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宋史·职官志四》载御史台有御史大夫，“宋初不除正官，止为加官”；御史中丞一人，为“台长”。下属三院：“一曰台院，侍御史隶焉；二曰殿院，殿中侍御史隶焉；三曰察院，监察御史隶焉。”分设侍御史一人、殿中侍御史二人、监察御史六人。加上御史中丞，共十员。但大多以为此属

原刊《宋代文化研究》第三十四辑，注释从略，引用时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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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前期三院御史员额考辨

顾宏义

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

一、 问题的提出

北宋前期官制因官、职、差遣分离，加上相关史料颇有缺失，从而造成部分官制细节模糊不清，给今人阅读研究带来困难。北宋前期御史台三院御史员额即为其中一例。

《宋史·职官志四》载御史台有御史大夫，“宋初不除正官，止为加官”；御史中丞一人，为“台长”。下属三院：“一曰台院，侍御史隶焉；二曰殿院，殿中侍御史隶焉；三曰察院，监察御史隶焉。”分设侍御史一人、殿中侍御史二人、监察御史六人。加上御史中丞，共十员。但大多以为此属宋神宗元丰改官制以后之制，或称北宋前期三院御史“无定员”；或辨析宋初至天禧以前“沿袭唐制三院御史二十人”，但“多出外任”而“具有专职御史建员少之特点”，又天禧元年（1017）至元丰末御史“皆为三院六员之数”；或以为北宋前期御史“人数由少到多，由无定员到定员”，其初“无定员也无专职”，至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三院御史定员六人”，加上御史中丞、侍御史知杂事各一人，共八人。至仁宗景祐年间达到二十二人（御史常有二十人，加上御史中丞、侍御史知杂事各一人）。

其以大中祥符五年定三院御史员额的依据，为是年宋真宗“诏三院御史，除差出外任及在京莅它局外，定以六员为制”。而以天禧元年作为划分北宋前期御史制度为前、后两阶段之依据，在于大中祥符五年定制之后，宋真宗又于天禧元年二月下诏设置专职谏官、御史，略曰：

自今两省置谏官六员，御史台除中丞、知杂、推直官外，置侍御史以下六员，并不兼领职务。每月添支钱五十千，三年内不得差出。其或诏令不允，官曹涉私，措置失宜，刑赏逾制，诛求无节，冤滥未伸，并仰谏官奏论，宪臣弹举。每月须一员奏事。或更有切务，即许不依次入对。

并指出虽然在“施行中常不足员”，但“自天禧元年之后，虽于名目上有所增益，如设御史里行、言事御史、六察御史之类，但正员之置并无太大波动”，故李焘撰《天禧以来御史年表》《天禧以来谏官年表》皆始于天禧元年，“想是有识于此”。其将北宋前期御史制度变化，划分为大中祥符五年或天禧元年之前、之后两个阶段，确与当时御史制度之实际演变情况相切合，然其以为三院御史自此“定员”之说，却与宋代相关记载有冲突。

如仁宗天圣年间，监察御史曹修古“尝偕三院御史十二人晨朝”。英宗治平年间，侍御史知杂事吕诲尝奏言：“天圣、景祐间，三院御史常有二十员，其后益衰减，盖执政者不欲主上闻中外之阙失，然犹不下十数员。”按，真宗天禧初年至仁宗天圣、景祐中，不过十数年，其员数却平增数倍，显然大中祥符五年或天禧元年御史定员六员之说，颇存疑问。史载真宗咸平五年侍御史知杂事田锡上奏言：“按《六典》及《百司举要》《御史台故事》： 自大夫、中丞以下及三院御史，沿革各有人数。今阙班簿，既无定员，有侍御史三人，有殿中侍御史一十二人，有监察御史七人，除邵晔在省司及施谓在患假，余皆差使在外，却以他官在台。”又南宋初李光奏称：“唐制，御史大夫一人，中丞二人，侍御史四人，殿中侍御史六人，监察御史十人。本朝因之，虽其数或有增损，未尝阙也。”则由此推知所谓三院御史二十员者，当属宋朝所因袭之唐制。至于大中祥符五年或天禧元年所定员六员之御史，当属言事御史，与因袭唐制之三院御史二十员者并非一事（其辨说见下）。

二、唐三院御史二十员辨析

唐朝御史台长官设御史大夫一人，原为从三品，会昌中升为正三品；治书侍御史二人，因避唐高宗讳而改称御史中丞，初为正五品上，会昌元年（841）五月，因“中丞为大夫之贰，缘大夫秩崇，官不常置，中丞为宪台之长”，然“中丞官名至重，见秩未崇”，故特升为正四品下。御史台下设三院： 《旧唐书·职官志三》云，台院置侍御史四人，“掌纠举百僚，推鞫狱讼”，其“侍御史年深者一人判台事，知公廨杂事，次一人知西推，一人知东推也”。殿院置殿中侍御史六人，“掌殿廷供奉之仪式。……凡两京城内，则分知左右巡，各察其所巡之内不法之事”；察院置监察御史十人，“掌分察巡按郡县、屯田、铸钱、岭南选补，知太府、司农出纳，监决囚徒。监察祀则阅牲牢，省器服，不敬则劾祭官。尚书省有会议，亦监其过谬。凡百官宴会、习射，亦如之”。三院御史合计二十员。但《新唐书·百官志》载御史台设御史大夫一人、御史中丞二人外，三院下设侍御史六人（以其中“久次者一人知杂事，谓之杂端，……亦号台端”）、殿中侍御史九人、监察御史十五人。三院御史合计达三十员，较《旧唐书·职官志》所载员额增多百分之五十，检《唐六典》《通典》等所载皆同于《旧唐书·职官志》，却并未见宋人有指言《新唐书》所载有误者，推寻史料，则可知《新唐书》所载三院御史员额乃合计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监察御史与御史里行、内供奉而致然。

如《通典》所载御史台设官于“大夫一人，中丞二人，侍御史四人，殿中侍御史六人，监察御史十人”外，又载“内供奉、里行者，各如正员之半”。并注曰：“太宗朝始有‘里行’之名，高宗时方置内供奉及里行官，皆非正官也。开元初，又置御史里使及侍御史里使、殿中里使、监察里使等官，并无定员，义与里行同。”所谓“正员之半”，即侍御史内供奉二人、殿中侍御史内供奉三人、监察御史里行五人，加上正员侍御史四人、殿中侍御史六人、监察御史十人，正为三十员，而《旧唐书》三院御史二十人则不计内供奉、里行之员额。

南宋史炤《资治通鉴释文》释“以刑部侍郎兼御史知杂李孝本权知御史中丞”曰：“御史之职有四，知其杂事者谓之知杂。”元初胡三省对此驳曰：“余按唐制，御史台侍御史六人，久次者一人知杂事，谓之杂端……亦号台端。次一人知公廨。次一人知弹。分京城诸司为东西。次一人知西推，赃赎受事，号副端。次一人知东推，理匦等有不纠举者罚之。次一人分司东都台。如此则侍御史六人，其一人分司东都台，五人在台院，各有其职，而知杂者台院之长。史炤言御史之职有四，非也。”然史炤所言，其实有根据，源出《通典》卷二四，《通典》卷二四《职官六·御史台》，第672页。且《资治通鉴》卷一八六胡三省注引杜佑《通典》曰：“唐侍御史之职有四，谓推、弹、公廨、杂事。推者，掌推鞠；弹者，掌弹举；公廨，知公廨事；杂事，台事总悉判之。”则胡三省乃据欧阳修《新唐书》所载之制以批评史炤《释文》所云，其说实有不然。

三、北宋前期御史员额当分本官与差遣

宋承唐制，即所谓“唐制，御史大夫一人，中丞二人，侍御史四人，殿中侍御史六人，监察御史十人。本朝因之”。但其实也是有因有革，如其一，唐制御史大夫“秩崇，官不常置”，然宋制却是置而不授，“不除正员，止为加官。检校官带宪衔，有至检校御史大夫者”。其二，唐设御史中丞二员，但宋朝仅置一人，为“台长”，若“无正员，以两省给、谏权。……凡除中丞而官未至者，自正言而上，皆除右谏议大夫权。熙宁初，言者以为躐等，乃诏以本官职兼权”。其三，唐制以侍御史“久次者一人知杂事”，称侍御史知杂事（也称知杂御史），但史载唐宪宗元和二年四月已尝“以刑部郎中兼侍御史知杂事卢坦为御史中丞、东都留台”，此后“知杂侍御史多兼省官以为之”。而此制大抵为宋朝所袭用。

此以宋初三朝为例，据《长编》所载任侍御史知杂事者，除太祖乾德六年五月甲戌以殿中侍御史冯炳为侍御史知杂、判御史台事，其本官不详外，雷德骧以户部员外郎兼侍御史知杂事（太祖朝），滕中正以膳部郎中兼、李巨源以司门员外郎兼、吕端以考功员外郎兼、张都以都官员外郎兼、谢泌以虞部员外郎兼（太宗朝），冯拯以驾部员外郎兼、范正辞以膳部郎中兼、田锡以吏部郎中兼、刘综以工部员外郎兼、李濬以虞部员外郎兼、王济以工部员外郎兼、卢琰以户部郎中兼、赵湘以刑部员外郎兼、李士龙以屯田郎中兼、段晔以刑部员外郎兼、王随以刑部员外郎兼、赵稹以工部郎中兼、吕夷简以刑部员外郎兼、杜梦桢以度支郎中兼、杜尧臣以司封郎中兼、刘晔以工部员外郎兼（真宗朝），正是“多兼省官以为之”，此后情况也大体相同。

至于三院御史员额，虽诸涉及御史台建置的史籍皆未有明确记载，但因《宋史·职官志》记载北宋前期“台省寺监，官无定员，无专职，悉皆出入分莅庶务”；又载“宋初，台省寺监官犹多莅本司，亦各有员额资考之制”，只是其后“多掌事于外，诸司互以他官领之，虽有正官，非别受诏亦不领本司之务”，故“官有其名而不除者甚众，皆无定员、无月限，不计资品，任官者但常食其奉而已。时议以近职为贵，中外又以差遣别轻重焉”。故今人论著大多因此称北宋前期三院御史“无定员”或“初无定员”。但其实并不尽然。

因北宋前期官、职、差遣分离，三院御史亦属寄禄官（本官），故无“特旨”则不入御史台供职。然三院御史若奉“特旨”入台供职，则此御史，既属本官之名称，又属差遣；而其出台领外司，则此御史仅属本官而已。如咸平五年（1002）七月“辛亥，荆湖北路转运使、监察御史王挺为殿中侍御史，仍领使”。即此处监察御史、殿中侍御史皆属本官，而王挺之差遣乃荆湖北路转运使。又如天圣元年（1023）十月戊子，“王钦若复相，监察御史鞠咏嫉钦若阿倚，数睥睨其短，钦若心忌之。会咏兼左巡，率府率安崇俊入朝失仪，咏言崇俊少在边有劳，此不足罪。钦若奏咏废朝廷仪，戊子，责授太常博士、同判信州”。天圣四年七月“乙卯，复太常博士、同判邵州鞠咏为监察御史，从中丞王臻之请也”。则鞠咏之监察御史，因在台供职，即属其本官，又为其差遣所在。因此，今日若推究北宋前期三院御史员额，则需注意其是属本官的御史，还是属差遣之御史，两者既密切相关却又有所差别。但宋人对此往往含混而言，未加区别，给后人理解造成困惑。如南宋初李光明确唐制三院御史有定员，即“侍御史四人，殿中侍御史六人，监察御史十人”，宋朝“因之，虽其数或有增损，未尝阙也”。然据其上下文及其他史料可推知，其北宋前期“因之”者乃指本官而言，而“其数或有增损”者却指作为差遣即入台供职之御史。

有学者据《宋大诏令集》《宋会要辑稿》《太宗皇帝实录》等记载不完全统计，太祖乾德二年（964）有侍御史阎丕、高雅二人，殿中侍御史李穆、雷德骧、冯炳、王祜、师颂五人；太宗太平兴国六年（981）有殿中侍御史刘度、王晦、张献、韩检、李继凝、师颃六人，监察御史李惟清、郭异、王廷范、李琯、柴成务、朱昂、王守忠、张白、李范九人。因其人大都领外司或出外任，故此处所云三院御史皆属于本官，且其员数也未超过唐朝侍御史四人、殿中侍御史六人、监察御史十人之制，则大抵可推知北宋前期三院御史员额当遵用唐制为二十人，而并非“无定员”。

由于宋初“三院御史多有出外任，风宪之职用他官兼领”，真宗遂欲通过设置专职御史以纠正其弊，咸平四年（1001）三月，“诏本司长吏自荐其属，俾正名而举职”，授任太常博士张巽为监察御史，“从新制也”。然四月中，因“曹国公元俨将出閤，上亲录朝臣数人姓名，择可使辅道元俨者，以监察御史张巽纯谨，乃命为屯田员外郎、曹国公翊善”，即出台改任他职。故次年四月，侍御史知杂事田锡上奏曰： 按《六典》及《百司举要》《御史台故事》： 自大夫、中丞以下及三院御史，沿革各有人数。今阙班簿，既无定员，有侍御史三人，有殿中侍御史一十二人，有监察御史七人，除邵晔在省司及施谓在患假，余皆差使在外，却以他官在台。臣谓今之推直官僚乃是古之知推御史。按《唐会要》：“兴元元年敕： 知东推、西推侍御史各一人。台司请令第一殿中同知东推，第三殿中同知西推，仍分日受事。先所置推官二员请停。”又“建中三年台司奏： 其知推御史差使改移，旧例有推直官，今请置两员，与本推御史同推。敕旨： 依奏”。此盖随时沿革，因事废兴也。今三院共有二十一人，或命亲民，或委厘务，宪司之职，似是而非，朝廷用人，如此未审。又准近敕，台寺勘断官令大两省已上保举。臣谓虽令保举，终是他官。……今欲乞指挥审官院检前后中书札子，应三院御史二十一人中，曾有贪猥过犯者，不得令在宪秩，可改授他官。其有清慎勤干者，不得令在外官，可诏归本职。去推直因仍之号，抽两省保举之敕。所贵复台司之故事，存朝廷之旧规，使百执事各正其名，群有司各亲其职也。按，田锡所言，前云“有侍御史三人，有殿中侍御史一十二人，有监察御史七人”即御史台有御史计二十二人，而下文却云“今三院共有二十一人”“应三院御史二十一人中”，上下人数不合，疑“三人”为“二人”之误，或“一十二人”为“一十一人”之误。据田锡所云及前引《宋史·职官志》等文字，可知其一，唐制“自大夫、中丞以下及三院御史，沿革各有人数”，宋初“因之”，御史台也同于其他“台省寺监官犹多莅本司，亦各有员额资考之制”，其员额有限定。其二，因“朝廷用人”“未审”，致三院御史超过二十员，而殿中侍御史竟然有一十二人之多，故田锡提议将时官御史中“曾有贪猥过犯者，不得令在宪秩，可改授他官”，以“复台司之故事，存朝廷之旧规”。其三，是时三院御史二十一人，除一人“患假”外，皆在“省司”与“差使在外”，而以“他官在台”供职。因此时三院御史以治狱、监督礼仪为主要职能，并设推直官以负责审理狱讼，故以“他官在台”者之职责大体同于推直官，而罕行纠弹之职。其四，田锡因为御史出外而他官在台供职即“宪司之职，似是而非”之现状，建议将在外之御史“清慎勤干者”“诏归本职”，以“使百执事各正其名，群有司各亲其职也”。

但田锡建议并未得到朝廷响应。景德三年（1006），枢密直学士刘综也建议道：“三院御史员数至少，每奉朝请、劾制狱，多以他官承乏，甚紊彝制，望诏两制已上各举材堪御史者充。三院共置十员。若出使按狱，所经州郡官吏能否，生民利病，刑狱枉滥，悉得察举。”故次年真宗诏“令翰林侍读、侍讲、枢密直学士各举常参官一人充御史”，并“诏谏官、御史各令举职言事”。但似仅属具文而已。至大中祥符五年，“诏三院御史，除差出外任及在京莅它局外，定以六员为制”。有学者认为“此为宋代御史台建员定制之始”。其说不然。其所云是指三院御史“除差出外任及在京莅它局”者以外，别设在台御史供职，以六员为额。故此六员御史，当属差遣，似在三院御史二十人员额（本官）之内选任。

至真宗后期天禧元年（1017）二月，“诏别置谏官、御史各六员，增其月俸，不兼他职，每月须一员奏事，或有急务，听非时入对，及三年则黜其不胜任者”。然“其后员阙不补”。此“不兼他职”的御史当即“言事御史”： 即因“唐制御史不专言职”，故真宗天禧初年始置言事御史六人，然“其后久不除”。故至庆历五年（1045），又“以谏官员不足”，复置言事御史，以殿中侍御史梅挚、监察御史李京二人为之，并于御史台中丞厅之南设置“谏官御史厅，盖御史得兼谏职也”。

因此，言事御史属需在台供职的差遣，而非作为“正员”的本官三院御史，故《宋史》中有载张择行历“监察御史、殿中侍御史，改言事御史、右司谏。与唐介、包拯共论张尧佐除节度、宣徽两使不当，语甚切。又论河北兵多、财不足，愿分兵就食内地，不报。迁侍御史知杂事”。马遵“尝以监察御史为江淮发运判官，就迁殿中侍御史，为副使，入为言事御史，谪知宣州。后复为右司谏，以礼部员外郎兼侍御史知杂事”。同时，因言事御史大抵以三院御史充任，于是在台供职之御史皆有言事职责，故史籍记载中言事御史往往径称御史，或其传记仅载其任职御史，而未及其亦尝授任言事御史。如庆历五年监察御史李京为言事御史，但《宋史·李京传》中仅述其由监察御史里行迁监察御史，数上书论事，“仁宗嘉纳，授右正言、直集贤院、同管勾国子监，加史馆修撰”。

因言事御史职权颇重，故要求任其职者当“端亮公正之士”。至和二年（1055）十月，以开封府判官、殿中侍御史俞希孟为言事御史，御史中丞张昪等以为俞希孟“早自入台以来，论事私邪，动多迎合”，故“自言事台官除为开封府判官，中外喜快”，而“今却自府判充言事御史，士人相顾失望”，遂上奏章反对，并云：“又言事御史，旧虽二员，自来多是止除一员，或亦全阙。今来毋湜虽入谏院，见有马遵一员，未至阙事，伏乞别与希孟一差遣。”俞希孟遂改为祠部员外郎、荆湖南路转运使。可知真宗天禧元年虽诏命设言事御史六员，但庆历五年实只任用言事御史二人，其后大多仅除一员。随后马遵改右司谏，言事御史缺人，至嘉祐二年四月己巳，主客员外郎、殿中侍御史里行吴中复为殿中侍御史、充言事御史，“以中丞张昪言本台阙言事御史，乞除中复故也”。

英宗治平年间，侍御史知杂事吕诲尝奏言：“天圣、景祐间，三院御史常有二十员，其后益衰减，盖执政者不欲主上闻中外之阙失，然犹不下十数员。今御史台阙中丞者累月，御史五员，差出者三人，唯臣与范纯仁、吕大防供职。”此处吕诲为强调“执政者不欲主上闻中外之阙失”而“衰减”三院御史员数，故特意将仁宗初期属本官的三院御史“常有二十员”、此后“犹不下十数员”与英宗治平时作为差遣的在台御史对比。

此外，仁宗景祐元年（1034）四月，“诏置殿中侍御史、监察御史里行”，以授资历较浅者入台供职。因御史里行属差遣且不属“正员”，故此处不予讨论。

结语

宋承唐制，御史台官设御史大夫、御史中丞及三院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监察御史，然御史大夫实设而不授，御史中丞改授一员，并改以郎中、员外郎兼侍御史知杂事，但三院御史员额仍为二十员，即侍御史四员、殿中侍御史六员与监察御史十员。由于北宋前期官、职、差遣分离，故此二十员之三院御史实属于本官（寄禄官），而真宗、仁宗时所命置御史（言事御史）六员，乃属需入御史台供职的差遣。然因诸多原因，此类作为差遣的御史，似从未满员，往往仅授任一二人充职，故有御史“无定员”之说。至于“御史出台为省职及在京厘务者”与出京就任外官者，其御史之衔皆属本官。又御史多有兼京职，如仍需入台供职，则属差遣。如天禧三年五月辛巳，以监察御史刘平为盐铁判官、章频为度支判官，“御史于是复兼省职”。李焘辨析云：“《刘平传》云： 平为御史，数上疏论事，为丁谓所忌，久之，除盐铁判官。按此年六月戊戌，谓乃参政，恐误也。元年二月丁丑，诏别置谏官御史六员，不兼他职。今（刘）烨与平、频皆兼省职，盖非当日诏意也。”即授命其“兼他职，盖执政者不欲其专任言责也”。

因此，北宋前期三院御史兼具本官、差遣两重性，即其领在京他司或出京外任而不入台供职者，则其御史之衔仅属本官；如其在台供职或虽领在京他司、却仍需入台供职者，则御史之衔既属差遣，也属该官员之本官。在北宋前期，与三院御史情况相同者，还有作为谏官的左、右谏议大夫，司谏，正言以及作为两制之一的中书舍人。即“谏议大夫、司谏、正言，皆须别降敕，许赴谏院供职，方为谏官。亦有领他职而不与谏诤。其由他官领者，带知谏院”。如真宗景德四年十月“丙午，江南转运副使、太常博士、直史馆何亮迁左司谏，为广南西路转运使”。天禧三年五月“乙亥，兵部员外郎、龙图阁待制李虚己为右谏议大夫，充职”。前者何亮所迁之左司谏属本官，而后者李虚己“为右谏议大夫，充职”，乃指李虚己是以谏议大夫充谏职，则此谏议大夫不仅为本官而已。又宋制在舍人院当制者为知制诰，当其本官迁至中书舍人时，则仅称中书舍人而不带知制诰，故此时中书舍人也兼具本官、差遣两重含义。

由上述北宋前期三院御史员额之考辨，并结合相关之记载，可大体认为包括御史台在内的北宋前期中央行政机构之员额等规定，如五代及宋廷未有明确变更，则其当袭用唐制，至于史籍所载、今人所言之当时某机构之“无定员”，则大抵属于一时之制或仅指差遣而言，但因史料有缺或所述含混，南宋以后人对元丰改制之前官制理解有间，遂致后人相关论述时有不确。

来源：宋史研究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