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关于唐代，陈寅恪先生认为：“有唐一代三百年间，其统治阶级之变迁升降，即是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所鸠合集团之兴衰及其分化。”此种宏通视野，能让历史研究具有穿透性、启发性。作为史学大家，黄永年先生在著作《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中，继承了陈先生的治学思路，更兼具对话

▌赵慕宇

关于唐代，陈寅恪先生认为：“有唐一代三百年间，其统治阶级之变迁升降，即是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所鸠合集团之兴衰及其分化。”此种宏通视野，能让历史研究具有穿透性、启发性。作为史学大家，黄永年先生在著作《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中，继承了陈先生的治学思路，更兼具对话意识，敢于对已有的史学观点进行商榷乃至推翻，颇有司马迁“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风范。

《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 黄永年 陕西人民出版社

关陇集团

“关陇集团”概念由陈寅恪提出，指的是以宇文泰为首的西魏北周上层统治者组成的政治集团，其影响力一直延续至唐代。黄永年认为，当时中国三分，西魏占有关陇、东魏占有山东、梁陈占有江左，其中，山东、江左的人才看不起经济文化都相对落后的关陇，不愿意为其所用。

但是，西魏落后在哪里呢？春秋战国时期是封建领主社会，文武合一，其后形成魏晋以来的门阀制度；唐宋以降，中国社会则是封建地主制，代表着更先进的发展方向。关陇集团具有显著的封建领主制特征，包括但不限于当权者文武合一的倾向，以及宇文泰等人在战争胜利后居然把众多士、民没为奴婢的举动。此外，六镇起义以来，尔朱荣的大量部队都由东魏高欢继承，高氏建构政权、团结河北势力时，已有文武分途的倾向；而关陇集团不可避免地与氐、羌、山胡融合，增加己身实力，但也进一步拉低政治制度水准。

所以，在黄永年看来，关陇集团的胜利，恰恰不是因为更先进的制度，而是更加原始制度下所产生的战斗力，最终消灭北齐、南朝。

关陇集团的巅峰期是剿灭南朝，自此之后，这一集团的光谱逐渐变化。“文武合一”是该集团的核心特征，自隋代而来的核心当权者——四贵、五贵、七贵，籍贯为关陇者、文武合一者都越来越少，所谓的“关中本位政策”，最迟在隋炀帝杨广手里已不复执行，杨氏对山东、江左人才的接纳，既出于自己的偏好，也符合构建统一政权的趋势。

唐初跟随秦王李世民打天下的班底，以凌烟阁功臣名单和宰相名单最具代表性，如果统计这些人的籍贯出身与文武合一情况，会发现四十三人中只有八人是标准意义上的关陇集团。李世民大量吸纳的山东豪杰，过往观点认为是他增加政治实力、团结各方力量的行为，实际上，这种动向也意味着所谓“关中本位”在唐初的消失。

关陇集团的趋势其实符合历史规律——哪怕后进者通过武力征服了先进者，也总是要效仿和学习先进者，或多或少改造自身。

藉由宇文泰、杨坚、李渊等政治集团的演进，玄武门之变亦有更多启发。门阀制度确立以来，太子和诸王都有可能形成政治小集团，正如黄永年所说：“太子可以有东宫的官属和兵甲，等于在京城里酝酿着一个小朝廷，诸王开府征镇，更易于集结地方势力及某些军事力量作为凭借，而都以取得最高权力登上帝位为其同共争夺的标的。”

李世民在建国时期，战功卓著，平定山东的战役中，不仅将精兵良将纳入麾下，而且吸纳大量山东文士作为智囊，秦王的势力与日俱增。面对秦府扩张，李建成、李元吉并没有坐以待毙，而是一样结党营私，扩充东宫、齐府的实力，比如魏徵早年间便效命于李建成。

玄武门之谋的达成，固然有李世民权势使然，但仍不免是一次力穷气索的冒险尝试——在此之前，李渊更倾向于李建成，玄武门的禁军也并未被完全收买。李渊当时在南北海池，李建成、李元吉前去会见，通过玄武门是最佳途径，而且李氏父子多年来都习惯“乘马携弓刀杂用之物”出入大内，所以李世民和长孙无忌、尉迟敬德准备发动政变时，禁军视若平常，最终促成宫廷血腥政变的发生。

随唐太宗征战的昭陵六骏石刻拓片，现藏西安碑林博物馆和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

从八柱国到节度使

西魏研究绕不过去的议题是“八柱国”与“府兵制”，该制度被认为是使西魏强盛的关键。黄永年首先认为，西魏军事上的八柱国制度，不是以鲜卑旧俗而设立（陈寅恪观点）；其次，也不是宇文泰意欲压倒同辈、集中权力，宇文氏在大统元年（535）就已经成为实际的领袖。所以，八柱国制度主要为扩军和整训而设立。

西魏起家有不满万的精兵，在沙苑、潼关两场大战中，宇文泰凭借他们获得胜利，然而，扩充部队仍是当务之急。宇文泰将军队整训的任务和权力下发给李弼等亲信，使练兵能够快速完成。细察之，各位柱国将军的任命时间并不一致，而是逐步扩充，此外，宇文氏恢复了胡姓和赐姓，企图让军队的凝聚力更强。而柱国将军下的十二大将军、二十四军，也是辅助其整兵备战的手段。最终在与东魏的屡次战争中，西魏军队的质量和数量都有明显改观。

府兵制所招募的士兵来自农民，但不是兵农合一。征兵和募兵的优劣，自然是中国历史上反复交织的难题，其核心逻辑是——职业士兵战斗力强、花费高；兼职当兵战斗力弱，花费低，选择哪种制度取决于当时历史的情势。比如宇文泰在东、西对抗之时，专注军队提升实力，全国经济予以供养，乃是合理举措。而到隋文帝杨坚时，他让府兵获得土地，自己养活自己，不再依靠财政，长此以往，士兵和农民的身份界限便模糊不清。杨广其后征辽东，府兵已不堪用，不得不组建新军。

纵贯来看，敌情或至少是假想敌，极易衍生出战斗力强的部队和全新制度，比如唐朝的节度使。安禄山所在的幽州，自唐代开始，就与奚、契丹斗争。节度使的设立，经过两个阶段，第一步是把原来的行军总管权力移交给边防军事长官，出现权力集中的节度使；第二步是节度使所管的地区扩大至整个“道”或是地区，财政权同属于原本是军事长官的节度使。

从兵源讲，该地区的农民承担着租庸调的赋税，为减少财政影响，节度使便在不承担赋税的人群中招募士兵。从统帅看，高门贵族往往在朝廷中有更好出路，不愿意长期到边疆充当节度使，寒族蕃人要博取功名，自然愿意拼杀，遂强化边军“善战有勇”的面貌。从战绩看，河北地区节度使卓有成绩，仅通过对地区资源的调动，一度扭转了被动防御的姿态，北方民族的南侵得以有效控制。

不过长此以往，“朝廷势弱”“边陲势强”，玄宗并非没有察觉，而是积重难返，他能做的只是设法更换节度使，以预防某人做大，但这终究是缓兵之计。黄永年借鉴《通典》的观点认为：安史之乱时，兵力在五万以上的大镇有五个，安禄山所统率的范阳、平卢、河东，哥舒翰所率领的河西、陇右，皆属此列，“东北三师”“西方二师”作为自成体系的军事集团，存在结构性的矛盾，任何一方都不甘于下风；加之安、哥二人的个人矛盾，争斗也便有迹可循。

李武政权

黄永年所提出的“李武政权”概念，实则是把高宗、武后以来的政治同盟，予以连续性考察，即一个“以李氏居虚名、以武氏掌实权的畸形政权”如何运作。

高宗李治的嗣位得力于长孙无忌，此前李泰、李承乾的相继退出，最终使年幼的李治掌握权力。李治从永徽六年（655）开始，花费四年时间将长孙无忌、褚遂良的政治势力清除，一方面，长孙氏等没有一个可供另外拥立的皇室成员；另一方面，他们也没有掌握军权，在整个过程中，李治乾纲独断，很有政治手腕。关于武则天，《旧唐书》说“素多智计，兼涉文史”，于是“高宗既因政治原因要废王皇后，最合适的递补者当然是这个政治贤内助武昭仪。”黄永年认为，自从诛灭上官仪之后，武后参与朝政，二圣并存的局面，已经说明武后掌握大权。

武则天当政后，认为武氏家族的人应掌实权，所以她所封的武氏诸王都另有官职，尤以魏王武乘嗣、梁王武三思最为显要。此外，武后有意识将李、武两家血缘进行融合，因此缔结了大量的政治联姻，这正是她所希望达到的局面。

其后，武则天信任的张易之、张宗昌兄弟，逐渐在李武政权之外形成一股新的政治势力，武三思等人在武则天的指示下，也曾对张氏兄弟抱以谄媚姿态，但二张势力壮大后，就不免发生矛盾。在神龙元年（705）的军事政变中，剪除二张成为李武政权的共同利益，于是二张被除的结局自可预料。

中宗李显继位之时，武氏权臣依然掌握大权，李显对于这种情况采取接受态度。然而，李家势力中，开始有去掉武氏、让李氏独家掌控的行动——神龙三年（707），李重俊发动政变，袭杀武氏政权的代表武三思、武崇训，并且自己也在政变中身亡。这次袭击客观上削弱了武家势力，造成了韦后乘机扩充韦家权势。政变之前，韦后支持李显，政治身份同属于李武政权；政变之后，她不甘于此，准备效仿武则天，再次制造“二圣临朝”的状态。

睿宗李旦的第三子、后来的玄宗李隆基，在景龙四年（710）和先天二年（713）先后发动两次政变。他先是利用禁军杀死韦后、安乐公主（韦后女、武崇训妻）等人，使其父李旦继位；再则杀死太平公主（李旦妹、李隆基姑、武攸暨妻），最终获得全部政权。

李隆基在夺权过程中，展现出纵横捭阖的智慧。他先拉拢太平公主，一起针对飞扬跋扈的安乐公主进行打击，两位公主都能代表李武政权的利益，也都有条件掌握最高政权，因此在政治序列中势必存在冲突。睿宗即位后，他与太平公主结为同盟，意欲继续保持在李武政权的位置，然而，李隆基没有俯首称臣，在太平公主野心膨胀，俨然就要成为下一个“韦后”时，李隆基通过军事行动彻底扑灭了李武集团的势头，自此由武则天开创的政治形态也宣告终结。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玄宗掌握权力后，自然对皇子、后妃有着异乎寻常的警惕，他将皇子王孙汇集于长安，统一供养和管理，对于自己喜爱的武惠妃、杨贵妃，都是给了皇后待遇而不得正位为皇后，不得不说，皆是防微杜渐的手段。其后，以高力士为代表的宦官，实际上成为玄宗权力的延伸触角，也促成了后续的内、外朝矛盾。

斗争夺权的“紧张”还体现在玄宗一朝的宰相人选上，开元年间的宰相共计二十六人，最多者任满三年，少者只有几个月，即便如姚崇、宋璟、张九龄这样的名相，宰相生涯也极其短暂，究其原因，玄宗初立，各方势力竞相角逐，他也年富力强，有过问政局的心力，依然实践着制衡各方的帝王心术，不过，他对退位宰相的待遇普遍较好，多以高官厚禄安抚。后期，他任命李林甫主理政治长达十八年，也是由于渐入老年，赋税户口趋于稳定，不再有更多精力处理朝政。换言之，当年他对皇亲国戚的警惕，业已消失殆尽。

来源：北京日报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