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我家四代人的亲情

摘要：周恩来称自己是出生于一个没落的封建大家庭，自周恩来父辈起以每个人在大家庭中的年龄大小来大排行，周恩来的父亲周劭纲（周贻能）排行第七，周恩来碰巧也排行第七。同辈人中年龄比周恩来小的都称他“七哥”。周恩来写信给我爷爷时以他的字“润民弟”相称，落款“七哥”；邓颖超写

本文刊载于作家文摘2025.02期合订本

周蓉

1974年春节，我在中南海西花厅见到了我七爷爷周恩来和七奶奶邓颖超。小时候的记忆里，周家亲戚真多。周家真大。

周恩来自1914年至1976年长达62年的时间里，分别与我曾祖父、祖父、父亲、我有过的接触，体现出浓厚的家族亲情。

1973年，周恩来接见欧洲来访的外宾。后排左一为作者父亲周尔鎏

我曾祖父对周恩来的关怀

我曾祖父周贻康（周龢鼐）因过继长房而成为周家的大家长。他是周恩来的二伯父。他的儿子即我爷爷周恩霔，是周恩来的堂弟。

周恩来称自己是出生于一个没落的封建大家庭，自周恩来父辈起以每个人在大家庭中的年龄大小来大排行，周恩来的父亲周劭纲（周贻能）排行第七，周恩来碰巧也排行第七。同辈人中年龄比周恩来小的都称他“七哥”。周恩来写信给我爷爷时以他的字“润民弟”相称，落款“七哥”；邓颖超写信给侄辈时称我父亲为“尔鎏侄”，落款“七妈”，可见关系亲厚。

周恩来青少年时代，周家已开始没落。他的生父周贻能常年在外谋生，生活相当艰辛。所幸家族中还有少数几人能资助他。“对周恩来帮助多的是二伯贻康”，贻康即我曾祖父。

从周恩来父辈到其侄辈的世系表，来自周恩来故居管理处编著、文物出版社出版的《周氏家训》

1913年，15岁的周恩来报考了有名的天津私立南开学校并被录取。南开读书期间，他经常到我曾祖父周贻康家里，也就是在那时即1914年，我爷爷周恩霔第一次和周恩来见面，那时我爷爷只有6岁。我曾祖父是清末举人，对这个侄儿非常器重，常在我爷爷面前夸他。

1916年，周恩来在北京出演话剧《一元钱》，邀请家长观看，便是由我曾祖父母作为家长前去的。当时，周恩来常住在我曾祖父位于北京东直门大街柳树井对面的一座四合院，与小他10岁的堂弟、即我爷爷建立了深厚的兄弟情谊。

据我父亲周尔鎏回忆，我爷爷还曾讲过一些温情小故事。我爷爷幼年洗脸的时候总是用小手一糊，被周恩来看到之后，就认真地教他，说你这样洗脸就好像洗猫脸一样。当时，周恩来住西屋，他常纠正我爷爷握笔。我爷爷看演义小说，周恩来就让他背《水浒》里的好汉绰号，我爷爷答出来，周恩来便高兴地笑，并赠送一本《西湖风景册》作为鼓励。在这期间，我爷爷还看到周恩来常常天明即起，在天井中做健身操、练腿步，总是有20多分钟。

1982年，周恩霔在周公馆门前

1917年9月，周恩来东渡日本留学。旅日期间所写的日记记录他在日本求学时生活很拮据，但他自立要强，不愿意开口求助，我曾祖父知道侄儿状况后，尽力资助了他。周恩来旅欧期间，我曾祖父也汇款资助他。

1920年周恩来去欧洲前，我曾祖父一家已迁往南京绣花巷一号，周恩来出国前曾在我曾祖父家住了些日子，出国后给我的曾祖父写信说：“伦敦为世界最大都城”“决定考察诸国，求为实用……”

作者祖父追悼会。前排右一周尔辉叔叔、右二右三五公公五婆婆周毓燕夫妇、左二周秉德姑姑、左三周蓉

1983年春节后，在上海参加作者祖父周恩霔追悼会的亲属代表。前排右一周尔辉叔叔、右二右三五公公五婆婆周毓燕夫妇、左二周秉德姑姑、左三作者周蓉

不幸的是，我曾祖父于1921年病逝，留下我曾祖母程仪贞和年方13岁的我爷爷。周恩来当时精选了适合青少年儿童收藏的小礼物，表达对我曾祖父的追思与感恩。周恩来还多次和我父亲谈起我曾祖父的诗句“名不求高但近情”，并嘱咐我父亲好好学习。

我家对周恩来的掩护

1927年至1931年期间，上海处于白色恐怖之中。作为中共主要负责人之一，周恩来的行踪高度保密。他的住处经常变更。此外还有一个党内无人知道的应急避难处，这就是在北四川路（今四川北路）永安里44号的我爷爷寓所，也是我父亲的出生地。这个秘密住所，周恩来一直使用至1931年年底他离开上海前往中央苏区。

周恩来在上海从事革命活动，其生父周贻能担心他的安全，曾多次到上海来看望他，周贻能每次来上海都住在我爷爷家。周贻能受周恩来委托担任了一些秘密通信和掩护革命同志的工作。

前排左起：梅葆玥、周恩霔、梅夫人福芝芳、夏瑞贞，后排为梅宝玖，梅夫人双手搭肩的孩子即周蓉

据我父亲回忆，他出生不久母亲便去世，他是七爷爷和七奶奶见到的第一个侄儿辈，他们都格外疼爱他。也就是在这段时间，七爷爷和七奶奶与我父亲培养了深厚的亲情。据我父亲回忆，七爷爷周恩来在追忆这段往事时，曾顺口说当时的情景是“休戚相关、生死与共、内紧外松、其乐融融”。他们亲切地称呼我年幼的父亲为“爱宝”，我父亲则称呼他们为“七爸七妈”。

从1927年11月至1931年12月离沪至苏区，周恩来一直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坚持地下斗争。期间，周恩来还非常关心文艺进步人士，嘱托我爷爷多次捎话给当时的文艺界名人梅兰芳先生。我爷爷喜爱京剧，常去梅家请教梅先生，并借机传达周恩来关于时局的发展和梅先生如何应对的机密嘱咐。据梅兰芳之子梅葆琛撰文回忆，一位举止优雅的客人经常拜访梅家，直到上海解放后，梅兰芳才告诉他们：“这位周先生是周恩来的堂弟周恩霔，周恩来很关心爱护我，经常让周先生来看望我……这是我接受新思想的开端。”

1966年，周恩霔和周蓉在外滩

对我祖父的周到安排

1937年，周恩来代表共产党参加国共谈判。不久，汉口八路军办事处成立。我爷爷周恩霔为七叔周贻能买了船票，并把这班轮船到达汉口的时间提前去信告诉了周恩来。武汉被日军占领后，周贻能辗转去了重庆，与周恩来一起参加革命活动。

我爷爷在周恩来的安排下离开上海到重庆曾家岩50号在周恩来身边任秘书。在那里，我爷爷与周恩来、董必武、陈云、叶剑英等领导人相处，进步很大。我爷爷在重庆期间还曾由叶剑英安排到郭沫若麾下工作，主要从事文化宣传和统战工作。

1939年3月，周恩来从皖南回绍兴，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身份回祖籍扫墓。在绍兴，周恩来亲笔把他和我爷爷等人的姓名填补到家谱中。离开绍兴时，他还带回一份不全的周氏家谱到重庆，嘱咐我爷爷帮助整理。我爷爷整理好将原件交给了周恩来。1946年5月我爷爷在周恩来的安排下由上海到南京梅园新村30号中共办事处担任秘书，后又将我爷爷由南京派往苏皖解放区，在李一氓主席身边搞文艺工作。

周恩霔赠送孙女周蓉的书法作品

对我父亲的特别期许

周恩来第一次见到我父亲周尔鎏时，我父亲还是在地上爬的婴幼儿。那是1931年在上海虹口永安里44号周恩来称之为“生死与共”的经历。

周恩来再次见到我父亲时，是他通过地下党在上海找到我父亲，1946年在周公馆与我父亲三次相见。临别时，考虑到附近有特务埋伏，周恩来特意安排卫士长一路把我父亲送到黄浦江边。之后，我父亲参军到了四川，1954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周恩来的母校南开大学经济系就读。周恩来希望侄辈能有人今后从事外事工作，让我父亲从经济系转至外文系就读英文专业。周恩来坚持“避亲嫌”的原则，我父亲毕业后没能进入外交部工作，之后在对外文委、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等单位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