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38年7月，由战区中小学教师陕西服务团编纂的《安康县乡土志》创刊号问世。其序言虽不足五百字，却折射出民国方志学在传统范式与现代化需求间的张力，更承载着抗战背景下地方文化重建的特殊使命。本文通过文本细读与历史语境还原，解析这份文献所蕴含的编纂理念、文化策略及

引言

1938年7月，由战区中小学教师陕西服务团编纂的《安康县乡土志》创刊号问世。其序言虽不足五百字，却折射出民国方志学在传统范式与现代化需求间的张力，更承载着抗战背景下地方文化重建的特殊使命。本文通过文本细读与历史语境还原，解析这份文献所蕴含的编纂理念、文化策略及时代困境。

一、编纂机制：传统士绅与现代行政的共构

1、国家意志的本地化实践

序言开篇即强调“部颁工作大纲”对编纂的指导作用。1930年代南京国民政府推行的《修志事例概要》，要求各地志书“注重民生及建设事项”，这与清代《一统志》侧重舆地沿革的编纂理念形成鲜明对比。安康编纂委员会在行政框架下运作，体现出国家权力对地方文化生产的规范意图。

2、知识权力的嬗变轨迹

编纂团队“专家与士绅并重”的架构颇具深意：既邀请经学大师荆忍谦担任顾问，又依托现代教育机构（战区教师服务团）主导。这种“新士绅”与知识分子的合作模式，打破了传统修志由地方耆老垄断的局面，暗合费孝通所言“乡土重建”中技术知识与地方性知识的结合需求（《乡土中国》，1948）

二、文本革新：从“皇舆图志”到“战时指南”

1、书写范式的突破

荆忍谦刻意略去“木石掌故”的考据，转而聚焦“地方事业”，这种转向呼应了梁启超对旧方志“陈陈相因，无稗实用”的批判（《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1924）。对比乾隆《兴安府志》中“星野”“祥异”占全书15%的体例，新志对实用信息的侧重，折射出方志从“资治通鉴”向“社会治理手册”的功能转型。

2、传播媒介的现代性实验

选择在半月刊连载志稿的做法具有开创意义。相较于传统方志“十年一修，藏于官阁”的封闭性，这种大众传播策略不仅加速信息流通，更试图构建新的文化共同体——通过报刊媒介，将流亡教师、本地民众乃至战区难民纳入共同的“第二故乡”想象。

三、战时语境下的文化救赎

1、地方认同的重构机制

序言特别强调编纂者“来此第二故乡”的身份认同，这种表述在抗战时期具有普遍性。1938年武汉会战后，陕南成为华中沦陷区人口西迁的重要目的地，安康县人口较战前激增42%（《陕西通志·人口卷》）。新方志通过重构“安康人”概念，试图弥合土著与移民的文化裂隙。

2、教育救国的特殊使命

由战区教师服务团主持修志，凸显教育机构在文化延续中的特殊作用。这些流亡教师既承担“保存国粹”的责任（如整理荆忍谦手稿），又通过教材编纂实践“教育救国”理念，与同时期西南联大“徒步三千里，典籍随迁”形成南北呼应。

四、历史局限与当代启示

1、未竟的现代性

尽管编纂者试图突破传统，但士绅阶层的持续影响仍使文本留有“差序格局”烙印。荆忍谦作为经学大师的权威形象被反复强调，其“道德文章”的评判标准本质上仍是儒家价值体系，与志书标榜的“新式”定位存在内在矛盾。

2、断裂的编纂实践

现存档案显示，该志最终未能完成系统编纂，仅留存片段于报刊。这种夭折不仅是战时资源匮乏所致，更深层暴露出传统学术范式向现代转型的艰难——当知识生产从私人著述转向集体工程时，组织机制与学术传统的冲突难以调和。

《安康县乡土志》序言恰似一扇棱镜，折射出民国方志学在古今之变、中西之争与战乱冲击下的多重境遇。它既展现了传统士绅试图调适自身以适应现代国家治理的努力，也揭示了战时知识分子通过地方叙事重建文化认同的悲壮尝试。这种介于“断裂”与“延续”之间的编纂实践，为理解中国方志传统现代化进程提供了珍贵标本，其经验教训对当代地方志数字化转型仍具启示意义。

附：《创刊号刊安康县乡土志序言》原文

部颁本组工作大纲，列有试编简明之新式地方志或一览一项。本组全人对此工作早即着手筹备，组织安康新志编纂委员会，并聘请专家及本地士绅为顾问，积极进行。

近蒙本邑名宿荆忍谦先生，将其手编之《安康县乡土志纪略》初稿，借备本组参考。现又商得荆先生同意，先在半月刊披露，使半月刊内容益见丰美。

荆先生系安康士绅，经学大师，其道德文章，久已众口赞称，毋庸介绍。志略内对地方事业之心，溢于言表，急应广为介绍，借以引起地方人士之注意。至于斤斤之考证木石，引据掌故，则一般志书之所为，而先生皆略焉。

吾人来此第二故乡之安康，对该书尤有先睹之必要。

战区中小学教师陕西服务团教材编辑组

谨识

中华民国二十七年七月一日 创刊号

来源：一品姑苏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