦昭襄王时期，宣太后芈月诱杀义渠王于甘泉宫，然后发兵灭掉了义渠，然后秦国开始从陇西、北地、上郡这些地方修筑长城以抵御胡人。

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改革后、赵国军事实力大增，主动出击大败林胡、楼烦，同时还设置云中、雁门、代郡，在这些区域修筑长城，从代郡沿阴山延伸至高阙塞，形成了要塞。

燕国将领秦开早年在东胡当人质，深得胡人信任；后来回到了燕国，因为他知晓东胡的情况，得以大破东胡，使东胡退却千余里；燕国从造阳至襄平也修筑了长城、并设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东诸郡以抵御胡人。

到了战国末期，匈奴才开始强盛起来。

解析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记载这段关于战国时期秦、赵、燕三国抵御北边蛮族的历史，是紧扣其“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 的核心目的，为后世（尤其是宋代）提供治国启示。

1.秦国：从蚕食到灭国

秦国对义渠的处理并非一蹴而就，先以“蚕食” 削弱其势力，再用诡计诛杀义渠王，最终灭国，并设 “陇西、北地、上郡” 三郡，同时筑长城防御。

司马光特意记录这一过程，是想说明：边疆治理需 “策略性” 与 “根本性” 结合，短期可借权谋、军事削弱对手，长期必须通过 “设郡县” 将边疆纳入中央集权体系，通过 “筑长城” 构建常态化防御，才能彻底消除隐患。秦国灭义渠后，腹背之患解除，为后续统一六国扫清了后方风险。

2.赵国：军事突破+ 制度巩固

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后，以军事优势直接 “破林胡、楼烦”，随后筑长城（自代至阴山下）、设 “云中、雁门、代郡”。

这一案例的核心启示是：边疆防御的根本是提升国力。赵国因胡服骑射获得实力优势，才能主动击破强敌，而非被动防御；后续的“筑城设郡”则是将军事胜利转化为长期治理成果，避免边疆反复动荡。

3.燕国：谍报与军事结合

燕将秦开以“质子” 身份获取东胡信任，归燕后突袭破敌，再筑长城、设四郡（上谷至辽东）。这一案例补充了 “边疆治理的灵活性”：除硬实力外，情报、外交等 “软实力” 可成为破局关键，最后再加筑城设郡的方式巩固成果，否则短期胜利难以持久。

司马光通过对比三国路径，实则在传递一个核心认知：无论用权谋、军事还是情报，最终必须通过“行政建制（郡县）”和“军事防御（长城）”，将边疆与中原整合为一体，才能实现长治久安。

司马光身为北宋重臣，亲历仁宗、英宗、神宗三朝，深知宋廷面临的严峻外部压力（辽、西夏、吐蕃）。他在此处叙述战国边事，具有强烈的现实指向性：

1.对比批判北宋政策失误：

战国诸侯尚知主动出击、修筑长城捍卫疆土，反观北宋长期依赖岁币换和平，军事积弱，国土日蹙。

战国所能调动的资源远不及统一王朝，犹能经营边疆；北宋拥有发达的经济和庞大人力物力，却在对辽夏作战中屡遭败绩，隐晦批评朝廷保守畏战之风，倡导恢复积极进取的边防政策。

司马光强调筑长城的象征意义，不仅是物理屏障，更是国家意志与战略定力的体现。北宋亟需重建这种精神防线。

2.预防“匈奴始大”的悲剧重演：

当时辽国与西夏联盟日益紧密，双方都蠢蠢欲动。司马光忧虑若继续姑息，恐酿更大祸端，想以战国的成功经验反衬北宋边防的颓势，呼吁大家认清形势的紧迫性，避免重蹈历史覆辙。

来源：清代的梦游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