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首先美国掀起关税战的本身，是对自身建立的全球化秩序的推倒，而川普只是加速了这个过程而已。

这几天关于美国关税问题的新闻很多，今天来简单聊聊。

首先美国掀起关税战的本身，是对自身建立的全球化秩序的推倒，而川普只是加速了这个过程而已。

霸权的皇冠是美国一直不愿意从头上摘下，可戴上它同样需要承受其沉甸甸的分量。

从二战后的经济复苏以及新的世界体系逐渐建立，美国倾尽全力塑造的全球化体系，确实为其带来了巨量的收益。

可成本同样不小。

谁获取的利益最多，谁就投资的就最大，这个浅显的道理，放在全球化经济体系中同样适用。

海外军事基地也好，他国的驻军也罢，甚至还有武装干预其他国家的“内政”，这些既造就和维护了美国霸权的范围和效果，同时也增加了巨额的开支，

霸权嘛，没有家大业大的底子支撑，没有大量真金白银成本的支出，又哪来的霸权让你使用呢？

而当霸权和成本开始互相纠缠焦灼时，美国就迎来了属于自己的“帝国病”。

这不奇怪，纵观历史上那些所谓的大帝国，哪一个在过了鼎盛时期后，没有被帝国病缠身？

经济层面上。

过高的军费占比，天量的美国国债（美元霸权的副产品），产业空心化和制造业外流以及过度依赖金融业。

社会和政治层面上。

美国国内的两党执政理念的极致分化导致长期性的关键政策推进缓慢，社会撕裂和种族矛盾以及枪支和成瘾性药物的泛滥。

还有精英阶层和民众的分裂，中产的萎缩以及财富和话语权的过度集中于富人群体。

从经济到社会，从政治到制度，这一切都可以归集于美国帝国病的一种延伸。

所以川普也好还是其他的美国总统也罢，对待维护这套霸权秩序本身的成本，以及霸权背后带来的帝国病都无法视若无睹。

包括我们常说的美元霸权，也是组成美国霸权的重要一部分，但挥舞这把锋利的货币利剑同样需要支付巨量的成本。

有些人可能不理解，美元霸权是夺取别国财富的猎枪，怎么还会伤到美国自己？

首先要明白，美元霸权本质上是一种全球的公共用品，既然是公共用品那必然要有成本存在。

美元的信用资产主要来源于国债，而国债的最终偿还主要是由美国的纳税人买单。

所以美国向当国际市场释放的美元越多，美国政府就需要发行相应越多的国债，而纳税人则需要承担更多的债务利息。

简单说，美元的信用需要美国国债支撑，而全球对美元的需求意味着美国必须持续提供国债作为“锚”，最终美国纳税人承担巨大的利息支出。

而这个利息是由美元霸权的“滥用”而持续同步增长。

在过去的2023年美国纳税人需要承担的美债利息支出就高达达6600亿美元（占财政预算的15%）

当然利息不止是霸权成本的全部。

其他的成本包括但不限于，制造业空心化、债务陷阱、政策矛盾、军事开支、信用风险。

而霸权收益则主要来源于，铸币税、廉价融资、金融体系控制权、地缘政治杠杆。

因此关税战的本质上，是美国认为自己从这套全球化体系中所付出的成本已经减少甚至大量的抵消了其在全球化中获取到的利益。

而一旦美国认定全球化的这套架构已经无法为自己带来“合适”的收益时，掀桌子就是必然的选择。

不然怎么叫霸权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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掀桌子的开始也代表这过去那套传统的老旧的合作方式要“被迫”改一改，简单说就是要把放在合作上的精力，更多的放在内部问题上。

过去中美合作的方式，主要是一个买一个卖。

中国卖，我们成为最大的贸易顺差国，而强劲的外贸增长也拉动了整体经济增速的升高。

美国买，美国用中国物美价廉的商品抵消了因为美元霸权成本导致的通胀和国内制造业空心化的顽疾。

本来大家合作的很好，但逐渐美国认为霸权的成本过高，而这种外贸上的共生体系或者说长期的逆差状态，也被认为是成本之一，于是美国不干了。

美国不干了没关系，重要的是我们接下来怎么去应对？

在很长一段时间，出口导向型政策都是我们立足于全球化的根本，而这也导致了一些问题的出现。

比如想提高竞争力，那么就必须保持一个“低成本”的人工成本，甚至是低福利的，只有这样物美价廉的中国制造才能在国际市场上获得最大的竞争力。

过去这么做没问题，但现在的问题是美国的关税大棒已经搅乱了全球化的秩序，出口导向型的政策方向很可能到了改变的时候。

这个改变不是放弃外贸，而是把外贸的身上的“担子”分一部给内需。

分给内需没问题，但内需是否有足够的有效需求对冲掉这部分“出口转内销”的产能呢？

说到底还是钱的问题对吧？

居民端的可支配收入的多少是可以撑起消费天花板高低的关键。

因此，过去在外贸领域我们优势的低成本的人力最好变的“高一些”，说穿了就是增加居民端的收入。

消耗掉外贸转内销的产能，不是靠报纸不是靠嘴巴，是靠每个普通人口袋里钱包的厚度来决定的。

在之前的文章中我说过，内需的不振，老龄化的加速，分配改革的迟缓，以及地方债的顽疾等等才是最需要解决的问题。

而一旦在这些问题上得到了显著的进展（完全解决不太可能），那么外部的压力就会得到最大程度的释放。

内部的强大，才是最好的外部斡旋的底气和条件。

而这其中最关键的就是内需。

我们常说三驾马车理论，也就是所谓的投资、外贸与内需消费。

很简单，就像你开了ABC三个商店，现在A这个名叫外贸的商店出了问题未来盈利能力可能要下降，那么没关系，还有B的投资和C的内需两个商店顶着。

可如果C这个商店早在A商店出问题之前就出现了盈利能力下降的趋势，那能指望的可就剩下B商店一个了。

所以在对抗美国以关税对我们A商店也就是外贸的冲击之外，更多的是要抓紧修复好C这个内需商店的盈利能力。

关于这一点我之前的文章里讲过太多太多，无非就是帮助居民端化债，增加居民的社会福利保障的兜底力度，以及分配改革的落地为居民端争取更多的收入增长空间。

想让居民端爆发出强大的消费能力，想让居民端用手中的货币对冲掉国内巨量的产能，那就要让居民端拥有更多的可支配收入。

拿钱办事，用钱说话，就这么简单讲其他的没用。

其实本质上还是“一鱼两吃”的问题，这个我之前也谈过很多次，先是房地产要吃居民端的储蓄和未来现金流，现在轮到内需同样需要（储蓄不至于）。

而居民端这条“瘦”鱼目前根本经不起两边同时下嘴开吃。

太瘦，没那么多肉供内需和楼市两边都把肚子填饱。

右肩膀先是抗住来自楼市的债务转移，左肩膀现在还要接住内需的巨大产能，居民端的钱包不是取之不尽的百宝盆。

这种两个肩膀一起抗的操作，做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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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要把楼市再拿出来“鞭打”一下。

过去几十年楼市突飞猛进式的发展，早已经把居民端这条鱼啃咬的有些身材“过于苗条”。

太多的的未来收入都被提前预支给了楼市，这部分被预支的居民端的未来收入，经过一套又一套的房子转换成了地方的土地出让金，房企的销售利润，银行的房贷利息。

有人可能会有疑问：“不对吧，地方卖了土地有钱了可以继续以投资和招商的形式带动经济发展，房企自身的运行也需要上下游产业支持，这些难道不能把居民端交给楼市的钱以循环的方式重新交还到居中手中吗”？

还真不行。

因为债务黑洞的存在，房企的透支型发展让他们的收益大部分都应付了债务，还是剩下小部分则是以分红的方式被高管和那些看不到的大资本背后隐形人瓜分殆尽。

这个很好理解，过去几年暴雷的那些数不胜数的大牌房企就是最好的例子。

要钱没有，要房交不上，而要债则有现成的一大堆。

至于地方上，土地出让金以及以此形成的土地金融的发展模式，客观的讲的确带动了经济的发展。

那些带来就业和税收的招商项目，那些加速生产要素流动的基建设施，还有那些对产业扶持的补贴和照顾。

这些都需要钱来解决，而地方的土地资源则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充当起地方发展经济的“开发银行”。

但物极必反，随着举债发展越用越顺手，粗犷式的上项目和一些不计成本的招商引资逐渐出现，再加上对大基建起效快贡献大（GDP）的钟情，一些低效无效的基建也越来越多。

最终债务追上甚至压过了收益，再融资债券不再新鲜，清掉到期的债务利息开始变的让土地财政不堪重负。

这时出让土地的收益不会再用于循环，而更多的只是被不断膨胀的利息吞噬的干干净净了。

小学数学题中有个经典的题型，就是一个水池有两个水管，一个进水一个出水。

楼市就像这个水池，进水的管子是输送的居民端可支配收入和负债，而出水管本来是要把这些钱再重新回流到居民端。

但因为债务的存在，池子被安装了一个额外的水管，这个水管更粗更大所以更多的水被从这个水管放掉，因此那只本来该流向居民端的水管就只剩下涓涓细流了。

来自楼市循环在这种情况下差不多已经名存实亡，想改变现状只能在居民端用“真金白银”来下功夫。

但问题是，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内却没有用相对于房价而言的高速增长的收入和各类兜底的福利保障机制来大力修复居民的负债端和可支配收入。

问题还是在那个已经我自己说的都有点厌烦的“分配改革”上。

想让居民端在未来把外贸“内销”的产能抗起来，那就必须让承担需求的居民端站在分配改革的首席位置。

必须是首席。

换而言之让更多的经济果实，可以分配到用双手创造它们的居民和个体手中，而不是七拐八拐的跑到了那些“触不可及”的角落里。

想要马儿跑，就得给马儿多吃草，这道理放之四海皆准。

想要在未来真正的大力提振消费借此对冲外贸关税的冲击，那就要让居民端有这个能力，除此之外其他的任何方法恐怕都爱莫能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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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美国在上世纪20年代的一段历史，就是我们平稳度过关税战最好的教材。

在经历过1990-1917年这段“进步时代”后，美国在上世纪20年代曾经出现过一段非常“棒”的经济增长时光，那时的美国可以说是一片欣欣向荣。

1921年，美国工业生产指数平均值还仅为67（1923年至1925年平均为100），但到1928年7月已上升至110，到1929年6月进一步上升到126。

可很快在29年10月28号纽约证券交易所出现股指暴跌，经济危机毫无预兆的爆发，大萧条出现了。

为什么繁荣之后马上就是萧条？，那些被创造出来的财富去了哪？那些不断增长的经济红利难道被原地蒸发了？

都没有。

财富都在，红利也在，但是他们不在大部分普通的美国人手里。

20年代末的美国大萧条表面上看好像是市场出现了供需失衡的问题，实质上供需失衡只是幌子，内核的关键是美国社会分配的失衡。

整个20年代，美国生产效率的飞速提高，而工人的工资上涨速度却异常缓慢。

当时的美国还是以制造业为立国之本，而从20年到29年萧条出现前，美国制造业生产效率大幅增长了55%，工人的工资却只上升的2%。

换句话说，1929年工业工人周工资25.03美元，甚至低于1920年26.30美元，而企业利润和股息分别增长62%和65%，大量的利润都集中在了那些企业背后的少数人手中。

比工人更惨的是美国农民，租税和其他开支的上升对应的是农产品价格的下降，同时工人收入的停止也变相的打压了农产品价格的上涨。

1910年一个美国农场工人的收入不到非农场工人的40%，而到了1930年这个比例已经低于30%了。

工人和农民这两个当时美国基本盘的收入的下降结果，就是直接拖累了消费需求的增速。

1920-1929年，美国工业生产指数增长50%，而消费需求增速仅20%。

20年代被美国人成为“咆哮的二十年代”，而这场咆哮本质上是资本的咆哮和狂欢，而非普惠的繁荣。

技术的革新产业的升级，这一切经济走向上升区间所产生的收益，被少数人掠夺，大量的普通美国民众并没有能分享到这些“喜人”的增长成果。

简单说，美国在20年代的确种下了一颗“经济大树”，但树上结出来的果子，却没有那些栽树和养护大树的普通人足够的份额。

到了1929年，全美国家庭中最富有的0.1%家庭的收入已经相当于最贫困的42%家庭收入总和。

财富被少部分人聚集，而美国政府又没有进行有效或者说恰当的干预和分配调整，于是最终是一小部分富人和一大堆穷人组成了一个金字塔形的财富结构。

而当美国富人掌握的企业生产所爆发出来的产能无法再从穷人手里换取无数的财富时，依附于实体的股市出现所谓的崩盘就是必然会出现的结果。

很好理解，生产率提升→利润集中于资本方→工人购买力相对下降→产能过剩→企业收缩→债务违约→经济体系崩溃。

当普通人再掏不出钱的时候消费时，一切神话的经济繁荣都会立马显出原形。

就像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所言：“1929年的灾难并非源于经济停止增长，而是增长从未真正惠及大多数人。”。

分配才是关键中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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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中美两国最大的敌人并非对方，而是自己。

双方自己的内在问题才是真正的关键，解决好了这些问题，那么对方的打压也好竞争也罢，自然就没有什么压力。

用网上一句流行的话说就是：“双方谁也搞不定对方，唯独能让对方倒下的，只有对方自己内部的问题”。

所以比拼的不是竞争，而是内在的优化，向内部划下手术刀是痛苦的，这就看双方谁有这个魄力了。

对别人动刀是简单的，对自己下手是困难的，内部的阻力，既得利益群体的障碍，这些对于中美双方来说其难度远大于彼此间展开的激烈对抗。

对于我们自己来讲，把对抗危机的“药方”，放在那些普通的个体身上，让这些勤劳的个体获得更多的财富更多的保障。

努力改善民生，让兜底的福利保障涉及到的层面更广更深，

内卷式的发展不要再野蛮生长，让劳动法真正可以起到威慑的作用。

无数的中国普通人才是真正的经济基石，也是中国抵御一切外在狂风巨浪最后的阻拦网。

来源：信号姐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