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35年3月下旬，经过十分艰苦的突围行动，项英、陈毅等率领突围人员，在油山游击队交通员的带领下进入油山腹地，同中共信康赣雄特委书记李乐天、副书记杨尚奎等会合。
文/王新生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陈毅
1935年3月下旬，经过十分艰苦的突围行动，项英、陈毅等率领突围人员，在油山游击队交通员的带领下进入油山腹地，同中共信康赣雄特委书记李乐天、副书记杨尚奎等会合。
过了几日，蔡会文、陈丕显也率赣南省党政军机关和独立第六团突围到达油山。
油山，地处江西的信丰、大庾和广东的南雄三县交界处，主峰海拔1073米，四周峰峦起伏，山上高大的古松挺立，翠竹茂密，油茶树郁郁葱葱，并有齐腰深的茅草。进到山里，只见山山相套，山湾相环，好像进入了迷宫。熟悉这里的红军游击队，像是鱼在水中；不熟悉这里的国民党军，像是熊瞎子掉到深坑里，有多少劲都使不出。这里是开展游击战争的理想地方。
项英、陈毅、蔡会文、陈丕显先后突围到达油山后，国民党军即以超过红军游击队数倍的兵力，对这里进行严密包围和封锁。
敌情紧张，突围又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油山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情绪出现了混乱：一种是盲目乐观。这主要表现在赣粤边原有人员中。他们原有八九百人，项英、陈毅和蔡会文、陈丕显等率领部分红军突围到这里后，使这里的部队人数增加到1400多人。特别是项英、陈毅等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中央军区主要领导到了油山，他们认为可以在项英、陈毅领导下大干一番，把赣粤边搞成第二个革命根据地。另一种是死打硬拼的盲动主义。这主要表现在受王明 “左”的错误路线影响较深的人员中。信康赣雄军分区参谋长向湘林 （后叛变）对指战员们说：“中央苏区失败了，我们在山里打埋伏是可耻的。不如出去拼个痛快，拼掉几个算几个。”早在项英、陈毅及蔡会文、陈丕显率领突围部队到油山前，向湘林就曾经不顾实际，坚持采用正规红军大部队活动的方式，把军分区的部队拉出来，吹集合号，点名出发，要和敌人硬拼。结果，大队人马一行动，很快就引起了敌人的注意，马上派兵前来 “清剿”,搞得部队天天转移，十分被动。还有一种是悲观失望。这些同志经受不住失败的考验，认为中央苏区这次失败，比1927年大革命失败更严重，把好端端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葬送了。他们主张打埋伏，找个山深林密的地方蹲起来，不露面，不做工作，不进行战斗，等待长征的主力红军回师和新形势的到来。
项英、陈毅一致认为，不克服这三种情绪，不把大家的思想引导到正确的方针上来，要在赣粤边坚持长期游击战争是不可能的。
1935年4月初，在广东南雄县境的大岭下村，项英、陈毅召集中共信康赣雄特委、军分区和部队领导干部会议。会议先由李乐天汇报了部队突围经过和当时的敌我情况，杨尚奎汇报了当地党组织的情况、群众情绪和特委的打算。项英、陈毅在听取汇报后，对赣粤边局面的开展和保存革命力量等方面给予了表扬，同时指出国民党即将对赣粤边地区进行“清剿”，机关要精简，部队必须立即进行分散。
大岭下村会议还决定将中共信康赣雄特委改为赣粤边特委，仍由李乐天任书记，杨尚奎任副书记，陈丕显参加特委领导。
大岭下村会议后，针对国民党军即将对油山地区全面进攻的形势，项英、陈毅、李乐天、杨尚奎、陈丕显和刘新潮等人，带着侦察排，从油山转移到北山。
4月上旬，项英和陈毅在大庾县河洞乡的长岭村主持召开会议。李乐天、杨尚奎、蔡会文、陈丕显、刘新潮和赣粤边军分区政治部主任李国兴及机关、部队的连以上干部约 70人参加了会议。
项英在会议上首先作形势报告，传达了中央有关决议的精神。项英强调要正确认识革命形势，反对失败主义情绪，指出：红军主力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革命受到了挫折，但红军主力的存在和游击战争的进行，必将推动新的形势的到来；中国革命正在新的条件下向前发展，那种认为中国革命失败了的悲观情绪是错误的。他还针对指战员中存在的游击主义倾向，指出游击战争应以发动和领导群众斗争为主体，反对单纯打土豪。打土豪要严格执行阶级路线和政策。
接着，陈毅讲话。陈毅针对那种悲观失望的情绪指出：“红军主力转移,我们突围到油山，这是革命的低潮，是暂时的退却。但是，革命高潮必然要到来，革命前途是光明的。因为形势的发展已经出现了新的矛盾，这便是日益增长的民族矛盾。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东北，一定要进攻华北。他们占领了华北，一定要进攻全中国。一个全面的民族战斗，或早或迟，是一定要到来的。”
针对盲动主义情绪，陈毅深入浅出地做大家的思想工作：“如果我们跟敌人硬拼 ,拼掉一个少一个，正符合敌人消灭我们的意图。目前主要是保存力量，现在留下的同志虽然数量不多，但这是革命的‘血本’，是经过大风暴锻炼过的革命种子。保存下一个战士，将来局面开展了，可以当连长、营长；保存下一个县委书记，将来可以当省委书记，怎么能把他们放在炮筒子里轰呢？我们要十分珍惜党的这些财富。革命红旗不会倒，斗争一定要开展!在斗争中求生存!在斗争中求发展!在斗争中求胜利！”
为了适应游击战争的需要，陈毅还提出了迅速转变斗争方式和工作作风问题。并且针对一些从中央苏区来的同志习惯于正规战的一套做法，缺乏游击战争的经验，人地生疏，语言不通等情况，陈毅提出了虚心向本地同志学习的重要性。同时也要求本地同志向外来同志学习。他说：“两方面的同志各有长短，要加强团结，交流经验，互相取长补短。在今后长期的斗争中，一方面要防止脱离政治的倾向，加强政策学习,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做好政治思想工作；一方面要转变老一套的作风，采取新的斗争方式，迅速适应游击战争。我们这样做，就一定能胜利。”
项英、陈毅的讲话，像春风一样，吹散了油山的云雾，使与会的同志在迷惘中看到了光明的未来，看清了全国革命斗争的风云，顿感心胸开阔，极大地增强了坚持开展游击战争的勇气和信心。
在思想统一的基础上，长岭会议确定的斗争的方针是：“依靠群众，坚持斗争，积蓄力量，创造条件，迎接新的革命高潮！”
长岭会议和会议精神的贯彻，实现了由苏区工作作风到游击区工作作风的转变，从思想上、组织上为坚持赣粤边游击战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成为赣粤边三年游击战争的新起点。
项英、陈毅带领部分红军初到油山时，还可以在一些偏僻的地方找到小房子住。后来，敌人搜山，为了不让红军游击队有地方栖身，就把这些房子给烧了。有一段时间里，项英、陈毅和游击队只好风餐露宿。雨天，大家撑把伞在大树底下，背靠背互相以体温取暖坐着睡；晴天，就往古墓前的石板供桌上一躺 ，仰卧着看天上的星星、月亮。
赣粤边的春天，几乎天天下雨，靠一把伞遮雨，人整天泡在雨里，夜里很难入睡。特别是深山密林里，温度自然比平原低得多，春寒长，秋凉早。即使在夏天，夜里也是很凉的。游击队员穿得很单薄，晚上经常被露水打醒。
靠在大树下撑把雨伞过夜毕竟不是办法，日子久了身体是吃不消的。项英、陈毅就带领大家搭棚子住。棚子有竹棚、杉树皮棚和布棚。搭竹棚子费工比较大，同时破竹子时声音很大，容易被敌人听见，后来就改竹棚子为杉树皮棚。但是，杉树被剥皮后，白花花的一大片，也容易引起敌人的注意。于是，大家就开动脑筋，“创造”出布棚。搭布棚比较省工,成本也低。发给每人一块蓝布，蓝布的四角缝上一个襻，往四周树枝上一挂，便可以遮露挡雨。搬家时也很方便，只要把布的襻子一解，把地打扫干净就是了。游击队每个班都有一把勺子，搬家时只要用勺子往地上泼些水，就可以把地上的痕迹冲掉。有时，游击队在转移途中遇到山洞，就在山洞里过夜。相比较而言，住山洞还是暖和点。但不是哪里都有山洞住。
在艰苦的日子里 ，项英、陈毅和大家同甘共苦，患难与共，上下亲密无间。
一次，项英、陈毅和警卫员被敌人冲散，天亮后又在一个毛竹山窝里聚集到一块。他们 7个人，除项英的一名警卫员曾忠山外，其他人都一天一夜没有吃到东西了，个个又困又饿。曾忠山被冲散后向群众买了一斤米，煮了吃一顿。他把剩下的几两米带了回来，这几两米就成为大家的“宝贝”。
住下之后，大家轮流值班放哨，项英、陈毅争着值班放哨。警卫员不让他俩参加，他俩坚持要值班。无奈之下，大家只好让他俩值头一班，其余的人睡觉。大家决定，凡值班者可以抓一把米放在茶缸里煮点稀饭吃。由于谁都怕后面值班的同志吃不着米，都只抓一点点。 7个人都轮了一遍后，米竟然没有吃完。于是，大家又用剩下的米煮了一茶缸稀饭，可是谁也不肯吃。最后，大家到水沟边采一点野菜放进去和着煮。煮熟后，大家一起用树枝当筷子，你一口，我一口，才把这一茶缸稀饭吃完。
项英和陈毅的感情十分深厚，特别是他们分开行动或遇到大事无人商量时更为突出。 1936年初，他俩分开行动，项英负责以油山为中心的信康赣地区的领导工作，陈毅负责以北山为中心的南雄、大庾地区的领导工作。项英有一段时间没有得到陈毅的消息，便念叨起来：“大老刘 （陈毅突围到油山时称‘老刘’，由于有好几个同志姓刘，都称‘老刘’，所以大家称陈毅为‘大老刘’，以示区别）最近也不知怎样了，有些日子没见面了，不能和他聊工作、下围棋，心真是想得慌！”
其实，他俩没有见面的时间并不长，最多也不过3个来月，但相互之间总是惦念着。一次，项英接到交通员送来的陈毅的一封信，知道陈毅这一段工作特别忙，也很想念他。于是，项英决定到北山一趟，并建议陈毅召开一次干部会议，谈谈工作，交流交流情况，顺便也和陈毅聊聊。
在艰苦的斗争环境中，项英和陈毅结下了生死友谊。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卢沟桥事变，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卢沟桥事变不久，项英从报纸上得知了这个消息，立即给陈毅写信，派交通员火速送到南雄。陈毅接信后，立即赶到项英这里。两人商议之后，迅速召开了中共赣粤边特委会议，确定了同国民党当局进行谈判、联合抗日的方针。
根据特委会议的决定，项英撰写了《卢沟桥事变与抗日斗争的高潮》一文，号召：“保卫平津”、“保卫华北”、“保卫中国”、“反对一切和平妥协”！表示：“我们愿意联合抗日，为保卫祖国而奋斗！”
项英和陈毅还决定，将赣粤边游击队改名为江西抗日义勇军，广泛开展抗日宣传。
7月下旬，中共赣粤边特委通过同情者，得到了一些香港出版的进步书刊。项英、陈毅仔细地阅读这些书刊，希望从密密麻麻的字里行间，找到中共中央的消息。果然，他们从一本叫《新学识》的杂志里找到一篇介绍中国各党派的文章。文中引用了1937年5月上旬毛泽东在延安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的报告摘要。
项英、陈毅同党中央失去联系快三年了，通过《新学识》这本杂志间接地得到党中央、毛泽东的重要指示，如获至宝，高兴的心情真是难以形容。
7月底，项英、陈毅、杨尚奎、陈丕显和刘新潮等开会，学习毛泽东的讲话，领会党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认真研究形势的发展。这次会议之后，项英以个人名义写了一篇题为《中国新的革命阶段与党的路线》的文章。文章指出：中国革命已发展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国共两党重新合作的新阶段。现阶段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现阶段的中心任务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国共合作必须坚持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原则，即在特区和红军中党的领导权的保持；在国共两党关系上党的独立性和批评的自由的保持；抗日战争领导权的争取。游击队必须遵照党中央路线争取合作抗日，在上面三个条件下与国民党谈判；必须彻底转变工作方式，力求公开半公开地开展群众工作；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现并争取其中的领导权。
为了使赣粤边游击区各党政机关和红军游击队了解党中央的指示精神，项英和陈毅立即派人赴各地传达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和中共赣粤边特委的贯彻意见。他们还确定，将赣粤边红军游击队正式改名为赣南人民抗日义勇军。
当时，赣粤边的干部和红军游击队的思想一时难以扭转过来，接到特委的指示时，大家议论纷纷，有的说：“国民党和我们打了十年内战，还能跟他们合作抗日？”有的说：“同国民党合作，可不能上他们的当。”有的则说：“这下可好了，不用打仗了。”
这些议论说明，在历史转折关头，提高干部的思想觉悟，统一认识是十分必要的。为此，项英、陈毅、杨尚奎、陈丕显等于8月初召开了赣粤边游击区干部大会。项英在会上作了动员报告，指出：卢沟桥事变的爆发，使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阶级矛盾下降为次要矛盾，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已成为党的中心任务。在这样的情况下，各级干部必须尽快实行由反蒋到“联蒋 ”、由内战到抗日的思想转变。
陈毅在这次会议上指出：现在中国革命形势已经发展到一个新阶段，抗日高潮已经形成，大家要鼓起干劲去迎接新任务。
在项英、陈毅等的领导下，经过学习和讨论，赣粤边游击区的广大干部逐步弄通了思想，提高了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进行谈判、停止敌对行动和联合抗日的信心。
8月8日，项英、陈毅和特委的其他领导研究后，决定以中共赣粤边特委和赣粤边红军游击队的名义，正式发表《赣粤边共产党游击队联合宣言》。
《宣言》指出：“最近卢沟桥事件爆发，使整个民族的危亡，达到最后的生死关头。”强烈呼吁：“全国民众应在争取共同的民族利益下，团结一致，整齐步调，集中一切力量，予敌人以沉痛的打击！”并认为“这是挽救民族危亡，争取民族解放的胜利前提”。表示：我们赣粤边共产党和游击队“为争取民族的解放，挽救中国的危亡，放弃一切敌对政府的活动，停止游击战争”。同时要求国民政府“立即停止对游击区‘清剿’”。“更望政府当局为动员一切力量，保证抗日胜利须尽量允许民众抗日运动的自由，采取最低限度安定民生的必要处置。”
为使广大人民了解和接受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赣粤边各级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广泛深入群众，开展抗日宣传。他们把抗日的口号写到竹片上、木板上，插到交通要道处。投入江河中，漂流到大庾、信丰、南康、赣州等地。随后，中共赣粤边特委分别给国民党大庾、信丰、南康、南雄县政府和第四十六师写信，并把《赣粤边共产党游击队联合宣言》和告民众书寄给他们，呼吁团结合作，共同抗日。
但是，顽固坚持反共的国民党当局和国民党军队却借机大肆造谣，说什么“油山共匪要求投诚”，游击队应迅速下山让他们“收编”。并发出书信，要游击队负责人下山“自新”、“归顺”，如不接受“改编”，可以回家种地，等等。一些反动豪绅地主也乘机诬蔑红军游击队，挑拨红军游击队同群众的关系。
针对国民党当局这些卑鄙的伎俩，项英、陈毅主持召开了党组织和游击队干部会议。会议决定，对国民党当局造谣中伤和破坏合作抗日的行径，给予坚决的回击，为双方谈判创造条件。于是，赣粤边红军游击队继续进行武装活动，严厉打击国民党保安团。
在项英、陈毅领导下，赣粤边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再加上 “八一三”日军进攻上海，直接威胁蒋介石集团在东南的利益，迫使赣粤边国民党当局不得不停止反共，承认共产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的合法地位。之后，国民党军开始陆续从游击区撤走。
国民党军第四十六师和大庾、南康、信丰、南雄等县的县长，联合署名发表《告中共同志书》的快邮代电，欢迎红军游击队下山谈判，共商北上抗日事宜。
1937年9月，陈毅、项英先后到大庾、赣州、南昌，同国民党当局进行谈判，达成了红军游击队改为抗日义勇军等协议。
11月上旬，项英到延安向党中央汇报工作。项英到达延安后，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人当天就前往项英住处看望，对在南方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红军和游击队指战员表示亲切的慰问。
到延安后的一个来月时间里，项英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在学习党的方针政策的基础上，对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情况和经验教训进行了认真的回顾和总结，向党中央写出了长达 6万字的《三年来坚持的游击战争》的报告。
12月9日至 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项英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就《三年来坚持的游击战争》报告作了补充说明。
12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项英的报告，作出《对于南方游击区工作的决议》，高度评价：“项英同志及南方各游击区的同志在主力红军离开南方后，在极艰苦的条件下，长期坚持了英勇的游击战争，基本上正确地执行了党的路线，完成了党所给予他们的任务，以致能够保存各游击区在今天成为中国人民反日抗战的主要支点，使各游击队成为今天最好的抗日军队之一部。这是中国人民一个极可宝贵的胜利。”
12月14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门讨论了南方红军和游击队的改编问题。
项英在会上作了报告，其要点是：南方各游击区的主要情况，红军和游击队当时的分布，改编的原则，改编为新四军的初步意见等。
项英作完报告后，毛泽东首先发言，称赞项英的报告很好，提议中共中央东南分局主要负责人和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主席均由项英担任。
这次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东南分局，主要做地方工作，以项英、曾山、陈毅、方方、涂振农为委员，项英为书记，曾山为副书记；成立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以项英、陈毅、张鼎丞、曾山、黄道为委员，项英为主席 （后称书记 ），陈毅为副主席（后称副书记 ）。
12月下旬，项英到达武汉，同已被任命为新四军军长的叶挺一起组建新四军。新四军组建后，项英任副军长，陈毅任第一支队司令员，赣粤边红军游击队编入第一支队。从 1938年2月至 5月，新四军第一、第二、第三支队相继集结于皖南岩寺。与此同时，新四军第四支队东进到安徽立煌县 （今金寨县 ）流波疃地区集中。至此，新四军全军1.03万余人集中完毕。5月中旬，陈毅率领新四军第一支队主力，高唱着嘹亮的战歌，从岩寺出发挺进苏南抗日前线。
在携手胜利坚持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后，项英、陈毅又率领新四军，驰骋在抗日战争的疆场上，去完成历史赋予的新任务。
来源：党史博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