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1989年到2018年，美国动物学家乔治•夏勒与蒙古国及其他国家的生物学家合作，跟踪、观察了蒙古旷野中最为稀少的一些物种。夏勒最为珍视的地方是蒙古辽阔而又脆弱的东部草原，他白描了这些美得惊人的荒野。另外，夏勒还在书中描写了这片土地及其人民。乔治·夏勒一生致力

【编者按】从1989年到2018年，美国动物学家乔治•夏勒与蒙古国及其他国家的生物学家合作，跟踪、观察了蒙古旷野中最为稀少的一些物种。夏勒最为珍视的地方是蒙古辽阔而又脆弱的东部草原，他白描了这些美得惊人的荒野。另外，夏勒还在书中描写了这片土地及其人民。乔治·夏勒一生致力于野生动物的保护和研究，在世界各地推动了20多个自然保护区和国家公园的设立。1980年他应世界自然基金会邀请来到中国开展大熊猫研究工作，后又经中国政府批准进入青藏高原地区开展了多年野生动物研究工作，对中国的自然保护工作做出过重要贡献。本文摘自《深入野性蒙古》（[美] 乔治·夏勒著，刘炎林、于洋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5年4月版），澎湃新闻经授权刊发。有删节。

《深入野性蒙古》，[美] 乔治·夏勒著，刘炎林、于洋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5年4月版，224页，59.00元。

1991年……新的机构涌入蒙古，如世界银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和德国、荷兰、丹麦等其他国家的援助项目，以及许多来自欧洲和北美的非政府组织。每个组织都配备了领高薪的工作人员，大多数人不会说蒙古语或俄语。几乎没有工作人员深入了解蒙古及其迫切需求，这种无知使他们难以有效使用其机构的发展资金。反过来，蒙古也被各种项目和资金所淹没。政府没有能力应对几十个非政府组织，更不用说提供翻译和训练有素的本国人员来对接外国顾问（除了法律要求，这些对接人员是外国组织和政府之间的重要中间人）。突然间，这个国家又一次受制于外来的价值体系。

1993年，我成为这些外来“暴徒”中的一员，为期两个月；1994年再次造访，因为以前在蒙古调查野生动物的经验，我应邀协助UNDP的一个项目，该项目由全球环境基金（GEF）资助。这是我第一次直接参与大型捐赠机构的工作，我发现它很有启发性。几十年来，我一直为开展野外调查争取小额资助，但在印度和非洲各国工作时，我听到了一些关于大型项目有效性（或缺乏有效性）的闲言碎语。

1993年

1993年6月30日，UNDP项目参与者介绍会在蒙古自然和环境部开幕，部长赞巴·巴特贾尔格用时十分钟，宣读了欢迎词——尽管一些被邀请的参与者还没有到达，因为项目启动日期被唐突地修改了多次。巴特贾尔格讲话后，项目负责人沃尔特·帕尔默（Walter Palmer）致辞。帕尔默四十岁上下，中等身材，他双腿分开站住，大拇指勾住裤兜，好像准备指挥一个排的军队。他告诉我们，这个项目有三百万美元的预算，分为七个部分，涉及生物多样性和人类生计。

我们每个人将领到一部分，三天内提交一份详细的行动计划，包括预算。三天？人们疑惑地沉默着。制订一份详尽的计划需要很多天，甚至几周的时间；我们必须考察和评估我们分配到的项目地点，收集相关信息，才能有坚实的行动和管理建议。此外，到目前为止，UNDP还没有与蒙古政府各部门协调该计划，也没有指定翻译和当地与我们对接的人员。自然，大家提出了很多问题，但都被以一种防御性和不耐烦的方式搪塞过去了。我被分配到保护区规划和濒危物种保护项目。

随后几天的会议，让我们明确意识到有效运作该项目有多困难。立刻涌现的问题是，项目的重复性。UNDP正推动一个生态旅游项目，但在蒙古的其他几个组织也在做。来自荷兰的彼得·格默拉德（Pieter Germeraad）管理着一个重新引入普氏野马的项目。这种野马几十年前在野外灭绝，但有部分幸存在人工圈养环境中。然而，另外两个野马重引入项目也在推动中。

然后我还发现，UNDP不给我们的蒙古同事发日津贴，那是应该收到的野外工作津贴，如果他们为政府工作的话。大多数蒙古同事以某种方式受雇于政府，他们实际上在为UNDP无偿工作。……当时政府雇员的工资非常低，通常是每天两美元左右。有些人不得不兼职做点买卖，在中国购买货物，然后在蒙古或俄罗斯出售，赚取少量利润养家糊口。UNDP的做派自然会引起人们强烈的反感，不情愿跟我们这些外国人合作或提供过去的研究资料。每个蒙古人都很清楚，UNDP给外国人的日津贴比政府的月薪高出两倍甚至更多。我们代表我们的蒙古同事极力反对，几个星期后，UNDP才给他们发放了少量津贴。

我们几个兴趣相投的外国人聚在一起……汤姆·麦卡锡，前一年研究雪豹的同事，也在这里。他跟UNDP有一份研究协议，但在没有任何解释的情况下，项目期被缩短了。官方对这件事和其他类似突变的解释是，“这只是一个协议”，毫无用处。两位年轻而热情的项目人员，杰夫·格里芬（Jeff Griffin）和马克·约翰斯塔德（Mark Johnstad），成了我们在城里和野外的伙伴。在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WWF）工作的德国人亨利·米克斯（Henry Mix）也一样。能说流利英语和德语的帕雷沙夫·苏夫德（Pareshav Suvd）给了我们很多宝贵的帮助和建议。我还见到了森林和野生动物所的S.阿木嘎兰巴特尔（S. Amgalanbaatar），人称“阿木嘎”（Amga），他致力于研究盘羊。我们很快就一起开展野外考察。科学院的原羚生物学家巴达玛扎布·勒哈格瓦苏伦［Badamjavin Lhagvasuren，简称“拉瓦”（Lhagva）］也成为一位重要的同事。他高大健壮，名片上写着“自行车环游世界之旅”。慢慢地，我们建立了一个野外团队。但我们还必须与负责蒙古自然保护区的查吉德（Tsaniid）打交道。查尼德身材魁梧，面色红润，常在我们开会时打瞌睡。我向他提到，我们的团队将到访东部草原，探索潜在的新保护区。他睡眼惺忪地看着我，说他不希望我去；他已经有足够的保护区，而且反正他们会在所有的保护区中钻探石油和天然气，令我扼腕叹息。

……幸运的是，一个由俄罗斯科学家组成的科考队刚刚返回乌兰巴托。科考队里有安娜·鲁什切金娜［Anna Lushchekina，简称“安雅”（Anya）］，她自1975年以来一直在研究蒙原羚。我们很快发现，俄罗斯科考队有各种能即刻帮到我们的东西，包括蒙古所有地区的精美地图。他们还为大戈壁国家公园制订了详细的管理计划，这样我们就不必制订新的计划，只需更新他们的计划就可以。

……

终于，7月14日，在乌兰巴托待了两个星期后，杰夫、阿木嘎、一位名叫苏米亚（Sumiya）的水文学家和我飞往乔巴山，考察东部草原……终于来到开阔的草原上，我的情绪也随之高涨。

牧民家庭一如既往地热情好客。我们在一个蒙古包前停下来询问情况，主人邀请我们进去喝杯茶，吃点干奶酪。我注意到，几乎所有散布在草原上的柴油水泵都被毁坏了，机器被砸坏或偷走。这些水井对牧民家庭和牲畜至关重要，尤其是在周期性到来的旱季。我向主人问起此事。他凄凉地答道：“苏联人建造了它们。现在它们不属于任何人。”……赞巴·巴特贾加尔在《脆弱的环境、弱势群体和敏感的社会》（Fragile Environment, Vulnerable People and Sensitive Society，2007 年）一书中细致入微地指出，“几乎所有的水坝和其他用于灌溉牧场、耕地的设施，以及成千上万的水井、家畜的圈舍和围栏都失去了所有权和妥善管理”。由于缺乏明确的土地所有权，政府对畜牧生产和牧场使用规则的控制也停止了。此外，国有牧场和合作社为牧民家庭提供重要的社会服务，如医疗保健、教育和交通，政府也免除了这些责任。

在J. M. 萨蒂和S. G. 雷诺兹（J. M. Suttie & S. G. Reynolds）2003年汇编的《温带亚洲的游牧系统》（Transhumant Grazing System in Temperate Asia）中，有一篇文章指出，没有土地权属规则，“每片草场都成为当地个人之间和牧民群体内部纠纷的焦点”。在所谓的民主制度下，所有人都觉得自己是平等的，可以随心所欲，即使所作所为会给自己带来伤害，比如砸坏水泵。一位蒙古人对我说，他的同胞“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什么时候做就什么时候做”。这些举动是出于道德信念，还是为破坏公共财物找理由？我不知道他们是如何将这种行为合理化的，当然也不理解。但是极端主义会自我强化；人们对彼此的不满做出反应。而且，大多数人都倾向于为自己的方便而调整道德价值观。

流动性是确保牲畜和牧场可持续的主要放牧策略。在蒙古东部草原，牧民传统上每年都要迁移七八次，给牲畜提供营养丰富的草料，确保牲畜储存充足的脂肪，度过漫长而凋敝的冬季和春季。制度法规的崩溃导致许多牧民放弃了他们的传统方式，造成牧场过度放牧和荒漠化。特别是在城镇附近，这些天牧民往往聚集在那里。许多牧民为了躲避旧制度的管制而搬到城镇，现在他们又回到草原上，往往是为了饲养山羊，因为山羊绒在国际市场上能卖出高价。没有了管制，牲畜数量激增。1924年蒙古独立时估计有1400万头牲畜，1992年苏联人离开时约有2600万头。到2017年，“牲畜数量超过7000万头”，如温达玛·贾姆斯兰（Undarmaa Jamsran）、田村谦治（Kenji Tamura）、纳萨格多尔吉·卢夫桑（Natsagdorj Luvsan）和山中典和（Norikazu Yamanaka）编辑的精湛报告《蒙古草原生态系统》中所述。伴随着牲畜数量不断增加的成功到来的是它们最终的毁灭。草场退化是蒙古的严重问题，蒙古人需要在草场和牲畜之间重新建立平衡。如果像1993年那样，牲畜所有权是私人的，而草场是公共的，那么牧民就没有动力去管理和改善或可持续地使用草场。土地使用权改革势在必行。

我们到达马塔德镇（Matad）。这里有240户人家，没有电。当地野生动物管理员无法跟我们见面，因为他喝醉了。一位官员来到我们住宿的小旅馆门口，警告我们要小心。镇上唯一的警察最近遭到当地帮派的殴打。我们在烛光下吃晚餐，面条和羊肉。我们的司机麦格玛拆掉了车门的把手，使它更难被偷。现在他要把车开到草原的深处，睡在车里，防止它在镇上遭到破坏。

接下来的几天里，我们继续开车穿越大草原。许多蒙原羚从我们身边逃走，它们成群结队，一群有500只甚至更多。我注意到现在刚过了繁殖季，大约三分之二的母原羚带着小原羚，这是一个繁盛的年份。大草原再次占据我的心，我想在清澈的天空下大步走过辽阔的美景，走向地平线。我们继续前进，记录了一个洞穴里的四只狼崽、几只大鸨、沼泽地里优雅的白枕鹤，以及其他转瞬即逝的景象。我们绕了一个大圈，朝乔巴山方向驶去。在一个镇上，我们想要购买汽油。“巴克瓦”（bakwa），没有。现在我们必须返回。7月24日，我们回到乔巴山，准备继续前往乌兰巴托。

俄罗斯科考队邀请我加入他们的戈壁调查，我欣然接受。科考队在乌兰巴托留了两辆巨大的嘎斯66卡车（高尔基汽车厂生产），等待他们返回。在此期间，车胎和备胎都已经被盗。我们乘坐两辆卡车和一辆吉普车出发，总共十五人，包括三名俄罗斯司机。原羚专家安雅是指定的领队，尽管实际负责的是俄罗斯科学院的彼得·古宁（Peter Gunin）。来自俄罗斯科学院的还有研究景观和地形的地貌学家阿纳托利·普雷舍帕（Anatoly Preschepa）和植物学家尼古拉·斯莱米涅夫（Nikolai Sleminev）。灰头发的米哈伊尔·萨姆索诺夫（Mikhail Samsonov）凭借出色的英语，成为那些不太说俄语或英语的人的翻译。杰夫·格里芬（Jeff Griffin）和我是美国人，后来美国鱼类和野生动物管理局的史蒂夫·科尔（Steve Kohl）也曾短暂加入。英国人约翰·黑尔（John Hare）高大、瘦削，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工作。他是野骆驼的狂热爱好者，之后将在中国的沙漠中调查这些动物。团队中还有几位蒙古人，除了阿木嘎，还有萨兰图雅（Sarantuya）和达舍维格（Dashzeveg），他俩都是科学院的研究生。这是一个庞大、有趣和多样的团队。

……

第二天下午晚些时候，我们到达图雅河（Tuuya River）。图雅河流入一弯浅湖，奥罗格努尔（Orog Nuur）。通常情况下，这条河是干涸的，或者只是涓涓细流。但今天我们面对的是沿着几条河道奔腾的乳褐色洪水。去年戈壁雨水充沛，但今年的雨量是自1938年以来最大的。两辆卡车在引擎盖那么深的河水中试图到达对岸历历在望的城镇。我认识其中一个司机。他告诉我，他们在这里待了三天了，镇上的人说缺少柴油，拒绝用拖拉机拉他们出来。我猜想，镇上的柴油是充足的，但要付出代价。我给了司机七美元，第二天拖拉机突然就可以用了。

早上，我们的团队在河岸上排成一排，把卵石扔进水里估测河水的深度。我迫不及待地涉水，和约翰·黑尔一起寻找合适的渡口。除了一条深沟外，没有任何问题。我们找到一条好路线，水深只到我们腰部，河底相当坚固。我们向第一辆卡车招手，指出准确的路线。不知道司机心里是怎么想的，他严重地偏离了路线，钻进一个深坑。水淹到引擎盖的顶部和车厢内。彼得、安雅、达舍维格和司机爬上卡车车顶。幸运的是，另一辆卡车将被淹没的卡车成功拉了出来。几个食物箱泡了水，糖、面条、饼干和麦片变成了一摊烂泥。

……

我们终于到达巴彦托欧若。这个地名的含义是“盛产杨树”，被雨水淋透的杨树呈现出我从未见过的层次丰富的深绿色。大戈壁公园新任主任阿尤尔赞亚·阿夫雷特（Ayurzanya Avirmed）前来迎接我们。我们被告知，他生性不稳且反复无常。他对俄罗斯科考队成员明显非常冷淡，无礼地拒绝说俄语，尽管他非常熟悉这门语言。蒙古人告诉我，在另一次会议上，他宣布“现在的工作用语是英语”。他的态度给翻译增加了负担，造成了紧张，并降低了亲切感。

我曾计划检查驯养的野骆驼，确定公园有没有按照我们的建议，将野骆驼和家养骆驼完全分开，避免进一步的杂交。阿夫雷特回答我的问题时支支吾吾。怀疑之余，我在周围悄悄溜达。有六只狼被关在一个小小的、肮脏的圈舍里。我发现这些狼会被杀死，人们还会研究怎么用狼舌治疗胃癌。我还注意到，骆驼并没有被分开；对野骆驼的管理和以前一样不上心。

……

我现在期待一次向东穿越戈壁的悠闲旅行，察看山谷和山脉中的野生动物，评估可能建立保护区的地点。但我们一直在路上轰鸣前行，一公里又一公里，只是偶尔停下来。东边与大戈壁公园相邻的是托斯特山自然保护区，由一系列岩石山脉和宽阔的山谷组成。当我们驶入其中一座山谷时，我又饶有兴趣地环顾四周。1989年，我曾在这里发现雪豹的踪迹。

我们继续平稳前进。安雅和我向彼得·古宁抱怨，我们甚至都不能停下来数数偶尔出现的原羚群。指定我们调查的主要区域在达兰扎德市（Dalanzadgad）以东，而我们完全绕过这个区域，于8月22日到达乌兰巴托。我对管理不善的UNDP项目感到不满，现在对俄罗斯风格的仓促旅行更加失望。向自然和环境部报告了行程，提交了一份简要的总结，我就回美国了。

……

1994年

我决心完成去年未能完成的调查，尤其渴望找到潜在的新保护区。1994年7月18日，我回到乌兰巴托……有消息告诉我，UNDP来了一位新的项目经理，名叫简·斯威特林（Jan Sweetering）。我满怀期待地去了项目办公室，却被一股阴霾吞噬。所有的合同，包括我的在内，都被纽约的UNDP办公室搁置了。每个人都对未来感到不安。日津贴遭到削减，顾问数量也减少了。新的项目经理认为，野生动物研究和学校教育项目是浪费钱。有几个这类项目被终止了。

当务之急是为调查工作组建一支蒙古队伍。我很高兴有两位前同事想来。一位是盘羊生物学家阿木嘎兰巴特尔，他名字中的巴特尔在蒙语中是“英雄”之意。因具备对野外工作的奉献精神，他对我来说就是英雄。另一位是自然和环境部的D.巴特博尔德（D. Batbold）。蒙古国立大学的植物学研究生G.奥尔齐马（G. Olziimaa）也非常不错，我很高兴他的加入。国家公园部的工作人员、大戈壁公园生物学家图拉嘎特的妻子巴达姆汗德（Badamkhand）受命加入我们。能说德语和英语的奥尤纳（Oyunaa）成为我们的翻译。还有三名司机，一名负责运载装有汽油桶的小卡车，另外两名分别负责两辆吉普车。一辆吉普车，连同巴特博尔德和巴达姆汗德，将在十天后返回，但我们其他人将继续前进，为期一个月。当然，凯也是团队的一员。有人尖锐地问我，UNDP是否付给她报酬。我向大家保证，没有。

解决行政管理相关的问题后，我们设定了出发日期，但被告知这一天不吉利。最后，我们于7月31日出发，穿越草原，穿过盛开着龙胆、紫菀和蓝铃花的土地。我们在曼达尔戈维镇（Mandalgovi）附近扎营，帐篷藏在山丘的褶皱中，以阻拦强盗。第二天下午，我们在县城措格特奥沃（Tsogt Ovoo）停留，向当地政府收集关于人口和牲畜数量的数据，以及关于野生动物和旅游景点的信息。我们意识到，在调查期间，我们需要访问所有的县城，以获得这些基本信息。在南戈壁省（Omnogovi）的首府达兰扎德市（Dalanzadgad），我们和省长米吉多吉（Mijidorj）进行了访谈。省长还给了我们一封介绍信，使我们能够购买150升的汽油。政府仓库每天只允许出售400升汽油，今天的配额已经卖完，而一长串车辆已经在排队等候明天的配给。但由于省长的信，我们买到了汽油。达兰扎德附近煤和各种矿物的储量巨大，比如铜，还有石油。有一次，我们在总部位于伦敦的SOCO公司经营的石油钻井平台边停留过。这个钻井平台仍然很小，每天仅产出250桶石油，但这个区域规划了更多的钻探点。……我在想，经过几年粗心大意的开发，这片草原会是什么样子，挖出的深坑，堆积的碎石，道路，工业化的蔓延，以及含有毒化学品的水池。

在接下来的调查时间里，我最好只吸收草原的美丽。我们的调查区域包括15个县，覆盖大约150000平方公里，占蒙古总面积的近10%。这大约是我居住的新罕布什尔州面积的五倍。正如我去年看到的那样，该地区大部分是海拔约1000米的起伏平原，每隔一段距离就有高达1700米的岩石山脉和丘陵。该地区可大致分为几个植被区：南部靠近中国边境的地区是沙漠和半沙漠，与之相邻的是一片宽阔的干草草原，更靠北的地区则变成较为湿润的大草原。大约95% 的地区是草场，其余是贫瘠的沙地和岩石。地表水只限于间歇的泉水和水塘。这些水通常被牧民占用，但他们仍然不得不主要依靠水井，特别是在旱季。

焦干的山脉延伸到广阔的平原，平原上的小群鹅喉羚看起来苍白无力，似乎在热浪中飘浮着。蒙古野驴在一些地方也很常见，它们或单独或成群结队，棕褐色的优雅外形与风景融为一体。我们注意到一头公驴紧紧跟随两头母驴，每头母驴都带着小驴。公驴追赶其中一头母驴，而后者显然很恼火，用后腿踢向公驴。还有一次，在清晨时分，我在营地附近的沙质河床上听到蒙古野驴的叫声。那是一种奇特的声音，像是鸭子的叫声和狗的吠声的混合，以咆哮声收尾。后来我在黎明时分观察野驴，它们在河床上用蹄子拍打坑洞，啜饮渗出的水。那里本来有三头公驴，很快又有五头母驴到来，每头都带着一头小驴。一头公驴走近母驴，叫唤着，耳朵向后张开。一头母驴转过身来，踢了它一下。另一头公驴试图将母驴赶到一起，似乎想收集一个“后宫”。母驴对这些粗鲁的提议不感兴趣，就离开了。我怀疑每头公驴都在附近有自己的领地，但它们来水边，既是为了喝水，也是为了宣示自己的存在。

我饶有兴趣地注意到，在我们的车辆接近时，偏远的青藏高原上的藏野驴和这里的蒙古野驴表现出不同的行为。藏野驴通常会站在原地警觉地看着我们，甚至与我们平行奔跑，似乎相当好奇。相比之下，蒙古野驴一旦发现我们就立即开溜，似乎知道车上可能载着猎人。

在我们的旅途中，计数野生动物是一项合作的事业。“右边有三只原羚。”奥尤纳可能会说。我们则记录下两只母原羚和一只小原羚。“一头野驴！”奥尔齐玛喊道。我们各自在笔记本上记录。一群毛腿沙鸡在草原上低空划过，形成紧密的群体。“有多少只？”我问。估计从125只到200只不等。我顺便给自己记下一些偶遇的鸟类，如漠鵖和凤头百灵，并向同伴指点乘着山脊边上升气流翱翔的一只黑鸢和几只红隼。

在一个布满岩石的低矮山丘区域，我们遇上一个战利品狩猎营。营地名为莫东·乌斯尼（Modon Usnii），有五个蒙古包，一个西班牙人住了其中一个。他刚刚完成为期九天的狩猎，驾驶吉普车在该地区巡游，同时寻找猎物。战利品的鞣制毛皮和头颅正在太阳下晾干。有一只戈壁盘羊，8岁，沉重而卷曲的角有106厘米长。这个西班牙猎人还射杀了一只体形不大的北山羊、一只鹅喉羚和一只蒙原羚。据阿木嘎说，1967年至1989年，蒙古共有1630只盘羊作为战利品遭到射杀，外国猎人为每个许可证支付了2万至3万美元。许可费的6%归中央政府，20%归狩猎公司，15%归省，5%归县。

住在狩猎区并能帮助保护野生动物的居民，却没有得到任何好处。2000年的新狩猎法规定，许可费的50%必须用于保护。2017 年，战利品许可证的价格提高到7万至8万美元。但当地社区能得到多少呢？一个狩猎营在夏季和秋季运营几个月，其他时间关闭，期间无法提供任何积极的野生动物和栖息地保护。在所有体形称得上战利品的动物被射杀后，狩猎营就搬到其他地方。整个系统就是一场商业冒险，对野生动物或当地人几乎没有任何直接好处。然而，我们确实在营地吃了几顿好饭。西班牙猎人慷慨地把两只原羚中的一只送给我们，它的肉质鲜嫩，比绵羊或山羊的脂肪少。

德国马丁·路德大学出版过一套丛书，名为《蒙古国生物资源探索》（Exploration into the Biological Resources of Mongolia）。 2016年卷有一篇关于盘羊的文章，作者之一是阿木嘎。文章指出，蒙古散布着很多小而孤立的盘羊种群，在大约60000平方公里的范围中，主要是沿着阿尔泰山脉分布。

这些小种群中的每一个都很容易灭绝。近几十年来，主要由于“偷猎和与家畜的竞争”，盘羊已经“迅速减少”。研究小组基于2009年的普查计算出，大约有5000只盘羊生活在我们旅行经过的两个省份，而蒙古全国的盘羊总数约为18000只。

在旅行结束时，我们一共数到182只盘羊，几乎都只能看见它们闪烁的白色臀部，因为它们在仓皇逃出我们的视野。好消息是，盘羊的分布范围正在扩大，现在偶尔会在多年没有发现盘羊的地区看到它们。

……

当我们到达东戈壁省的曼达赫（Mandakh）县城时，当地领导在我们提到硅化森林后，敦促我们向南去看化石遗址。我们的汽油不够，无法再绕路过去，但他卖给我们200升。经过一番寻找，我们向一个蒙古包里的人问路。一个牧民告诉我们，要找一个孤立的小山包，山顶上有两个敖包。据说，当地人的灵魂居住在敖包中。这种信仰指向佛教之前的时代，萨满教的时代。我们在山丘的底部扎营。凯和我在黎明时分漫步。砾石草原上看起来散落着一些白色石头——都是恐龙骨头的碎片。抚摸这些生活在大约6000万年前的动物的光滑骨骼，我深受触动。

另一天，我在一些裸露的花岗岩之间漫步时，发现了许多石英片，显然是新石器时代石器制造者丢弃的石片。我把凯带到这个地方。她在大学里主修人类学，参加过发掘工作，对古代历史的兴趣从未减退。我们很快发现了一些石器，其中有刮削的器具和断裂的箭头。石器时代的猎人来过这里，追捕北山羊和盘羊。在一块巨石上有一个树枝做成的巢，令我高兴的是，里面有一只巨大的长着棕色羽毛的秃鹫，羽翼几乎已经丰满。

我们每天都会行驶很远，但很少会遇到蒙古包。蒙古的人口密度只有约1平方公里0.65人，而且大部分都住在城镇。我们在县城收集的统计数据表明人口密度很低。我们调查的两个省只有大约66500人，其中一半人住在省会达兰扎德和赛音山达（Saynshand），还有许多人集中在县城周围。除去首府，各县的人口密度从每人1.8平方公里到7.5平方公里不等。该地区还拥有近100万头牲畜，主要是绵羊和山羊，也有马、牛和骆驼。由于缺水，大片地区荒无人烟。

往东南方向走，我们进入哈坦布拉格县（Khatanbulag），遇到一个奇妙的野生动物集中地。在相当荒凉的平原上，稀疏地覆盖着沙棘和多刺的锦鸡儿灌木，许多鹅喉羚聚集在一起。这是我在蒙古见过的最大的鹅喉羚群。鹅喉羚有80只之多，大部分是雌性及其后代，它们聚集在一起，生机勃勃。

我们还遇到了蒙古野驴：一群至少有500头，另一群约有250头，第三群有234头，还有一些小野驴。第二天晚上，一场猛烈的暴风雨袭击了我们一个多小时，大雨倾盆，电闪雷鸣，溪流咆哮，山洪暴发。鹅喉羚和蒙古野驴是否感受到当地的雨水即将到来，所以才聚集在这里？就像坦桑尼亚塞伦盖蒂的角马追寻远处风暴的湿润空气，由此来追寻那些即将出现的营养丰富的绿色草料？

我们的路线继续向东，朝着北京—乌兰巴托的铁路线前进。突然间，我们开始遇到蒙原羚，不止几只，而是大群大群的动物。我注意到前面有一个相当荒芜的山坡，山坡上一片粉红色，就像一片花田。但这些花流向山坡上部，变成约2000 只准备过夜的蒙原羚大群。那天我们估计看到了6000只蒙原羚。我们设法对其中689只做了分类，雄性和雌性的数量相当，一半的成年雌性伴有一只尾随的幼崽。20世纪50年代修建铁路时，栅栏围起来的轨道切断了一条蒙原羚的主要迁徙路线。

它们的主要栖息地是东部草原，那里富有它们喜欢的、最有营养的植物，特别是在冬季。这些植物包括针茅、冰草和其他各种草，各种双子叶植物，以及灌木蒿丛的枝芽。大多数流离失所、倾向于留在铁路附近试图穿越铁丝网的蒙原羚——有些是为了重新加入主要的迁徙队伍，有些是为了进入铁路沿线的牧场——都会被缠住。一些蒙原羚被带刺的铁丝网钩住，挂在那里慢慢死去。其他蒙原羚挣扎着逃脱了，带着被划开的皮毛。蒙原羚在围栏上找到缺口，或以其他方式设法到达铁轨，然后可能被飞驰的火车轧死。蒙古野驴的分布也因铁路围栏而变得支离破碎。蒙古野驴无法跳过围栏或从围栏下爬过，仍然留在铁路以西，无法移动到东部大草原。很多年前，就有人提议修建上行或下行通道，或是改造围栏，但直到2019年才开始讨论这些建议。

我们终于到达毗邻铁路的额尔登镇（Erdene）。我们的司机鲍尔和奥尔齐马前往一家商店，只找到肥皂、火柴和伏特加。在回来的路上，愠怒的暴徒包围了鲍尔，要求他用500图格里克购买伏特加，但暴徒还是打伤了他的眼睛……

现在是时候返回乌兰巴托了。我们于8月30日到达乌兰巴托，行驶了大约3700公里，另外在大地上徒步了很多小时。这是一次精彩的旅行，有一个友好、兴致盎然和勤奋的团队，每个人都为营地工作和野生动物观察做出了贡献。我们总结了在这两个省的野生动物数据。有时候野生动物太过怕人，我们无法统计出一群动物的数量。当然，在平原上发现野生动物，也比在我们很少开展调查的山地里更容易。所以我们只看到了少量的盘羊和北山羊。我们一共数到39只北山羊，包括一群18只雄性北山羊；182只盘羊；1062只鹅喉羚；1310头野驴；以及超过6000只蒙原羚。我把这些信息写到一份详细的报告里，提交给了UNDP和蒙古政府有关部门。

我们还提议，几个地区有潜力成为保护区。我们对这些建议得到认真考虑和后来得到执行深感荣幸和感激。我们的建议很及时。蒙古政府关注保护美丽但迅速恶化的景观，因此对我们这样的建议持接受态度。沿中国边境的大片地区拥有丰富的野生动物，我们建议加以保护。这些地区后来建立了小戈壁严格保护区，分为两部分，总面积为18400平方公里。小戈壁严格保护区的北边，拥有从半沙漠到草原的生态梯度，还是拥有硅化森林、新石器时代石器和恐龙遗址以及乌尔金寺的古老土地。这个地区也建立了一个自然保护区，面积为609平方公里。在更北边的花岗岩露头区域，有一个地方叫伊赫纳尔特（Ikh Nart），我希望那里的盘羊现在不会受到偷猎者和战利品猎人的伤害。它也被指定为自然保护区，面积为437平方公里。到2000年，蒙古有48个保护区，覆盖了13%的土地，而且还在继续增加。

我们与UNDP和蒙古政府在1993年和1994年的工作取得了最令人满意的结果，使蒙古的野生动物和自然栖息地受益。幸运的是，正如我们在这些旅程中看到的那样，这个国家一直对保护持开放态度。大自然需要不断的奉献和关怀才能生存，在未来的岁月里，我们希望蒙古能走上正确道路。毕竟，数百年来，蒙古游牧社会在萨满教和喇嘛教的影响下与自然和谐相处，对水、草原、土壤和森林的可持续利用有自己的方法。蒙古人有一句话，是全世界任何地方的游牧民族都不能忽视的：“在一个地方待久了会破坏它，在一个地方短时间停留后搬到另一个地方，则会保护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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