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枫：通济坊记忆

摘要：小时里，外公老坐在一张八仙桌旁，椅边靠个拐杖，不和人说话，就我父亲回去，能聊会，有点笑意。舅说，外公是山西省万荣县贾村乡大甲村人，两三岁时，成了孤儿，后到西安跟亲戚学经商，也叫当相公。这是旧社会对学徒的戏称，意思是地位比较低，干活辛苦，但能学本事养家糊口。

通济坊大楼绘图/@陶浒

文/刘枫

家存老照片中，有张1961年12人全家福，我3岁，站在外婆旁。外公没去照，为什么？问舅舅，他80多了，也记不得。

小时里，外公老坐在一张八仙桌旁，椅边靠个拐杖，不和人说话，就我父亲回去，能聊会，有点笑意。舅说，外公是山西省万荣县贾村乡大甲村人，两三岁时，成了孤儿，后到西安跟亲戚学经商，也叫当相公。这是旧社会对学徒的戏称，意思是地位比较低，干活辛苦，但能学本事养家糊口。

亲戚叫谢乾生，有兄弟三人，他们在西安经营个皮货估衣店，叫长盛魁。多年后，外公有了些积蓄，也开了个长盛文绸布百货店。他没读过书，二掌柜有点看不起，外祖父原名谢耀臣，后改为谢贵文，怕就这原因。

作者的外公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外公把妻子和大女儿（我母亲）从老家接来西安，和谢乾生及谢两个兄长，4家合伙买下了通济北坊5号院。

坊在唐朝时，指住宅区，我上班时，陪外宾到陕西历史博物馆参观，总能瞥见唐展厅墙上那块古色古香，列着唐时长安城诸多坊名字的木牌，以为里面说的通济坊，就是指外祖父家这块地方。

实际上，这个通济坊诞生于20世纪30年代，因在此开发建设的“通济信托公司”而得名。它见证了民国时期西安工商业发展的历史，具有典型意义。通济信托公司修建的通济大楼，是西安市的第一座西式水泥楼房。它建好后，东边空地又建了3条小巷，分别是通济中坊、通济南坊、通济北坊，每条巷子修建了样式相同的院落出售，是西安当时高档住宅区之一。抗战期间，由北平大学，北平师大，北洋工学院，北平研究院组建的国立西安联合大学第三院一度设在通济坊。

80年代的通济坊5号院

三坊中，南坊的房子最好，门窗有木质雕花，有的还有地下室(交大西迁，就购买了通济南坊17号院作为筹备处）。街道由青砖铺就，两边有排水沟，居住的大部分是商业界的人，家底非常厚。中坊次些，北坊就朴素多了。“文革”时，三坊被改名为“灭资巷”，1972年才恢复原名。

通济坊的院门前都有一对小石凳或小石鼓，夜里会响起拍门环叫门声，我们住的是门房，常去开门，房子里外间有50来平方米吧，先后住过外公，外婆，三个姨，一舅，两姐，一表妹和我一大家人。

父亲说，那时他最怕下雨，北坊地势低，雨大时，南坊、中坊和新民街上的雨水会从下水道倒灌上来，巷子、院子，常会被水淹，有时也漫进家里。我记忆中，那也是孩子们最快乐的时候，我们叫着，喊着，在巷子里齐腰深的水里走来淌去，而每个院门口和巷子两头则是出不去也进不来等水落的大人。

大雨过后图/@赵利文

当时，外公家全部家具是8条木凳架的4张床，一个矮柜，一张八仙桌，两把椅子，一条长凳，院子里一口盛水的大缸。我一直以为外公过去是做小摊小贩的，最近，听舅谈过往，才知道还开过店。

舅说，战争年间，生意不好，后来，两个伙计生病，要给看，店就倒了。外公也能吃苦，舅家里现有一条当年店里的宽长凳，木质细，很结实，也重。听舅说，外公回老家收麦子，那么远，把另一条凳子就那么扛回去了。1950年在西安市体育场有个反美蒋特务展览大会，我母亲已在公安局工作，外公去会上烧水担水。钟楼东北角的原平安市场，有个说书地儿，过去人穷，买烟都两根三根的，外公从社会路批发些香烟，挎一个油漆光亮大竹笼每晚去卖。他后被公交车撞了，腿不好，家里生活就更紧了。舅说他中学寒暑假，都去打小工，家里还曾挂牌给别人洗床单、衣服。院内另三家，除上房谢乾生家底丰厚外，其余两家和我们一样，孩子多，就业人少，生活紧巴。这倒也是好事，舅1962年考入西北工业大学，家庭成份填的是小商贩，要不，难说会不会被录取。

谢乾生的生意倒是越做越大，长盛魁四间门面，楼上楼下，十来个伙计，还有个裁皮师傅。解放后，铺子公私合营了，他和西安57家工商业者集资兴建了位于北大街的五四剧院。谢个子高，长得体面，父亲晚年和我聊，说这人不错。

福兮祸兮，“文革”中，通济坊成了重灾区，院子里就谢乾生被红卫兵来抄了家，绫罗绸缎、皮货院内放了一堆。老婆烧水给红卫兵，人家也不喝，晚上，他姑娘下班回来，看这情景，站了下，扭头走了。

因为害怕，外婆把家存的8块银元交给了居委会，后来落实政策，给退了20元人民币。

外婆叫郭莲芝，操持这么一大家人生活，很不容易。街坊都说这老婆人好，我想写她，但记不得多少事，有带我回山西老家，过黄河坐木船，上颤悠攸跳板的记忆。还有一次，我中耳炎流黄水，有人说个偏方，院里小孩排队让外婆剪指甲，掺上香油，填入我耳孔。上初中后，我耳痛，医生用镊子掏出一个大疙瘩。

外婆和舅舅

那时孩子的欢乐很简单，打沙包，滚铁环，打猴（陀螺），打弹球，摔包子，斗蟋蟀。巷子里拉来了沙子和黄土、砖块，大家一起垒城堡，挖洞，大功告成时，也就天黒要回家了。巷子变得安静，只留下两盏昏黄的路灯。有时，我睡在床上，听到巷子骡马的嘶鸣和踏踏声，这是郊区大车来拉糞，因为晚8点后才能进城。

中坊东口对面，有一个小杂货店，三坊的人打酱油、醋都去那，柜台上一厚叠麻纸，一圈纸绳，包点心。那时，我最眼馋月饼，好看的月宫桂树图案，要9分钱一个，从没买过。水果糖一角钱11个，点心渣5角钱一斤，咸甜交杂。不过还是柿子皮划算，一角钱一大把。

旧照片中的自己，脚穿棉窝窝，脸皴的通红，手裂着口，穿补丁衣服，老人说，衣服笑脏不笑补，自己也信这个，不吵闹。但要是春节醒来，枕边放一件新衣服时，还是能高兴几天的。二姨从新疆复员回来，给我一件军服，上面有挂肩章的小带，我也穿。有同学说你这是女式的，我懵懵的，似懂非懂。

儿时乐趣图/@赵利文

别家的几个孩子中，西房的强娃，上房的立娃，都是高个子，浓眉大眼，比我大四五岁，强娃在外人印象里算是个不听话的，他说的西游记、三国绘声绘色，我老緾他讲，还傻乎乎问，哪吒和二郎神是不是一对？强娃只好解释，哪吒是男的。后来，他不耐烦了，把没头没尾的旧书扔给我，就开始连蒙带猜的读，也自此养成了看书的爱好。

立娃是谢乾生的孩子，全名叫谢耀立，文气些，但人傲。他家境好，我和他太没什么交集。记忆中，一次对我说，论辈分，该叫他爷，当时斥他瞎说，后来才懂，他和我外公，及谢乾生两个侄子，名字中间都有个耀字，是一辈人。另一次，见我看舅给借来的《李自成》，说他给谁借到过《金瓶梅》，我不知道是什么书。

我和舅感情最好，他是家里唯一的男孩子，个子中等，额头高，眼睛深邃。我母亲是老大，和弟妹年令相差大，养家担子挑的早，外婆有事找她商量，弟妹也听她话。舅说，一次他不想上学，我母亲说不行，把他扛到肩上，走到巷口，他说我去我去，才放下来。舅小学三年级时，一次考了个5分，人一下像开了窍，学习再不用人督促，保送上了西安中学，后又以全区第二名成绩考上高中部。全班四十五个学生，除五六人外，都考上大学，光清华就有两个。

通济坊中十字路口四角人字形小洋楼之一

50年代末起，外公家里经济宽松了点，主要是三姨参加工作，二姨参军了，舅上大学后，也有了助学金。但外婆没过什么舒心日子，1967年，她患了肝癌，三姨夫在空军通校工作，外婆在四医大陆军医院住的院，在家走的前一夜，一直呻吟说疼，我旁边床上睡，听她几次问舅：“根深，医生请来了没？”

外婆一走，这个家也散了，舅分配去了成都，就是现在造歼10、歼20的那个工厂，小姨航技校毕业去了兰州，“文革”中，民航军管，家庭出身要求严，当打字员的三姨分流到工厂。通济坊也冷清了很多，知识青年下乡，城市居民去农村，走了不少人。

三年后，为照顾外公，舅调回西安，去了也是航空方面的延光厂。改革开放后，大学缺人，老师让他回校任教，但舅妈当时在外县，只有工厂能接受调回，就没去。舅说，三姨后来也可以回民航，但她不愿再折腾了。

作者看舅舅从西工大图书馆借的《新疆文学》年合订本

舅回来了，但“文革”中，私房改造，房子没收，外公被迫搬南坊。别人的上房隔出两米半宽一窄长条房，上面带一隔楼，太没光亮。从别人家分出来，人家自然没好脸色。就像我们看别人占了我们房心情一样。房子质量很好，楼板木头油亮亮的，但见不到阳光，外公门一直开着，白天晚上，黑黢黢的。

1970年，我小学毕业，离开了通济坊，但有时还回去，舅出差或去华县看舅妈和孩子，我去照看下外公。主要是去中坊提水，再就到北大街鼎兴春给外公打份羊肉泡馍，服务员都认识那小锅，问：你是老汉什么人？

改革开放后，房子折腾十几年，落实政策回来了。院里三家孩子们也大了，日子都渐好。强娃下乡后进工厂当翻沙工，人干的不错，结婚成家。就上房谢亁生家差了，立娃下乡后被招工到铁路上，在外县一个车站，但他三天两头不上班，他妈还过去给做饭，陪他，但他后来还是跑回西安，不干了，一直独身。只是老底子总有吃完的时候，多年后，我在街上有几次看见他，蓬头垢面，衣着脏乱，惶惶然，很落魄的样子。

简陋的家图/@赵利文

通济坊5号院拆迁于2000年左右，院内四家后人吃了顿告别饭，再无联系。

我在那里出生，长大，人生的记忆从那里开始，就是工作后，单位也就在它附近的政府大院，每每路过。那时的开发商小而杂，不正规，三坊的拆建，是非常不成功的，低矮楼房建的杂乱无序，不是我心目中通济坊应有的模样。

除60个老式院落外，昔日辉煌一时的通济大楼，在90年代初北大街拓宽时就消失了。坊中十字路口四角的四栋人字形小洋楼，是通济坊开发时，通济信托公司给四家股东盖的，解放后收归国有成为招待所和职工宿舍（我小学同学，现为美国国家发明院院士的梁平家就在那）,也陆续被拆除了。网上知道，导演张艺谋也是通济坊小学的学生，不过我入学那年，他刚毕业。

通济坊，人老去，人故去，孩子长大，离开。拆建后建的楼房也开始变旧，有了破损。现在打的，司机都不太知道这地方了，只有在那生活过的人还有时提起。看舅时，舅说外公晚年问他：“天怎么老黑着？”南坊那房子也的确暗，三姨请来当医生的同学，说是白内障，但已不适宜手术。舅很难受，说过去不懂事，风雪天，外婆让他去接一下市场售卖的外祖父，他每次只到巷子口等。引得我想起了故去几年的父亲，也心里凄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