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那是去年九月的事。前几天刚立冬，屋檐下的冰棱子又开始支棱着白胡子。老杨说，今年冷得早。

那是去年九月的事。前几天刚立冬，屋檐下的冰棱子又开始支棱着白胡子。老杨说，今年冷得早。

老杨——杨明铭，今年六十八，在杏花村小学当了四十年代数老师，他是我大伯。退休后闲不住，在村委会做些记账、写材料的零活。大伯退休那年，县里给他发了块”人民教师光荣退休”的金漆牌匾，现在那牌匾正架在他炕头的暖气管上，挡着墙皮上的一道裂缝。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起，大伯就开始留意退休的事。虽然那时他才四十多岁，但每每路过信用社，他总要探头看一眼门口的存折利率表，然后抿着嘴，掐指头算退休金。这个习惯，一直到他退休也没变。

每月十五号是发退休金的日子，大伯起得特别早，穿上那件褪色发白的干部服，骑上他的二八自行车，到镇上的信用社排队。自行车后座的横梁上，系着一根脏兮兮的尼龙绳，绳子磨得发亮。大伯说那是为了捆东西，但我从没见他捆过什么。

就是在那个信用社，大伯捡到了那本存折。

“你说这事怪不怪，”大伯搓着手，眼睛盯着炉子上的铝壶，“明明是红折子，上面印着’定期一年’，别人怎么会弄丢呢？”

确实奇怪。哪有人会丢掉装着六十八万的存折？

大伯讲，那天他去取退休金，排在他前面的是个穿米色风衣的中年人，拿了钱就走了。轮到大伯，他突然发现柜台上有个红色存折，翻开一看，傻了眼——最后一笔存款余额是682403.50元。

“那人长什么样？”我问。

“谁记得？”大伯啜了口茶，“那天信用社人多，他戴着口罩，我就记得风衣后面有点起球。”

大伯急忙把存折交给柜员小张。小张也惊讶，说这存折有点年头了，开户人名叫刘海龙，是1995年开的户，地址写的是杏花村生产队。

“我就纳闷了，”大伯摸着下巴上的胡茬，“咱们村有姓刘的，但没听说哪家孩子叫海龙啊。”

交完存折，大伯没直接回来，骑车绕到了村委会。

村委会主任老郑正在门口剥花生。秋收刚过，他手上全是泥。

“刘海龙？”老郑搓了搓手，花生皮屑掉了一地，“好像是老刘家的，就是那个打铁的。”

“老刘家有这号人？”大伯皱眉，“我教了四十年书，咋不记得有这学生？”

“那是，他不是咱村的。”老郑拍了拍衣襟上的灰，“是上游十里地那个湾子里的，后来娶了咱村的姑娘，在这儿住了两年吧，好像是集体分田那阵子，记不太清了。”

大伯说，老郑翻出一本发黄的花名册，上面赫然有个”刘海龙”的名字，年龄那栏写着”1970”，还有一栏”暂住”。到后面1997年那页，这个名字就消失了。

“哪儿去了？”大伯问。

“谁知道呢，那会儿改革开放，出去的人多着呢。”老郑摸出皱巴巴的烟盒，掏了半天只剩一截烟头，叹了口气又塞回去，“可能是回老家了吧。”

当天晚上大伯睡不着，躺在床上琢磨该怎么找这个素未谋面的刘海龙。老杨一辈子做老师，为人死认真，他说：“这钱可不少，得及时还给人家。”

第二天，大伯骑车去了上游那个村子——杨湾村。那里的老支书王大爷已经七十多了，腿脚不好，坐在门槛上晒太阳。

“刘海龙？打铁的那小子？”王大爷摇头晃脑地回忆，“那都多少年前的事了，他是老刘的独苗，打小就跟着学打铁。刘家祖祖辈辈都是打铁的，可惜这一辈就他一个，手艺还没传好，人就走了。”

“走了？去哪了？”

“听说是去城里打工了。那会儿不少人下了海，有的去了广东，有的去了上海，具体的谁记得清啊。”

大伯失望地骑车回来，路上轮胎扎了个窟窿，走了大半路才发现。他一瘸一拐推着车回到家，裤脚上满是泥点子。

接下来的日子，大伯像着了魔，一有空就打听刘海龙的下落。他先是跑遍了杏花村，问那些上了年纪的人，可都说不上来。那户人家住的时间太短，存在感太低，大家记忆里只有一片模糊。

村东头的李婶倒是记得点什么。那天她正在院子里剁猪食，看见大伯就喊：“老杨啊，打听啥呢？”

大伯把事情一说，李婶放下菜刀，擦擦手上的水。

“那小两口我记得，媳妇叫春花，瘦瘦小小的，挺勤快。”李婶蹲下身，往猪食桶里添水，“他们那会儿租住在我家隔壁的破屋里，就住了两年不到。有天早上起来，发现人走了，连个招呼都没打。”

“走了？为什么突然走？”

李婶叹口气：“那谁知道呢。那时候日子不好过，出去的人多着呢。”她顿了顿，“不过他们走那天，我看见春花哭得眼睛都肿了。”

大伯皱起眉头。

村里问不出什么，大伯又跑到镇上，到派出所查户籍资料。民警小赵是他以前的学生，看见老师来了，赶紧让座。

“老师，您退休了还这么操心，这事交给我们就行了。”

大伯摆摆手：“这可是六十多万啊，我放心不下。”

查了半天，找到了刘海龙的户口信息，但上面显示”已迁出”，迁往何处没有记录。那会儿信息化程度低，很多资料都不全。

大伯又跑到县里的档案馆，翻阅了一下午的资料，只找到一份1996年的集体照，照片泛黄，边缘卷曲，是当年农机站的合影。小赵帮忙辨认，指着照片角落里一个瘦高个子说：“这个应该就是刘海龙，您看，下面有标注。”

大伯戴上老花镜，反复看那张照片。照片上的年轻人穿着一件打着补丁的蓝色工装，手里拿着钳子，眼神淡淡的，像是在看远方。

“我怎么觉得，在哪儿见过这个人…”大伯喃喃自语。

寻人的事陷入僵局。

十月的时候，大伯病了一场，是老年人常见的肺炎。我从县城赶回来照顾他，看他躺在炕上，脸色发白，心里一阵难受。炕桌上放着那本存折的复印件，已经被翻得起了毛边。

“大伯，别想那么多了，身体要紧。”

大伯咳嗽几声：“这不是钱的事，是个良心事。”他顿了顿，“你说这么多钱，对那人家来说得多重要啊。”

大伯病好后，又开始了他的寻人之旅。他联系了县电视台，花五百块钱在《民生关注》栏目打了个寻人启事。还印了几十张寻人告示，贴在村口、集市、车站。

我劝他：“大伯，您就别费这心思了，该做的都做了，缘分到了，人自然会出现。”

大伯摇头：“这不是缘分的事，这是责任。”

一晃到了春节，大伯的寻人告示被雪打湿，又被风吹干，字迹模糊不清。我以为这事就这么过去了，直到腊月二十八那天。

那天下午，大伯骑车回来，满身是雪，眼睛却亮得出奇。

“有眉目了！”他搓着冻红的手说，“小王镇的李老三说，他儿子在深圳一个厂里，车间主任就姓刘，好像是咱们这边人！”

第二天一早，大伯就往小王镇赶。等他回来已经是晚上，脸上写满失望。

“不是他，那人姓刘不假，但名叫海涛，是邻县人。”

新年过后，大伯的寻人热情丝毫不减。他开始扩大搜索范围，让在外打工的村民帮忙留意。我都佩服他这股韧劲，别说六十多岁的老人，就是年轻人也未必有这耐心。

三月的一天，大伯接到一个电话，是县城一家医院打来的。电话那头说有个叫刘海龙的病人，说认识杨老师，想见他一面。

大伯当时就愣住了，赶紧让我开车送他去医院。一路上，他坐立不安，不停地抖腿。

“会是他吗？真是奇了怪了，我明明不认识什么刘海龙啊。”

到了医院，护士带我们来到重症监护室外。医生说病人情况不太好，是肺癌晚期，前几天路过县电视台看到寻人启事，非要联系杨老师。

隔着玻璃，我们看到一个骨瘦如柴的中年人躺在病床上，插着各种管子。大伯盯着看了半天，突然说：“是他！就是照片上那个人！”

医生让我们穿好隔离服进去，只能待十分钟。

病床上的人看上去已经奄奄一息，但看到大伯，他的眼睛却亮了起来。

“杨…老师…”他的声音很弱，说一句话要停顿好几次。

大伯握住他的手：“你就是刘海龙？你知道我在找你吗？”

刘海龙微微点头：“看到…电视了…”

大伯赶紧说：“我在信用社捡到你的存折，里面有六十八万，我一直在找你想还给你。”

刘海龙闭上眼睛，过了好一会儿才又睁开：“不是…我的…”

“什么？”大伯俯下身，“不是你的存折？”

“是…我放的…但钱…不是我的…”

刘海龙说话越来越吃力，护士在外面敲玻璃，示意时间到了。大伯着急地问：“那是谁的钱？”

“杏花村…村民的…”

大伯一脸困惑：“村民的？什么意思？”

刘海龙挣扎着想说更多，但力气不够了。医生进来说病人需要休息，明天再来吧。

回去的路上，大伯沉默不语，眉头紧锁。

第二天我们再去医院时，刘海龙的情况好了一些，能说几句完整的话了。

“杨老师，对不起…”他的眼睛里闪着泪光，“我…我对不起杏花村的人…”

在断断续续的讲述中，我们终于明白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1995年，国家一笔扶贫款下到了县里，其中一部分应该分给杏花村的村民。当时刘海龙在乡政府做临时工，负责发放这笔钱。但是上头有人指示，要克扣一部分，刘海龙不同意，和领导起了冲突。

“他们…威胁我…说不配合就…让我家里人没工作…”

当时他媳妇正怀着孩子，岳父在国营厂上班，家里就靠这一份收入。刘海龙害怕了，但又不忍心克扣村民的钱，就想了个办法。

“我把那笔钱…存起来了…想等风头过了…再分给村民…”

他用自己的名义开了个存折，把那笔钱——当时是十七万多——存了进去。但没想到事情败露，领导大怒，把他调离了岗位，还借故开除了他岳父。

“我不敢说…那钱的事…怕他们……”

不久后，他带着怀孕的媳妇离开了杏花村，辗转到了深圳打工。这一走，就是二十多年。

“那存折…我一直带着…后来掉了…我以为…永远找不回来了…”

“那钱现在有六十八万了，利息滚了这么多年。”大伯说。

刘海龙虚弱地笑了：“是村民的钱…应该…还给他们…”

他告诉我们，他一直有个心愿，就是把这笔钱还给当年的村民。这些年他一直活在愧疚中，没脸回村，但也没忘记这件事。去年查出肺癌后，他更是坐立不安，怕自己带着这个秘密走了。

“杨老师…您是…好人…能帮我…完成这个心愿吗？”

大伯握着他的手，重重地点头：“你放心。”

临走前，刘海龙从枕头底下摸出一个发黄的小本子，递给大伯：“这是…当年的…发放名单…都在这里…”

一周后，刘海龙走了。

他没有家人来送行，只有大伯和我，还有主动请缨的村支书老郑。入土那天，下着小雨，坟前只有三束白菊花。

回村的路上，老郑问大伯：“老杨，这事怎么办？那钱确实是扶贫款吗？”

大伯打开那个发黄的小本子，里面密密麻麻记录着名字和金额，最后一页还有乡政府的公章。

“是真的。”

“那…”老郑欲言又止，“这都多少年了，当年的人有的已经不在了，有的搬走了，这钱怎么分？”

大伯陷入沉思：“得开个村民大会。”

消息很快传遍了杏花村。人们议论纷纷，有人相信，有人怀疑。许多年轻人甚至不知道二十多年前的那笔扶贫款。

大伯做了充分准备，找来当年的档案资料，证实了刘海龙的话。在村委会的大院里，几百号人挤得水泄不通。大伯站在台上，声音洪亮：

“这笔钱是属于你们的，刘海龙同志临终的心愿，就是把钱还给大家。”

台下安静得出奇。人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表情复杂。

突然，一个老人站了起来。是村里德高望重的周大爷，今年已经八十多了，拄着拐杖，声音却很清晰：

“不用分了。”

众人一愣。

“刘海龙这个人，我记得。当年他媳妇怀着孩子走的时候，我在村口碰见了，那姑娘哭得眼睛都肿了。我问她为什么走，她说家里出了事。”周大爷顿了顿，“现在我明白了，他们为了不贪这钱，宁可背井离乡。”

又一个老人站起来：“我赞成周大爷的话。这钱，与其分了，不如用在村里的公共事业上。就当是…刘海龙给咱村做的贡献。”

人群中爆发出议论声，但渐渐地，越来越多的人点头同意。

最后，村民们一致决定：用这笔钱修建一座村民活动中心，取名”海龙堂”，并在门口立一块石碑，记录这个故事。

如今，“海龙堂”已经建成，成了村里的地标。每到傍晚，老人们喜欢在那里下棋聊天，孩子们在院子里跑来跑去。石碑就立在门口，上面简单地刻着故事的来龙去脉。

大伯经常去那里坐坐。有时他会抚摸那块石碑，喃喃自语：“这世上啊，还是好人多。”

我问他：“大伯，你怎么这么执着地找了半年，连吃饭睡觉都惦记着这事？”

大伯笑了笑，指着远处的夕阳：“你看那天边的云彩，多漂亮。”

我不明白他为什么突然说这个。

“人这辈子啊，就像那天上的云，来也匆匆，去也匆匆。能在这人世间留下点什么，就值了。”

大伯掏出烟袋锅，慢悠悠地装烟，“刘海龙留下了这个故事，我呢，就留下找到他的执着吧。”

随着烟雾升起，整个村子笼罩在金色的夕阳里，安静祥和。石碑在暮色中闪着微光，仿佛在诉说着一个普通人不普通的故事。

而这个故事，已经成为杏花村的传说，代代相传。

来源：蜜丝看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