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55年初春的一天，上海提篮桥监狱的走廊里传来脚步声，值勤军警手中的名单顶头写着“黄慕兰”三字。自此，关于这位在隐蔽战线屡立奇功的女党员被判死刑的消息，迅速传进了北京中南海。

1955年初春的一天，上海提篮桥监狱的走廊里传来脚步声，值勤军警手中的名单顶头写着“黄慕兰”三字。自此，关于这位在隐蔽战线屡立奇功的女党员被判死刑的消息，迅速传进了北京中南海。

黄慕兰的名字，二十年代在长沙和上海的进步青年间并不陌生。1907年出生于湖南浏阳的她，本姓黄，乳名桂秋，家中藏书成山，父亲黄颖初又是维新派要员。耳濡目染，她比同龄人早几步接触新学，一旦开窍，便再也拉不住。

人们至今津津乐道的，是她十五岁剪掉长辫，孤身离家赶赴长沙女校的那一幕。“余生不做旧式闺秀！”她在日记里写下这句决绝话。此后，家里包办的婚书被她撕得粉碎，独立意识来得突然，却异常坚定。

1926年，她在武汉加入中国共产党。彼时北伐大军风头正劲，年轻人豪情万丈，她却被组织安排做报纸编辑，“笔杆子也是枪”——这话听上去轻松，可深夜排版室里响起的破旧油印机，见证了她一次次暗中修改、传递口令的惊险。

宛希俨是她在《民国日报》结识的同事，两人因同切“统一战线”专题而日日对稿。董必武做媒，让两位忙得脚不沾地的编辑在胶印机旁简单照张相，就算完婚。幸福并未维持多久，1928年宛希俨在赣州起义中牺牲，噩耗来时她已怀孕六个月，悲痛难言，却咬紧牙关把眼泪吞回肚里。

这个阶段，她被转到上海特科。为方便活动，档案上只写“黄小姐”。在这里，她遇见周恩来、潘汉年，也遇见了那场足以改变整个中共中央命运的危机——向忠发叛变案。

案发前夕，黄慕兰冒充富家太太出入法租界，结识律师陈志皋。陈家在租界巡捕房有人脉，“利用感情也是斗争”——组织下达的指令一句顶一万句。某晚，两人吃饭时，巡捕房探长曹炳生路过寒暄：“今晚抓到条大鱼，五十来岁，缺根指头。”寥寥几语，黄慕兰背脊一凉。

她连夜找到潘汉年，情报被立即送到周恩来处。周恩来仅用七个字回复：“马上转移全部同志。”几个小时后，向忠发已带敌特摸到周公馆门口，却只扑了个空。后人说“上海地下党保住了半壁江山”，实情虽有夸张，但黄慕兰之功，当之无愧。

抗战爆发后，黄慕兰随组织辗转桂林、重庆，任务从情报转为统战。她擅写檄文，也能陪资本家太太喝咖啡，切换自如。有人打趣：“桂秋一身是戏。”她笑说：“戏演得真，同志才能活。”

1952年，潘汉年因“潘杨案”被捕，牵出大批曾在特科任职的干部，黄慕兰也在名单之列。调查人员翻出昔日化名、情书、电码，层层对照，逮捕令迅速下达。三年拉锯，最终法庭以“潜伏特务嫌疑”判处死刑。

判决送抵中央，当晚值班的周恩来抬眼一看差点摔掉茶杯。翌日清晨，电报传到杭州疗养的毛泽东案头，主席批示只有十一个字：“黄慕兰是党的好同志，立即免死！”落款时间：1955年3月26日。

死刑取消，但并不意味着自由。黄慕兰被改判无期，随后进入漫长的二十年劳改生涯。最难熬的并非体力活，而是孤立。旧友避之唯恐不及，有人讥讽：“昔日女诸葛，如今阶下囚。”她淡淡答：“命在，就还有机会。”

1975年办理保外就医，灰墙外的新上海已高楼林立。没人敢主动提出平反，一拖又是七年。1982年，经邓颖超拍板，文件正式下达：“黄慕兰同志过去案件，定性错误，应当彻底纠正。”同年，她被聘为上海市政府参事，负责史料口述。年轻干部向她讨经验，她递上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八个字：忠诚、隐忍、谨慎、机变。

世人对她最后的记忆停在2017年。那年冬天，她走时很安静，床头留下一行铅笔字：“那段路值了。”没有豪言壮语，却足够沉重。

回顾黄慕兰的一生，从剪辫少女到百岁老人，身份数变，立场未移。国家危亡时，她凭一纸情报救下中央核心；时代错判时，她把苦难归为“人生常态”。人们不免好奇，她究竟靠什么度过牢狱二十年？有人说是信仰，有人说是韧性，答案可能并不单纯，但每当提到那份批示——“她是我们的好同志”——便仿佛看见一道清晰底线：真正的功绩，终会被历史记住。

来源：实说历史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