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95年7月，27岁的张纯如从美国来到南京，搜集南京大屠杀史料并采访幸存者。1997年11月在美国出版的《南京大屠杀：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遗忘的大浩劫》，占据《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长达3个月，先后被译为15种语言在全球传播。她的生命虽然定格在36岁，但她点亮

1995年，张纯如（右二）采访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之一夏淑琴（左二）。

《南京大屠杀》中文版。

中信出版集团 供图

南京大屠杀，每个中国人心中抹不去的伤痛。在人类历史上至暗的一页发生后长达60年时间里，西方英语国家都没有关于侵华日军这一滔天罪行的详细记载。

1995年7月，27岁的张纯如从美国来到南京，搜集南京大屠杀史料并采访幸存者。1997年11月在美国出版的《南京大屠杀：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遗忘的大浩劫》，占据《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长达3个月，先后被译为15种语言在全球传播。她的生命虽然定格在36岁，但她点亮历史真相的勇气，随着这本书的长销而被人们永远铭记。

2013年，《南京大屠杀》中文版面世。“这是中信出版社历史上生命力最强的一本书。”作为将该书引进中国的出版人，中信出版集团副总编辑蒋永军近日在接受《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采访时说。

为中国读者出版一本可读性更强的书

蒋永军发现这本书的时候，张纯如已经去世7年。由于所学专业是国际关系，蒋永军2008年来到中信出版社以后，一直想适时开发二战历史类选题。2011年，他偶然在国外网站上读到了《南京大屠杀》的英文版介绍。

“中国引进了吗？”蒋永军下意识地想到。据他了解，这本书几年前曾被国内引进但反响有限，版权已回到国外版权代理公司。“这么好的一本书不应该被淹没。”而此前国内关于南京大屠杀这段历史的阐述，基本以专业图书或史料类书籍为主。要想让更多读者了解这段历史，就需要出版一本可读性更强的大众类图书。

2012年初，中信出版社签下该书中文简体版版权。蒋永军由此和张纯如的父母张绍进、张盈盈开启了一段情谊。

“在书的策划、翻译、编辑过程中，我和张盈盈女士通了数十封邮件，请她撰写中文版序、校对全稿、补充相关信息。”蒋永军告诉记者，张盈盈女士的中文读写能力都很好，由于译稿初稿的问题比较多，她阅读后一一指出来，认真、负责、高效，让人印象极其深刻。“她对我们推出中文版是十分支持的，因为张纯如过早地离世，她想完成女儿未完成的事业。”

在2012年11月的一封邮件中，张盈盈认真审校了张纯如丈夫布雷特·道格拉斯撰写的尾声部分。她写道：“文中有几个地方翻译不太准确，我将它改正，并特别用红色字标出，以作你的参考。”信的末尾还提到，“非常感谢你在百忙中为这本书而做的努力。另外一件事是我希望在出版前看看我的序及原文翻译的面貌，假如来得及的话。再谢谢你！”

更令蒋永军感动的是，2013年该书出版后，张纯如的父母不远万里飞到中国，当时张绍进先生腿脚不是很方便，他们在中信出版社的安排下做了媒体专访以及一系列图书推广活动。

张绍进今年1月在美国去世，张盈盈如今也已85岁。《南京照相馆》8月在北美上映后，她在接受采访时提到一个细节，日本随军摄影师对着满是血水的池塘发出惊叹，说“如果我有彩色的胶卷就好了，那将是一张多么震撼人心的照片啊”，这句话其实出自张纯如《南京大屠杀》中的“六周暴行”一章。

这份跨洋友情至今延续，蒋永军告诉记者，9月9日晚，他还与张盈盈在微信中聊书的话题。“遗憾的是，当年在北京见面、参加活动，行程比较匆忙，没有想到和他们留下一张合影。”

再版时弥补了第一版封面小小的遗憾

张纯如短暂的一生中留下三本著作，其中只有《南京大屠杀》的题目是她自己选择的。

张纯如写这本书并不是出于偶然。她的父母幼年亲历过日本侵华给人民带来的沉重灾难，成年后到美国求学、定居，均在哈佛大学取得博士学位。“我们小时候怎么逃难，跑到防空洞里这些事情都会告诉她，当然也会讲到南京大屠杀。”张盈盈在今年7月央视《国际时讯》推出的《面孔·不能忘却的记忆》专题报道中回忆。

那时，张纯如对父母讲述的血腥场面半信半疑。她去问了她的老师，老师说从来没听到过，她去图书馆也没有找到。直到1994年，张纯如在美国加州库比蒂诺看到一个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图片展，感到非常震惊，开始引起她的回忆。“她才晓得原来爸爸妈妈讲的不是假的。而且日本否定这段历史，她发现世界上没有一本真正在讲南京大屠杀的英文著作。她要写，我们当然很赞成。”张盈盈说。

《南京大屠杀》腰封上张纯如的照片，是1997年该书在美国出版那年，也就是她29岁时拍摄的。她身着中式服装，带着东方女性的婉约，眼神中充满坚毅。

“封面底色的铁灰色代表厚厚的钢板，同时使用击穿钢板的弹孔作为主要设计元素，从侧面体现了大屠杀的惨烈程度。书名中‘南京’用了厚重的字体突出这段历史的沉重感，‘大屠杀’用血色突出了惨绝人寰。”蒋永军告诉记者，这本书的封面设计师是水玉银文化公司创始人刘军，他在与蒋永军沟通之后很快就有了创意，而且没有采用做这类图书传统的设计思路，比如使用血色画面和图片，他的设计一版就通过了。而在对设计要求很高的中信出版社，有些书的封面要出十几版甚至几十版方案。

这一标志性封面设计在2015年再版时延续，但也有一个细节的修改。

“我们推出第二版的一个原因，就是为了弥补第一版封面小小的遗憾。”蒋永军向记者展示了存于他电脑中的第一版。“南京大屠杀”五个字是横排，字号相对有点小。而现在读者看到的第二版封面，主题五个字折成两行用竖排，副题同样竖排，整体更具视觉冲击力。

让这种痛融入血液、化作前行的力量

《南京大屠杀》出版后入选中宣部、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百种经典抗战图书”。至今，该书第二版已经加印80余次，共发行150万册。

“对于一本主题出版物，在没有进行大量营销推广，也没有销售渠道强力支持，基本上靠读者自发购买的情况下，能取得这样的销量，充分说明这本书在中国读者心目中的分量。”蒋永军说。而这也是他将《南京大屠杀》视为中信出版社历史上生命力最强的一本书的原因。

《南京大屠杀》出版后，中信出版集团读者服务部收到大量读者来信，他们表达阅读感受，还有些探讨某个词的译法。直到现在，蒋永军还经常在网络销售平台阅读读者的评论，“无数的读者通过阅读，了解了这段历史，心灵、思想和精神上都受到了极大震撼和冲击。”

蒋永军还发现，每当一些热点事件出现时，比如日本政客和右翼人士参拜靖国神社、九一八事变纪念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等，围绕这本书更是掀起一轮轮的讨论和销售高潮。购买者几乎覆盖所有的读者群体，还有很多是老师推荐学习阅读、父母读完给孩子读。

“一部令国人流泪的书，所有的中国人都要看的书。”《南京大屠杀》的腰封上这样写道。“应该让中国的读者尤其是青少年读者深入了解这段历史。当然，我们出版这本书并不是为了让读者记住仇恨，但这种痛应该融入每个中国人的血液，注入每个中国人的灵魂，化作我们努力前行的动力。”蒋永军说。

今天，在中国的土地上，历史悲剧不会重演。张纯如曾说，让历史消失，是对遇难者的侮辱。从这本燃烧着她的生命的书中，回首浸透血泪的来时路，一定会激励每一个读者勿忘国耻、砥砺前行。

来源：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