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张景端，字惠三，排行第四，相识者尊称“四哥”。符离镇丁集乡梁套大队李寨村人，出生于农民家庭。早年在石友三部队当兵，曾驻防济南、青岛。当时，该两地租界内驻有日军及日侨，因而学会一些常用的简单日语。宿城沦陷前夕，曾在第一区区公所当过传达长，在新任区长陈海仙到职不久

引子

＃本文摘自《宿县文史资料》第二辑(1986年8月)，作者彭毅，原标题《我所知道的张景端》

从古到今，汉奸这玩意儿，从来都不缺。

正文

张景端，字惠三，排行第四，相识者尊称“四哥”。符离镇丁集乡梁套大队李寨村人，出生于农民家庭。早年在石友三部队当兵，曾驻防济南、青岛。当时，该两地租界内驻有日军及日侨，因而学会一些常用的简单日语。宿城沦陷前夕，曾在第一区区公所当过传达长，在新任区长陈海仙到职不久，他便被辞退了。随后，即在符离集上贩卖青菜，他妻子帮人洗衣，以维持生活。

一九三八年日本侵略军了符离后，集上的人几乎跑光了，大都向北山上的丁集、梁套、牛口峡一带逃避。张景端也和大家一起跑反（本地人把避乱叫做跑反）。躲避三天五天、十天八天容易，若长期逃避在外，生活无法维持而且越跑日军越要杀人放火进行报复。当时，跑反的老百姓，人人自危，既害怕，又没主意，更没有一个人敢到符离站去，都怕被日军捉住杀了。逃难的人群中有了解张景端底细的人，就湜议说：“张景端过去在外地当过兵，见过世面，还会说几句日本话，叫他去站上（指符离车站）看看情况，不知他愿去不愿去。平时和张景端相处较熟的人就把大家的意见向他说了，张景端认为这是他出头露面的机会，略加思索，便应承下来，说：“我去可以，但，有个件条你们看怎么样，第一，叫我单独去不行，要多几个人一同去；第二，要做太阳旗，去时每人拿一面，大家看他愿意带头，也就同意了。很快用纸把旗做好，大家推选了几个大胆的人，在他带领下，前去符离。刚走到集的北门，便与一小队日军相遇。小仓队长看到有人拿着太阳旗向他们走来，便问什么的干活？走在最前头的张景端忙上前跨了两步，用日语答了话，并说明来意，小仓听了非常高兴。于是向张景端盟起大拇指说：“大大的良民，欢迎！欢迎！”因为日军进驻符离站，商店关门，市场一片萧条，日本人吃青菜都有困难。竟在这时有人持旗欢迎，日军倍加赏识。

从此，张景端不断与日军接触，他不顾国格、人格向日本谄媚，用无耻的语言讨好日军。这样经常接触，日军认为张景端是个“以华治华”的理想奴才。自此，他便与日军勾搭上了，并有了较频繁的往来，成了小仓队长的座上客。他在日军的授意下，首先在符站成立了“自治会”，维持所谓“地方治安”。“会长”的宝座，自然是非他莫属了。他果真“福至心灵”，很快作出决定；第一，网罗谋士，出计献策。不几天，符车站和四乡就贴出“符离自治会”（即维持会）的“安民告示”，让老百姓赶快回来各安共业，并宣扬皇军如何“爱民”，如何共建东亚共荣圈等，妄图以此麻痹人民，欺骗人民，吹捧侵略者施“仁政”，为帝国主义涂脂抹粉。第二，积极“招兵买马”，纠集地痞荒氓，收编土匪（如夹沟的黄开太），组织反动的武装力量。到了一九三八年下半年，便七拼八凑地立一个自卫团，同时又办起了“学兵连”，对有文化的青年，进行训练，以培养骨干，扩充力量。很快发展到五百多人。张景端兼任团长，并委马家训（马桥人，曾在韩复榘部队当过团附）为团附。团以下设大队，大队长为李从发、王友太、黄开太、蔡宗汉。

张景端当上了符离的自治会长并有了自己的武装——自卫团之后，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取悦日军，常邀敌头目和翻译官等日伪要员欢宴，并在符离街里开设一所妓院，供他们开心取乐。有人问他搞自治会，成自卫团，大事应酬，钱从哪里来？他大言不惭地说：“中央军匆忙逃跑时，丢在车站未能运走的武器弹药、大米、洋面和其他物资，皇军都给了我，有皇军的扶持，还怕没有钱，没有武器。由于张景端认敌为父，积极为日军效劳，深得他们的信任，而声势日大，与马家训、彭守印、黄开太成了符离的“四只虎”。他是四虎之首，符离的“土皇帝”。伪宿县县长也怕他三分，对符离的事务，更不便轻易插手。后符离划为特别区，伪县长提名张景端为区长，并得到日军金子联队长的批准。

特别区，顾名思义，比一般区大，机构编制也相应地升格，加多。所需人员多系张景端的亲期战旧，或为他们所介绍。如财务科长谷成俊是亲戚，科长杨纯正是亲戚，警察所长彭守印是朋友。

他这个特别区的管范围也比较大，它包括符离车站，符离集、顺河集、鹤山集、古饶集、丁集、梁套。

一九三九年，汪精卫和平救国军第三军军长刘绍坤把张景端的自卫团编为青年救国军第三师，委张为师长。张景端为扩大统治范围和武装力量，通过关系，疏通原濉溪区（伪宿县第八区）区长郑镜涵，把他的地方武装五百多人，并人他的第三师，编为第五旅，郑镜涵被任命为旅长，梁慰农为旅参谋长。又扩建两个旅，任命赵四发和路芳廷二人担任旅长。实际上这两个旅只有官没有兵，是空设的，可是，张景端在名义上已是拥有三个旅，一千多武装力量的师长了。

黄开太在夹沟的二百多土匪武装，也被他收编为保安第八大队。

汪精卫的伪中央政权在南京宣告成立后，沦陷区各省的伪军，一律划规伪南京中央政府统辖，接受他的整编。于是，张景端的伪第三师与黄口镇张维相伪军合井编为陆军暂编第十五师。师长为窦光殿，刘任远为参谋长，张维相部编为第五十七团，张仍为团长，张景端的第三师编为第五十八团，团长由原第三师参谋长张天伦接任。因为张景端舍不得符离特别区区长这个肥差，所以他舍去团长不干当区长。

虽然张景端把军权交出，可是，他在符离日军头目的心目中仍是“红人”。当日本帝国主义者为了炫耀自己的武力，挑选一批忠诚于他的伪军将领，组成“观光团”到日本去参观访问时，张景端还是被选为军事代表去日本本土进行参观访问，去前，他自鸣得意的说：“我不主军，可是皇军还叫我代表中国（伪）军官访问日本，多少人想去都捞不到手，连军长刘绍坤都没能去上”。他观光回来后，又到处演讲，吹嘘日本帝国主义如何强大，如何好，如何帮助中国“共存共荣”等。最后，他还说：“到了东京，住的是帝国饭店，吃的好不用说了，还有女招待，真不想回来了”。他忘记了他是个中国人，他那十足的汉奸腔调，真不知人间尚有羞耻事。

在经济上，他和日寇互相勾结、垄断、倾销日货，抢购物资，对地方工商业施加压力，并囤积居奇，垄断市场。日伪在符离设立的三井、三菱洋行，就是日本帝国主义控制工商业的托拉斯。除向中国倾销工业产品外，还大量低价收购粮食和农副产品，为日军“以战养战”的侵华战略，提供物资并向他们国内输送大量的、廉价的工业原料。而张景端也在日军的卵翼下大办商行、货栈，同样低价收进，囤积起来，待价而沽，坑害群众。榨取老百姓的血汗，摧残工商业，进行害国利己的勾当。此外，他还制定了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就鸦片烟税一项为例，就附加了联防费、护路费、看桥费、情报费……各种杂捐。真称得上五花八门，无奇不有。

对鸦片烟除上述的税捐外，他还实行专买专卖，不准别人染指。不准农民私买私卖，否则查出没收。买卖双方，必须到他设立的烟行里成交。农民的烟，任凭他们降级压价，更不得私运外地出售。就这样，农民的血汗钱，便无声无息的流到了张景端的腰包里。在他们的压榨下，老百姓苦不堪言。

土皇帝张景端，横行乡里，怂恿下属作恶，一九四三年春，符离集的张存修以七十块银元买了黄锡伦的炮楼，他知道后，毫无理由的把这七十块银元没收了，另外还罚了张存修的款；灵寺黄花洞庙前有古松，据说是唐朝时代的，有两个人合围粗，却被他的干将黄开太锯掉了；特别区的开车司机老哈，和他的财务科长谷成俊吵了几句，黄开太掏出手枪把老哈当场打死。身为区长的张景端却一味纵容，不闻不问。

大队附王大伦，土匪出身，高皇山人，在横口村一带和他的弟弟王大成结伙抢劫财物，霸占良家妇女，胡作非为，民愤极大，这两个恶贯满盈的家伙，随后被群众偷偷地杀掉了。李从法，原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强盗，倚仗张景端这个后台，他官报私仇，枪杀老符离东菜园的蔡公亚，头次去杀未能致死，蔡带伤逃出后，医治好了，被李从法发觉，仍不放过，又第二次乘蔡不备，将其打死。李从法部下有个排长叫沈广杰，古饶集附近人，回家探亲超假几天，李要处罚他，沈当时与他争辩了几句，触犯了李，一怒之下，掏出手枪把沈打死。对这些事张景端从来不闻不问。

一九四五年春，日本投降前夕，黄花洞古庙逢会，张景端在人比较集中的地方，就着山坡地形选定一个居高临下的位置，布置卫兵维持秩序，向赶庙会的群众发表讲话，吹捧日本帝国主义，他手指着乾山叫大家看，接着说；“乾山不倒，皇军不跑，蒋介石是回不来了，除非乾山倒了，石磙飘摇……”群众听了，无不嗤之以鼻。能走的就溜了，当时不能走的也无心听讲，各人想着各人的心事，盘算着该买、该卖的东西，如何尽快买卖，都想早点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日本投降后，这个认贼作父、甘心事敌、欺压百姓、无恶不作的汉奸张景端，却摇身一变，成了国民党的师长。一身马裤呢军服，外披大氅，足蹬马靴，带着卫侍，威风凛凛地又出现在宿城人民的面前（他的部队驻在火车站下原鸡蛋加工厂内），故作姿态，表现出得意洋洋的样子。

张景端在当汉奸期间，为了人心，替自己竖碑立传，光宗耀祖，用榨取人民的血汗钱，先后开办了符离小学、符离中学、符宫幼儿园和一处孤儿教养院。解放后被人民政府接收了。

随着蒋家王的覆灭，大陆全部解放了。他从此改名换姓，化装潜往上海。上海武进路虽有他的小洋房而不敢居住，却躲在阴暗角落里藏头遮面。一九五九年，这个十恶不赦的汉奸张景端，尽管狡兔三窟，长期隐匿外地，最终还是逃不脱人民的法网，正义的审判和公正的处决。

附: 伪符离特别区及伪青年救国军第三师机构及人事表

来源：自然与社会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