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年叶飞私人宴请部下，南京军区欲安排：我这个副委员长还能当吗

摘要：1989年8月18日清晨，细雨刚停，叶飞的专列缓缓驶入南京站。这位身着便装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没有随行警车，也没有隆重迎接，仅带着秘书和两位工作人员走下月台。有人认出他，行了个军礼，他笑着点点头，便钻进一辆普通吉普车。此行他要在南京军区了解部队训练情况，更

1989年8月18日清晨，细雨刚停，叶飞的专列缓缓驶入南京站。这位身着便装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没有随行警车，也没有隆重迎接，仅带着秘书和两位工作人员走下月台。有人认出他，行了个军礼，他笑着点点头，便钻进一辆普通吉普车。此行他要在南京军区了解部队训练情况，更重要的是，抽空与老部下吃顿便饭，说说久违的“战壕里”的往事。

午饭前，秘书悄悄订好一家小馆子。叶飞交代得很清楚：所有费用自己掏腰包，绝不惊动军区后勤。谁料军区得知后，主动提出安排食宿并买单，还派人打电话给秘书：“老首长过来，理应我们负责。”秘书一时为难，只好将情况汇报。叶飞听完皱起了眉：“私人聚会，不能用公家的钱。要是传出去，我这个副委员长还能当吗？”短短一句话，像砸在秘书心口的石头，砰然作响。电话那头的军区领导最终只能无奈回话：“遵命，我们不插手。”

很多人至今记得这顿“自己掏钱”的饭局。十来位当年的连长、排长，如今头发花白，却依旧按战场番号相互称呼。“二营长，你坐这边。”一句招呼，把所有人拉回四十年前的黄泥战壕。叶飞举杯时只说了一句：“活着见面，很值！”桌上汽水和黄酒混着喝，菜式极简单，结账不到百元。离席时，他把账单装进公文包，生怕店家再收一次“部队招待费”。

叶飞对“公与私”的分寸感，从年轻时就刻进骨子里。1930年夏天，他被关进厦门死囚牢，脚踝上的铁镣至今在档案照片里清晰可见。牢里潮湿闷热，他却趴在石板地上抄写《共产党宣言》，自嘲“坐了回社会大学”。几个月后获救出狱，他第一件事不是回家，而是到组织报到，领了两块银元作路费，硬是只花了一块。多年后有人问他为什么如此“抠”，他笑着摇头：“那是党的钱，心里花不出去。”

抗战时期，新四军苏北根据地缺医少药，叶飞手下一个团一周只能领到半袋盐。江南雨季，饥饿和痢疾同时袭来。军医为他开小灶，偷偷将仅有的红糖兑进热水，想给他补补身子。他却把碗递给伤员，转身下命令：以后谁再搞特殊，“不要命的别干”。一句话传遍连队，对叶飞的敬畏随即刻在枪托，也刻进人心。

1949年春天，华东野战军十兵团准备渡海进攻金门。会前沙盘演练上，叶飞盯着参谋部画好的航线图，一个箭头一个箭头地推敲，最终决定先派一个加强营夜渡探路。参谋长认为稳妥，叶飞却复述了毛泽东的来电：“没有侦察，就没有发言权。”金门战斗因情报不足而失利后，他主动向中央检讨，电报里连用了三次“主责在我”。同僚劝他“大家都有错”，他摇头：“党员干部先担责，这是规矩。”

规矩还体现在生活琐事之中。1992年，他因肺部感染需要吸痰器，国内买不到，秘书托人在香港购置。卖家主动表示赠送，他听说后拍案而起：“买就得付钱，搞人情往来要不得。”第二天把港币原封退还，附上感谢信，对方哭笑不得。夫人忍不住抱怨：“老叶太轴，一点人情味都不讲。”实则这种“轴劲”正是他一生廉洁的密码。

再回到1989年的南京调研。除了看望老部下，他还专门花两天时间深入海军码头，旁听青年军官的训练汇报。不少年轻人大气不敢出，叶飞却打破沉默，问了句：“你们觉得舰艇最缺什么？”一位副舰长鼓足勇气回答：“缺现代化指挥系统。”叶飞点点头，回头对随行人员说：“记下来，回京协商。”几个月后，海军装备计划里果然出现了这一条目。

南京调研结束前，叶飞拒绝了军区安排的欢送宴，他和秘书拎着行李走进车站食堂，各要了一份三元的套餐。站台广播催促检票时，他转身拍拍秘书肩膀：“再过几年就退休，有些原则要留给后来人。”秘书记得自己当时只应了声“是”，嗓子却发哑。

1999年，叶飞与世长辞。他留下的东西很少：几套旧军装、一叠批示手稿、一张自己支付的南京饭局收据。收据字迹已经模糊，但落款处那几个工工整整的“叶飞”依旧扎眼。熟悉他的人常说，叶飞用一生证明，公私厘清并非口号，而是需要时时自警的行动。倘若在1989年他默许军区埋单，或许没人指责，但在他心里，底线就此失守，副委员长的威信也会被自己亲手掏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