闯关东从啥时候开始？300年里的3波迁徙，都是为了活下去

摘要：一说到闯关东，你是不是就想到清末老百姓拖家带口往东北跑的画面？其实最早的闯关人比这早了两百多年！有人说它是因为朝廷开了禁令才开始的，有人觉得纯粹是天灾逼的，甚至连这场迁徙到底持续了多久都没搞清楚。

一说到闯关东，你是不是就想到清末老百姓拖家带口往东北跑的画面？其实最早的闯关人比这早了两百多年！有人说它是因为朝廷开了禁令才开始的，有人觉得纯粹是天灾逼的，甚至连这场迁徙到底持续了多久都没搞清楚。

今天咱们就把这些误区掰开了说，跟着三波不同时期的迁徙潮，从老史料和移民档案里找找闯关东真正的起点。你会发现，这三百多年的迁徙从来不是瞎闯，都是千万人在活命边缘的硬扛和坚持。

好多人以为闯关东是朝廷允许了才开始的，其实在清朝“不让进关东”的禁令下，就有胆子大的人偷偷往关东跑了。这第一批“偷偷闯关的人”踩出来的路，才是闯关东真正的开始，支撑他们的就一个念头——“活下去”。《史记·货殖列传》里早就说过“燕、齐那地方土地肥沃，适合种地养蚕”，这片被古人当成宝地的地方，到了17世纪末就成了灾民的“逃生门”。

1644年清军进了山海关后，把关东当成“龙兴之地”，下了“禁关令”：汉人不许进山海关以东，违反了就“打五十鞭子，流放三千里”。清廷这么干一是想保护满族的“老家根基”，二是留条后路，万一统治不住还能回关东。可禁令拦不住想活命的人——17世纪末，山东、河北老发水干旱，《清实录》里说，康熙刚当皇帝那阵“山东大旱，颗粒无收，有人吃人的”。饿疯了的灾民看着眼前的绝境，再想想山海关外传说中“黑土地、到处是粮食”，就开始冒险了。

那时候闯关的路简直是“生死关”。最常规的是“走山海关”，但关卡有八旗兵守着，灾民只能“白天躲着，晚上走，翻山越岭”，好多人要么被巡逻兵抓住打个半死，要么摔下山崖。还有更危险的“走海路”，从山东蓬莱坐船到辽东半岛，“一条小船在海上漂，遇到风浪整船人都没了”。《山东通志》记载，康熙二十年，“登州府老百姓渡海去辽宁的有一千多人，遇到风暴，就活下来三十多个”。就算侥幸到了关东，等着他们的还有各种危险：森林里的野兽，冬天零下三四十度的严寒，还有不接受汉人的满族部落。

但关东的土地没辜负他们的冒险。这里的黑土“插根筷子都能长芽”，种的玉米、高粱产量是关内的两三倍；河里的鱼、山里的野兽随便就能弄到。第一批偷偷闯关的人“搭草房子、开荒地”，虽然只能“偷偷摸摸过日子”，但靠双手总算站稳了。他们还发明了“藏粮的地窖”“挖地洞”，既防野兽又防巡逻兵。康熙中期，清廷发现“禁关令”根本拦不住流民，关外的汉人从“零零散散”变成“村子一个挨着一个”，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就为后来大规模迁徙埋下了伏笔。

这时候的闯关人大多是“单身男人”，他们“春天种地，秋天收了粮食就回关内”，形成了“候鸟式迁徙”。《盛京通志》里说，“每年春天刚开始，山东的民夫就组队去辽宁，秋天带着粮食回来，年年这样”。他们不敢在关外定居，怕官府清算，却用这种方式摸清了关东的土地、气候，为后来“全家搬迁”积累了经验。可以说，这批“偷偷闯关的人”用命踩出来的路，才是闯关东的“最初脚印”。

19世纪初，清廷的“禁关令”松了，从“严禁”变成“有限放开”，闯关东也从“秘密行动”变成“半公开迁徙”。这变化不是因为清廷“心善”，而是现实逼的，这股“刚起来的浪潮”让闯关东的规模第一次超过了十万人。这时候再看《史记·货殖列传》里“关东盛产粮食、鱼盐”的描述，才真的能摸到边了。

松动的原因是“边疆危险”。19世纪初，沙俄开始盯着中国东北，老来边境骚扰，可关外满族人口少，根本守不住。乾隆年间，黑龙江将军上奏：“关外千里没人烟，俄国人慢慢入侵，如果不招老百姓来开荒，恐怕要丢了土地。”清廷这才明白，“汉人是最好的‘边疆屏障’”。于是在1803年，清廷先放开了“吉林地区的禁关令”，允许山东、河北的灾民“拿着官府的路条去吉林开荒”，还规定“开荒满五年，土地就归自己”。

政策一出来，立刻引发了第一次“大规模闯关潮”。1803年到1850年，就四十七年，闯关东的人口从“不到十万”涨到“一百五十万”。这时候的迁徙不再是“单身冒险”，而是“全家搬家”——男人挑着担子，一头是孩子，一头是锅碗瓢盆；女人背着被褥，脚上缠着布条，一步步往关东走。《闯关东档案史料汇编》里存着一份1825年的移民登记册，记着山东莱阳农民王守信一家的情况：“男四口，女两口，带了十二件农具，三斗种子，去奉天辽阳开荒”。

这时候闯关的路线也多了。除了原来的“山海关路”和“海道路”，又有了“喜峰口路”“古北口路”，这些路虽然绕远，但更安全，成了全家迁徙的人的首选。沿途还出现了“闯关驿站”，大多是早年闯关的人开的，“提供住宿，帮忙买路条，甚至介绍开荒的地”。河北乐亭人李有才在回忆录里写：“驿站老板是十年前闯关的老乡，给我们指了块靠河的好地，还借给我们耕牛，不然真不知道怎么活。”

清廷“有限放开”还有个隐藏目的：“解决财政困难”。乾隆末年，清廷国库空虚，可关东的土地、矿产资源多。放开开荒后，清廷向闯关人收“土地税”，就奉天一地，1840年的田税就有“八十万两白银”，占全国田税的二十分之一。另外，关东的人参、貂皮等特产通过闯关人运到关内，再由官府专卖，又给清廷赚了不少。可以说，这时候的闯关东，是“灾民求活命”和“清廷谋利益”的碰巧凑一块了，就这么着，闯关东从“零星行动”变成“一群人的事”。

但“有限放开”还是有不少限制，比如“不让汉人进满族发源地长白山”“不让开垦草原”。1840年鸦片战争后，清廷国力更弱，对关外的控制也弱了，这些限制慢慢成了“空话”——闯关人开始“越过界限开荒”，甚至进长白山采人参、砍树。清廷偶尔也“清退”，但终究没力气管，这就为后来的“全面开禁”埋下了引子。

20世纪初，清廷彻底废除“禁关令”，颁布《移民实边章程》，明确“鼓励汉人去关东开荒，土地免费，免税三年”。这政策就像打开了“闸门”，闯关东到了“顶峰浪潮”，从1900年到1931年，三十一年间闯关东的人口超过“两千万”，成了中国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人口迁徙。这“顶峰浪潮”的背后，是天灾人祸一起闹，也是关东“全面开发”的开始，《史记》里描写的“关东富裕”，这时候到了新高度。

推动这浪潮的第一个原因是“天灾”。1900年到1910年，山东、河北“十年里有九年受灾”：1900年黄河决口，淹了山东二十多个县；1906年河北大旱，“土地全红了，没粮食，到处是饿死的人”；1910年东北鼠疫虽然可怕，但关外“地广人稀，容易活命”的传闻，还是让灾民往那跑。《申报》1908年报道：“山东灾民每天去烟台坐船去辽宁的有几千人，码头挤得不行，还有掉进水里的。”

第二个原因是“人祸”。清末的军阀混战、民国初年的土匪横行，让关内百姓“没法过日子”。山东临清人张振声在日记里写：“1912年，土匪烧了村子，抢走粮食，父亲被打死，母亲带着我和弟弟闯关东，走了三个月才到奉天。”另外，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后，关东成了“列强抢的地方”，列强需要劳动力开发资源，也间接吸引了一些闯关人。

这时候的闯关东变得“规模化、组织化”了。山东、河北出现了“闯关把头”，他们“和船行、驿站勾结，收费用，组织灾民一批批迁徙”。比如烟台的把头王德海，“每年组织十批灾民去辽宁，每批一千人，包船包吃，到地方后介绍工作”。迁徙路线也更成熟了，海路上有“定期客轮”，从烟台到大连只要两天；陆路上有了“铁路”，1907年京奉铁路通车后，“坐火车闯关东”成了新选择，虽然票价不便宜，但比走路安全快得多。

闯关人的去处也不只是“开荒种地”了。随着关东工商业发展，好多人进了“煤矿、工厂、码头”干活。抚顺煤矿的矿工里，“百分之九十是闯关东的汉人”；大连码头的搬运工，“十个有八个是山东人”。还有人做小生意，“开饭馆、修鞋、卖杂货”，关东的城镇里渐渐有了“山东街”“河北巷”。《奉天通志》记载，1925年的奉天城，“大小饭馆一千多家，其中鲁菜馆占七成，老板大多是闯关东的山东人”。

这时候的闯关人还把“关内文化”带了过去。他们在关东建“山东会馆”“河北同乡会”，过年过节办“庙会”“灯会”，把京剧、吕剧带到关外；他们还把关内的种地技术传到关东，“改良农具，培育新粮种”，让关东的粮食产量再上一个台阶。可以说，20世纪初的闯关东，不只是“人口迁徙”，更是“文化融合”，关东从“满族的龙兴之地”变成了“多民族一起住的富裕地方”。

但顶峰之下也有血泪。好多闯关人在煤矿干活“每天干十六个小时，工资不到两角，还老被矿主打骂”；好多妇女“给人当佣人，伺候人不说，还可能被欺负”。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东北，好多闯关人成了“亡国奴”，被迫“服劳役、种鸦片”，不少人丢了性命。但就算这样，他们也没放弃——有的参加了抗日联军，有的守着土地，用双手和勇气守护着“闯”来的家。

看到这，你可能会问：“中国历史上移民多了去了，为啥闯关东能持续三百年，规模还这么大？”答案在“推的力量”“拉的力量”“帮的力量”三个方面的叠加里，这三个方面，从《史记》记载的古代关东，到近代的活命现实，一直都在。

“推的力量”是关内的“活命绝境”。三百年里，山东、河北“人多地少”的矛盾一直存在，清末民初更严重——山东“人均耕地不到三亩”，河北“人均耕地才两亩”，可关东“人均耕地有三十亩”。再加上老发天灾人祸，“离开”成了唯一的选择。《史记·货殖列传》里“齐鲁之地地少人多，老百姓大多经商”的记载，其实早就暗示了这里的活命压力，而闯关东，就是近代齐鲁百姓的“另一种谋生”。

“拉的力量”是关东的“资源诱惑”。关东有“黑土地”，种啥收啥；有“大森林”，木材、药材到处都是；有“大煤矿”，工业资源丰富。《清实录》里形容关东“棍子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虽然夸张，但确实反映了它“物产丰富”。对于饿肚子的灾民来说，这样的地方就是“天堂”，就算路再险，也值得一闯。

“帮的力量”是政策的“慢慢松动”。从清初的“禁关”到康熙的“默许”，再到19世纪初的“有限放开”、20世纪初的“全面鼓励”，清廷的政策一步步“松绑”，让闯关东从“非法”变成“合法”，从“零星”变成“成规模”。要是没有政策松动，就算有“推的力量”和“拉的力量”，闯关东也没法持续三百年。

另外，“宗族亲戚的帮忙”也很关键。早期的闯关人在关外站稳后，会“写信回家，叫亲戚老乡过来”，形成“连锁迁徙”。山东平度人刘春山1880年闯关东，在奉天开了饭馆，后来“把弟弟、表哥、堂叔都接了过来”，后来平度半个村子都搬到了奉天。这种“宗族互助”让闯关人不再“孤立无援”，降低了迁徙的风险，也让闯关东的浪潮越来越大。

闯关东的影响远不止“人口迁徙”。它让关东的“荒地变良田”，从“没人的地方”变成了“粮仓”，1930年关东的粮食产量占全国的五分之一；它促进了“民族融合”，汉、满、蒙、回等民族在关东一起住，形成了独特的“关东文化”；它还塑造了“闯关东精神”——那种“敢闯敢拼、能吃苦、互相帮忙”的精神，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

闯关东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答案不是一个简单的年份，是17世纪末第一批“偷偷闯关的人”迈出的第一步，是19世纪初“有限放开”后的第一波潮，更是20世纪初“全面开禁”后的顶峰爆发。这场三百年的迁徙，不是“一时冲动”，是千万人在活命边缘的挣扎和坚守，是“推的力量”“拉的力量”“帮的力量”一起作用的结果。

《史记·货殖列传》里早就说过“趋利避害，是人的常情”，闯关东就是这种“人之常情”的极致体现——为了躲灾害，为了吃饱饭，为了给家人留条活路，他们离开家乡，用双脚走出一条“活命路”。他们带走的是希望，留下的是传奇，更创造了关东的富裕和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