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大魔王——张献忠，建立大西政权，嗜杀成性，炙烤川蜀

摘要：中国历史长卷中，虽不乏以恐怖统治巩固权力的暴君，但明末张献忠的屠戮行为呈现出独特的病理特征。与那些基于政治算计的系统性暴力不同，这位号称"大西王"的起义领袖，其杀戮行为更似病态冲动的宣泄。史料记载其"面如金纸，虎颔豹睛"的威仪外表下，掩藏着"日不饮血则神思恍惚

中国历史长卷中，虽不乏以恐怖统治巩固权力的暴君，但明末张献忠的屠戮行为呈现出独特的病理特征。与那些基于政治算计的系统性暴力不同，这位号称"大西王"的起义领袖，其杀戮行为更似病态冲动的宣泄。史料记载其"面如金纸，虎颔豹睛"的威仪外表下，掩藏着"日不饮血则神思恍惚"的嗜血本性。

关于张献忠屠蜀的历史争议，实质折射了历史书写的复杂性。《明史》记载其军队以首级计功，累计杀戮竟达"六万万"之数，这显然违背了人口基数常识——明末全国人口尚不足两亿。这种数字的荒诞性不仅解构了文本本身的可靠性，更暗示着历史叙事中意识形态的操弄：封建史官通过数字魔幻化将农民起义妖魔化，而现代某些论述又陷入阶级叙事的偏执，两者都偏离了客观研究的轨道。

《明史》中那些夸张的“数字”记载，来源于明末清初学者毛奇龄的《后鉴录》。实际上，明末四川地区人口约四百万，其中近三百万死于张献忠之手，其余多为清军所杀。后来，清廷将自己屠戮的近百万人算作张献忠的罪行，这才是唯一的“不实诬蔑”。

无论如何，张献忠之乱确实导致蜀地几乎成为无人之地。

崇祯十六年底，原本已在湖南、江西取得重大进展的张献忠，突然放弃两地，转而大举入川。原因很简单：李自成势力过于强大，张献忠自知难以匹敌，于是选择远离，避免两败俱伤。

当时四川境内有一股名为“摇黄十三家”的匪盗势力，他们曾参与“荥阳大会”，是一群毫无政治抱负的地痞流氓，专事烧杀抢掠，给明朝四川官军造成了巨大消耗。张献忠利用这股势力在川内制造混乱，趁机再次入川，穿越下牢关，渡过三峡，如入无人之境，迅速攻下涪州，直逼重庆。

重庆三面临江，地势险要，易守难攻。然而，张献忠在城墙根下埋设炸药，一声巨响后，坚固的石墙轰然倒塌，其军队顺势涌入城内。

张献忠攻入城内后，首先处决了守城的巡抚陈士奇等官员，随后将明神宗第五子瑞王朱常洛押解至法场。当时天气晴朗，却突然响起震耳欲聋的雷声。

瑞王以仁慈著称于宗室，信佛且深得民心。

张献忠大笑着对天喊道："如果天上再打雷，我就放了瑞王不杀！"结果等待片刻后天空果然寂静无声。

于是张献忠亲自挥刀斩下瑞王首级，并屠戮其家人及重庆官吏共一万多人。

当天下午，山城上空乌云密布，电闪雷鸣，白昼如同黑夜。但张献忠毫不畏惧，命士兵开炮向天射击，不久天气便转阴为晴。

此时张献忠的屠杀手段相对克制。他俘获了三万七千名明军，仅砍去他们的一只手臂后全部释放。操场上堆积如山的断臂触目惊心。这些独臂士兵逃出重庆后，成为张献忠恐怖统治的活生生宣传品，沿途各地百姓闻风而逃。

攻克重庆后，张献忠把目标转向成都。成都作为大明二百七十年来的富庶之地，蜀王虽博学多才被称为“蜀秀才”，却因吝啬不肯拿出王府财宝犒赏军队。

经过四天的围攻，张献忠成功攻入成都。蜀王夫妇与当地总兵选择投井自尽。

巡抚刘之勃不幸被俘。由于他也是陕西人，张献忠试图劝降，但遭到刘之勃的大声痛骂。

愤怒之下，张献忠下令将其绑在校场，并以凌迟处死。

临刑前，刘之勃高呼：“宁愿多受一刀之苦，也愿少一个百姓丧命！”

随后，张献忠命令士兵用箭射杀刘之勃，最终将其残忍杀害。

因攻城时遭遇抵抗，张献忠本打算屠城，但在义子孙可望（时任“平东将军”，当时名为张可旺）的苦苦哀求下才改变主意。

孙可望跪地进言道：“大王转战十年，所到之处屠戮殆尽，却始终未能占据一寸土地作为根基。这并非将士们追随您的初衷。如今我们历经千辛万苦夺得成都，应以此为复兴基业之地。若屠尽全城百姓，又如何让将士们继续效忠？若执意如此，请先以您手中宝剑取我性命！”张献忠听后沉思片刻，最终取消了屠城令。

成都失守后，四川大部分州府迅速沦陷，很快落入张献忠之手。当时仅剩遵义（今属贵州）、石柱（由秦良玉部驻守）及黎州尚未被攻占，其余地区皆已脱离明朝控制。

李自成在陕西失败后曾尝试派兵进攻成都，却被张献忠击退。至此，两支农民军不仅未能联手，反而公开决裂。

取得小胜后，张献忠贪得无厌，立即挥师北上攻打李自成占据的汉中府，结果反被“大顺”军击败。然而仅仅几十天后，李自成便放弃西安撤退，导致张献忠的北部防线直接暴露于清军威胁之下。

张献忠在成都建立大西国称帝后，做了许多残暴的事情。他迎娶大学士陈演之女为皇后，修建豪华桥梁直达蜀王府，桥上装饰彩灯璀璨。但仅仅十天后，他就杀害了陈皇后及她在成都的所有亲属。

张献忠还举行了科举考试，录取一百三十名进士。然而不久后，他突然下令将所有进士屠杀殆尽。

其中状元张大受年少有为、相貌堂堂。

张献忠起初非常欣赏他，赐予大量财物、房产和美女。但第五天早上，张献忠突然心生疑虑，担心张大受日后会对自己不利，于是立即下令处死张大受，并将其全家及所赐家丁美女全部杀害。

这些事件反映了张献忠性格多疑、残暴无情的本质，他常用“打发”和“收拾”两个词来下达杀人命令，前者指杀本人，后者指灭门。

当时，四川各地参加科举考试的生员尚未离开，张献忠假意宣布再次举行考试，将这些读书人诱骗至青羊宫，进入者无一幸免，总共杀害了约一万人。士子们携带的笔砚等文具，瞬间堆积成山。而那些随行的女性家属，则被关押进青楼强迫为妓，不久之后，张献忠又下令将她们全部处死。

屠杀完文生后，张献忠又假装开设武科考试。数千名武举聚集在校场，每人分得一匹劣马骑乘。突然间，炮声震天，金鼓齐鸣，士兵们居高临下向武举们射箭，把他们当作猎物逐一射杀。即便有侥幸未死者，也因跌落马下而被践踏成泥。

对于朝臣，张献忠同样残忍无情。有一次上朝时，他突然打了个喷嚏，心情不悦，立刻命士兵将三百多人拖出去斩首。有人劝阻，他却轻蔑一笑：“难道还怕没有人为官吗？”更有甚者，在朝会期间，张献忠会让士兵牵出数十头体型庞大的獒犬进入殿内。只要獒犬嗅到谁，那个人就会立即被拖出去斩首，这种行为被称为“天杀”。

尽管如此残暴，“大西”政权建立后却没有明确的治理制度。数十万大军的衣食全靠抢掠和搜刮，没有任何赋税政策可言。然而，张献忠却懂得铸钱，他命令将从王府和富户那里抢来的精钢以及佛像熔化，铸造成名为“大顺通宝”的钱币。这些钱币色泽鲜艳、光润精致，其品质之高几乎可以与赤金媲美。

值得注意的是，张献忠对两位外国传教士——耶稣会的意大利人利类思和葡萄牙人安文思——却表现得格外优待。这两位传教士向张献忠献上了红铜制作的地球仪和日冕等物品，张献忠对此感到新奇且欣喜，于是下令将二人尊养起来，并时常带在身边以供咨询。

这两位传教士因此得以幸存，并在其日记中记录下了许多关于张献忠残酷杀人的真实客观描述（相比之下，国人的记载往往难以得到广泛信任，而外国人留下的记录则更容易被人接受）。

由于其统治方式极为残暴，川地的郡县民众不堪压迫，纷纷揭竿而起进行反抗。这一系列的反抗活动，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与当时的大环境紧密相连。

随着李自成的失败以及南明政权的建立，民众心中对张献忠的仇恨愈发强烈，各地相继爆发了针对“大西”官兵的袭击行动。

面对此等局面，张献忠怒不可遏，随即下达了“除城尽剿”的严酷命令。他派遣军队四处扫荡，无论是偏远的乡村还是深山峡谷，都未能逃脱搜捕的命运。更令人发指的是，杀戮竟成为了晋升的手段，按照杀人数量的多少来决定官职的高低。有士兵因一日屠杀数百人而迅速升迁为都督。因此，在张献忠军营覆灭之前，麾下聚集了众多凭借屠戮积累功勋的公侯“大官”。

张献忠军队在杀人时还赋予各种残忍的名目：割断手足被称为“匏奴”，从背部切割则称为“边地”，用枪刺穿背部叫作“雪鳅”，甚至将儿童围于火堆中烤炙称为“贯戏”。

更为骇人听闻的是，士兵们用人尸作为马槽，将麦豆置于血淋淋的腹腔内喂食军马，还掺杂人肝作为所谓的“精饲料”。在这种环境下，军马也变得极其凶残。除了对人类的屠杀外，他们还将牛犬等牲畜搜寻殆尽并加以杀害，声称不给后来者留下任何畜种。

在蜀王府中，张献忠偶然发现端礼门城楼上供奉着一尊奇特的人像——身着公侯品级的服饰，实则是真人皮制成，内部填充金玉。经蜀宫宦者解释才得知，这是明朝开国功臣蓝玉的人皮。当初朱元璋处决蓝玉后，将其人皮剥下在全国巡展，当途经云南进入四川时，因当时的蜀王是蓝玉的女婿，便悄悄将岳父的人皮保留下来秘密供奉。

据史料记载，张献忠在建立大西政权后，常以严酷刑罚震慑臣民。他命士卒将人皮剥下，经石灰处理后填充稻草，制成"人皮标本"立于王府前街道两侧，远远望去犹如排列整齐的纸扎人偶。有部下进言此景不祥，张献忠遂改良刑罚，创"半身剥皮"之法：仅剥去受刑者背部皮肤，再将其放逐荒野，严禁救助，任其在痛苦中慢慢死去。

在处决犯人时，张献忠定下严规：凌迟之刑必须割满五百刀方能让犯人断气，若刽子手未能完成，则按同法处死。大西军所到之处，尸骸堆积如山，腐臭弥漫。为统计战功，将士们将砍下的手掌堆叠成"手山"，蔚为壮观。有缴获的军报显示，某副总兵自称已斩获一千七百余只人手。

张献忠治军极为严苛。每攻占一城，必令军队四面合围，待天明后展开屠杀，务求斩尽杀绝。事后还要仔细搜检，确保无人漏网。若发现某城有逃匿者，负责清剿的将领将面临剥皮酷刑。这种铁血手段，使大西军在执行命令时不敢有丝毫懈怠。

大西军除屠戮百姓外，更将民居尽数焚毁。未燃尽的残木断椽皆被聚集成堆，付之一炬。面对巍然矗立的石雕殿柱，则以油浸绸缎层层包裹，烈焰焚之，直至柱裂石崩方肯罢休。尤为残忍的是，因屠杀幼童不能记功，这些刽子手便将孩童弃置道旁，或任战马践踏，或将幼小身躯抛向空中，以利刃相迎取乐。其行径之暴虐，令人发指。

张献忠的残暴行径令人发指，无论亲疏皆难逃其害。他天性喜欢宴请朋友，在王府中与陕西同乡豪饮作乐，临别时还会慷慨赠送黄金珠宝。

酒酣耳热之后，那些满心欢喜的陕西友人辞别离去。

然而，张献忠早已安排壮士埋伏于路旁，将他们全部杀害，并夺回所赠财物。随后，士兵们将“友人”的首级洗净装入锦匣送回。

有时张献忠独自饮酒感到无趣，便会大喊一声“唤好友来！”随即，士兵们把冰镇的人头整齐摆放在巨型宴桌上。他本人举杯劝酒，态度热情亲切，仿佛面对活人一般，还将这种场面称为“聚首欢宴”。他还特别嗜好砍下妇女的小脚，堆砌在花园中形成“小脚峰”。

某日，他与爱妾对饮赏景，仰望眼前的小脚堆，遗憾地说：“只差一只足尖，若加上会更加美观。”爱妾略带醉意，伸出自己精致的三寸金莲，笑着问：“我的脚如何？”

张献忠接过细看后称赞“很好”，随即一刀割下她的脚抛到小脚堆上。爱妾痛苦哀嚎倒地，他又补上一刀，斩下了她美丽的头颅。他的数十名爱妾，最终都难逃被残忍杀害的命运，死状极为凄惨。

张献忠，这位历史上充满争议的人物，其行为常常超越常人理解。尽管有“虎毒不食子”的说法，但他却亲手杀害了自己的幼子。某夜，他突然发怒，将年仅数岁的孩子残忍杀害。

然而，到了次日清晨，当他看到孩子的尸体躺在席间时，又迁怒于身边的侍从，认为他们未能及时劝阻，于是下令屠杀了数百人。

张献忠的性格特点被形容为“醉柔而醒暴”。饮酒之后，他反而常常表现出宽容的一面，饶恕他人；但一旦清醒，他的残暴本性就会显露无遗，必须见到鲜血才能满足。

1645年秋，张献忠在撤离成都之前，实施了大规模屠杀。当时，成都城内数十万居民被驱赶到南门外，当他们看到张献忠骑马而来时，纷纷跪地求饶，自称是良民顺民。

然而，张献忠却陷入疯狂状态，策马冲入人群，挥刀砍杀，口中不断喊着：“杀！杀！杀！”士兵们也跟着用刀剑、长矛肆意屠戮，血流成河，场面极为惨烈。

临行前，张献忠还下令各营清点所掠夺的财物，并要求杀死所有被掳掠的妇女。由于抢掠的金银珠宝数量过于庞大，无法全部带走，他命令数千人挖掘锦江河道，改变水流方向，在河床底部开凿洞穴，铺设青石，将价值连城的财宝埋藏其中，据说总数高达数千万两。为了保守秘密，他随后将参与埋藏财宝的所有工匠全部屠杀，并让河水重新回流，覆盖住这些财宝，这一宝藏被称为“锢金”。

张献忠在顺庆时做出了一系列残忍的举动。他突然命令屠杀军队中的十多万四川籍士兵，只有都督刘世忠的一支部队提前得知消息逃脱。刘世忠随后逃往川北并投降了清军。

在屠戮川籍士兵后，张献忠认为携带家眷的士兵是累赘，于是以挑选水军为借口，命令所有士兵及其家属从他面前经过接受检查。只要他喊一声“你！”，被挑中的人就会立即被集中起来。如果父母被选中，子女不能回头；若妻子被选中，丈夫也不能回头。

最终，近四万人被挑出，关进一座木制围城中。张献忠先用大炮轰击，杀死大部分，然后派兵砍杀剩余的人，对于仍然存活的几千人，则将他们驱赶到江中淹死。这种自残军队的行为可以说是张献忠的“创举”。

几轮屠杀之后，张献忠派人统计人数，回报说还有六七万人。张献忠对此非常愤怒，声称自己只需要三千精兵就能横行天下。于是他严令手下将领继续屠杀。“每天负责带人头的军官必须报告处死十多人的情况，先从关系疏远的人开始，最后涉及到亲近之人，人们无法自保，也无计可施。”（《蜀警录》）

当部队到达西充时，大西军中的降兵、被掳掠的平民以及新招募的士兵几乎被屠杀殆尽，数十万军人和他们的家属都被自己的同伙杀害，只剩下一些老归附的将领和士兵。

除了张献忠外，蜀地的“摇黄十三家”也有类似的暴行。这些“摇黄贼”更加恶劣的是，他们杀人往往只是为了取乐，其残酷程度甚至超过了张献忠。尽管张献忠军纪严酷，他的部下因为害怕而不得不执行命令，但也发生了几个将领因不忍心屠杀百姓而自杀的情况。

张献忠率领数万军队攻占顺庆（今南充）城后，屠杀了十余万当地居民。由于连年征战和屠杀，他的部下人心惶惶，时常有士兵逃亡，有时甚至整营数千人集体离开，但张献忠对此并不十分在意。

一天夜里，张献忠在军营中休息时，一只老鼠钻进了他的被窝，这让他勃然大怒。他手持宝剑在帐篷里四处砍杀，却始终未能捉住那只老鼠。愤怒至极的他下令，次日每个士兵必须交出一只老鼠，否则将以人头抵数。士兵们为了保命，连夜拆房毁屋、熏仓挖洞，最终在天亮前收集了大量老鼠尸体，堆积如山般放在辕门之外。

此时的张献忠已萌生退意，打算放弃四川，返回老家陕西发展。他对义子孙可望等人说道：“朕占据四川两年，百姓始终不肯归附。如果能回到陕西夺得长安，便可雄视中原，成就大业。”

然而，当他抵达顺庆、西充等地后，又命令士兵伐木造船，声称要攻打南京。这一举动或许是为了迷惑敌人，或许是出于疯狂的发泄，又或者是穷途末路下的盲目折腾。无论如何，张献忠生命的最后几个月显得极度躁狂，而只有在杀人时，他才能感受到片刻的平静。

张献忠其人，以残忍嗜杀闻名于史册。在明清笔记与各类史料记载中，他常被描绘成一个“天煞星”，仿佛是天生的魔王转世，注定带来灾难。然而，若仔细探究，不过是个狡黠凡人罢了。

特别是在四川的最后岁月里，张献忠深恐部下反叛，常常利用一些心理战术来震慑众人。比如，他会趁着人群聚集时，取出怀中的黑皮小册子，装作阎罗王手中的生死簿，口中喃喃自语：“天教我杀，我敢不杀？”以此营造一种神秘而恐怖的氛围，让部下心生畏惧。

然而，在与亲信的私下交谈中，张献忠的真实想法和狭隘胸怀却暴露无遗。有一次，他饮酒后沉默良久，对几个义子说道：“皇帝真是难做！我现在手头有金银数万两、绒货数万挑、驴马百千头。如果实在不行，咱们可以去南京做绒货商人，靠买卖赚钱过日子。

”有人听后不解，问道：“既然如此，为何不直接解散士兵，而非要将他们尽数杀害呢？”

张献忠回答道：“我脸上有刀疤，如果不把这些人都杀了，日后难免会有人认出我。”此言一出，众人顿时哑口无言。从这段对话中可以看出，张献忠不仅心胸狭窄，而且智谋低下，显然无法长久维持统治。他的这些短视行为，也注定了最终失败的命运。

权力一旦掌握在手中，便容易使人肆意妄为。张献忠因手握众人生死大权，且能够先发制人，所以无人敢劝阻他。然而，正所谓“势随权生，权依势涨”，这种滥用权力的行为，最终只会导致自身的毁灭。

1647年初，曾经投降清军的四川将领刘进忠对当地地形极为熟悉，他带领清军在四川境内追击张献忠。当时清军的主帅是豪格，得知张献忠在西充凤凰山下安营扎寨后，立即派遣鳌拜和准塔两位满族将领为先锋，在刘进忠的引导下，日夜兼程三百里，直奔张献忠的大营。

此时，张献忠麾下仍有近十万大军，却完全未察觉清军已逼近。突然有士兵慌忙来报：“鞑子来了！”

张献忠大怒，一挥手就砍杀了报信的士兵，骂道：“胡言乱语！什么鞑子，不过是摇黄贼罢了。

”不久，又一名哨探前来报告，张献忠再次将其斩杀。他没有穿上盔甲，只手持短刀，带着十几个亲兵亲自出营查看，行至数十米外的太阳溪边。

刘进忠一眼认出张献忠，便指给满将看：“那就是张献忠！”清军中一名神箭手迅速瞄准，一箭射向张献忠，正中其左乳。

张献忠惨叫一声，倒在地上痛苦挣扎，最终毙命。

张献忠的部下见状，纷纷奔回大营高呼：“大王死了！”全军瞬间崩溃。清军乘势进攻，大西军数万人被屠杀，仅军官就被斩首二千三百余人，所有马匹和物资都被清军缴获。张献忠的部将孙可望、刘文秀、李定国、艾能奇等人率领残余部队逃往重庆、遵义，最终退入云南，后来大多成为南明永历政权名义下的将领。

孙可望最终选择投降清朝，而李定国、刘文秀等人却成为南明的忠臣，与清军顽强战斗至生命最后一刻。历史常常充满出人意料的情节，这也让后人对这段历史充满了无尽的遐想与猜测。

李定国之所以能够“尽忠报国”，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一位在蜀地被纳入军中的文人——金公趾。他经常为李定国讲解《三国演义》，并将孙可望比作董卓、曹操，而把李定国比作诸葛亮。这种比喻深深触动了李定国的忠义之心。他谦逊地表示：“不敢自比诸葛亮，若能像关云长、张翼德或姜维那样一心报国，便已足够！”正是这份信念支撑着他历经千辛万苦，直至病逝仍忠于大明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