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辈子有多长?有时候就是一场梦的距离。对于苏北小城的陈望年来说,这辈子最长的距离,就是从家门口到儿子留学的那个名叫英国的地方。他用半生力气把儿子托举到远方,期盼他能看到自己从未见过的风景。
一辈子有多长?有时候就是一场梦的距离。对于苏北小城的陈望年来说,这辈子最长的距离,就是从家门口到儿子留学的那个名叫英国的地方。他用半生力气把儿子托举到远方,期盼他能看到自己从未见过的风景。
儿子走了,带走了他所有的骄傲和后半生的念想。
光阴无声,十年岁月在日复一日的等待中流淌过去,当所有的音讯都断了线,这个老实的男人做了一个决定,他要去那片陌生的土地,亲眼看一看,他的儿子,他的梦,究竟变成了什么模样。
01
二零零五年的夏天,苏北那座小城像是被扣在一个巨大的蒸笼里,连一丝风都带着黏糊糊的热气。工厂家属院里的老槐树上,知了声嘶力竭地叫着,搅得人心烦意乱。陈望年却一点也不觉得烦,他心里头像是开了锅的沸水,咕嘟咕嘟冒着欢喜的泡泡。他的儿子,陈子昂,考上英国的大学了。
准确地说,是一份语言课程的录取通知书。可在那年头,别说是出国读大学,就是能摸到一张印着外国字的纸,那也是祖坟冒青烟的大事。陈望年是厂里的老钳工,一辈子跟冰冷的铁疙瘩打交道,手上全是磨不掉的老茧和黑油。他自己没上过大学,这是他心里头最大的遗憾。现在,儿子替他圆了这个梦,而且还是个“洋大学”,这让他觉得自己的腰杆子一下子挺得笔直。
他拿着那份通知书,薄薄的一张纸,却觉得有千斤重。他小心翼翼地把它揣在怀里,先是去了趟车间,在那些平日里爱跟他开玩笑的工友面前不经意地掏出来,看他们瞪大了眼睛,嘴里啧啧称奇。
然后他又走遍了家属院,跟每一个碰到的街坊邻居都说一遍:“我家子昂,要去英国念书了,出息了!”那张被岁月和油污刻满了皱纹的脸上,绽放出一种从未有过的光彩,像是生锈的铁块突然被擦亮了。
喜悦过后,是沉甸甸的现实。五万块钱的学费和生活费,在二零零五年,对于一个指着工厂那点死工资过活的家庭来说,无异于一个天文数字。陈望年和老伴儿把家里所有的存折都翻了出来,一张张数,一遍遍加,最后把所有零钱都凑上,也才刚过一万。
他没吭声,第二天就回了趟乡下。他把爷爷奶奶留下来的那两间老平房给卖了。那房子虽然破,却是陈家的根。签合同那天,买家把一沓钱递给他,他捏着那钱,手心里全是汗,心里头空落落的,像是被剜掉了一块肉。
钱还是不够。他开始了一辈子都没干过的事情——借钱。他拉下那张老实巴交的脸,敲开了一个个亲戚的家门。他嘴笨,不会说好听话,只是反复念叨着:“子昂有出息了,要去英国,就差一点儿……等我发了工资,我肯定还。”他又找到了厂里的领导,把自己的退休金都押上了,签了好几张欠条。
半个多月跑下来,人瘦了一圈,头发也白了不少。当他把那一沓厚厚的、用布包了一层又一层的钱交到儿子陈子昂手里时,那钱还带着他奔波时的汗渍和体温。他的手有些发抖,嘴唇动了动,千言万语最后只汇成了一句沙哑的话:“到了那边,给爸争口气。”
陈子昂低着头,接过那沉甸甸的钱,他知道这五万块钱背后是什么。他点了点头,眼眶一下子就红了。
去上海浦东机场那天,是陈望年第一次到那么大的城市。他看着儿子熟练地办理各种手续,心里既骄傲又失落。他觉得自己像个土包子,什么都不懂,只能跟在后面,笨拙地帮儿子提着行李。在安检口,他把儿子拉到一边,从贴身的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塞到儿子手里。
“这里头有几百块零钱,你拿着路上用。还有一张纸条,爸不识字,让你妈写的。”他顿了顿,看着儿子年轻又充满朝气的脸,“照顾好自己,钱不够了就跟家里说,别省着。”
陈子昂捏着那个信封,感觉像是捏着父亲的一颗心。他用力地点了点头,喉咙里像是堵了团棉花。他不敢再看父亲的眼睛,转身随着人流走进了安检口,一次都没有回头。他怕一回头,就再也迈不开步子了。
陈望年一直站在那块巨大的玻璃墙外面,伸长了脖子,在人群里寻找着儿子的身影,直到那个熟悉的背影彻底消失在通道的尽头。他还是站在那里,像一尊雕像,很久很久。机场的广播里传来听不懂的外国话,他觉得那声音就像是从另一个世界传来的一样,那个世界,他的儿子已经走进去了。
02
儿子刚到英国的头几个月,是陈望年这辈子最舒坦的日子。每周六的晚上,家里的电话总会准时响起。那是陈子昂打来的越洋长途,电话费贵得吓人,可陈望年不在乎。他守在电话机旁,听着儿子在电话那头描述伦敦的样子,说那里有很高很高的大钟,有红色的双层巴士,还有好多金发碧眼的外国人。
陈子昂说一切都好,学校很大,老师也很好,就是饭菜吃不惯。陈望年就在电话这头絮絮叨叨地教他怎么煮米饭,怎么炒个简单的西红柿鸡蛋。每一次,他都催着儿子:“行了行了,别说了,电话费贵,快挂了吧。”挂了电话,他又能高兴好几天。
没多久,陈子昂寄回来几张照片。照片上,他穿着崭新的夹克,站在那个叫“大本钟”的建筑前,笑得一脸灿烂。陈望年把照片用一个镜框装起来,摆在家里最显眼的位置,每天都要用干净的布擦上好几遍。有邻居来串门,他总会指着照片,骄傲地说:“看,我儿子,在伦敦呢!”
半年后,电话变成了一个月一次。陈子昂在电话里解释,说专业课开始了,学业太忙,有时候做实验要做到深夜。他还说,国际长途太贵了,让父亲别担心,他一切都好,钱也够用,省下来的电话费他能多吃几顿好的。陈望年觉得儿子长大了,懂事了,心里更是熨帖。他连声说好,让儿子以学业为重,不用老惦记着家里。
再后来,电话变成了几个月一次,有时候隔了大半年才有一个。儿子的声音听起来有些疲惫,总是匆匆忙忙说不了几句就挂了。陈望年心里开始有点犯嘀咕,但他总劝自己,儿子是在干大事的人,忙是正常的。
转折发生在大约两年后。陈望年照常给儿子写信,信里问他什么时候放假,要不要家里寄点钱过去。他等啊等,等了一个月,两个月,都没有回信。他跑到邮局去问,人家也说不出个所以然。又过了几个月,他写的信被退了回来,上面盖着一个他看不懂的邮戳。他找人一问,人家告诉他,这意思是“查无此人”。
陈望年的心,一下子就沉到了底。他开始没日没夜地守着那部电话,可那电话再也没有在周六的晚上响起过。他试着往儿子留下的那个英国号码打过去,电话那头传来的永远是冰冷的、听不懂的录音。他像是被全世界抛弃了,守着一个断了线的风筝,只有一根线头还攥在自己手里。从那天起,陈子昂就彻底从他的世界里消失了。
日子还得往下过。陈望年从工厂退休了,为了还清当年给儿子凑学费欠下的债,他又在附近一个小区找了份看大门的活儿。他变得比以前更沉默,也更节俭。别人丢掉的矿泉水瓶子,他都会捡起来攒着。工友们聚餐,他从来不去。他说他吃不惯外面的东西。
家属院里的风言风语也渐渐变了味。起初的羡慕和夸赞,变成了同情和猜测。后来,一些难听的话开始在他背后流传。“老陈家那小子,怕是在国外娶了洋媳妇,忘了爹妈喽!”“我看就是个白眼狼,出了国,心就野了,哪还记得这个家。”
每当听到这些话,陈望年总会涨红了脸,跟人辩解:“胡说!我儿子忙,他在干大事业!你们懂什么!”他嘴上犟着,可一个人的时候,他会对着儿子的照片发呆。照片上的儿子笑得那么开心,那么有朝气。他想不通,好端端的,怎么就没消息了呢?他时常在夜里惊醒,梦见儿子在异国他乡吃不饱穿不暖,被人欺负。他一身冷汗地坐起来,睁着眼睛直到天亮。
十年,就这样在无望的等待和煎熬中过去了。小城变化很大,盖起了高楼,开来了小汽车。陈望年却好像被时间遗忘了,他还是守着那个租来的狭小屋子,守着那张已经泛黄的照片,守着那个越来越模糊的梦。他听年轻人说现在都用电脑联系,叫什么“扣扣”。他跑到网吧,低声下气地请人教他怎么用。他申请了一个账号,对着那个空白的好友列表,却一个字也敲不出来。他没有儿子的任何联系方式,只有一个十年前的地址和一串再也打不通的电话号码。
十年间,他的背更驼了,头发全白了,像冬天里的一棵枯树。支撑他活下去的唯一念想,就是找到儿子。他不知道儿子是死是活,过得好还是不好。他只知道,他必须找到他。这个念头,像一棵种子,在他心里慢慢发了芽,长成了参天大树。
03
二零一五年的春天,陈望年感觉自己的身体大不如前了。上个楼梯都喘得厉害,心脏也时常像被一只手攥住一样,闷得发慌。他去医院做了个体检,医生看着片子,跟他说他心脏有问题,得好好休养,不能再操劳了。
从医院出来,陈望年坐在路边的马路牙子上,抽了一根烟。他看着来来往往的车辆和行人,突然觉得,自己可能没有多少时间了。如果再不去找儿子,或许这辈子就真的再也见不到了。他不想带着这个巨大的遗憾进棺材。
一个惊人的决定在他心里形成了:他要去英国,亲自去找儿子。
这个念头一出来,就像野火一样再也扑不灭了。他回家后,把这些年省吃俭用攒下来的钱,加上最后一点能卖的值钱东西,全部换成了现金。他去银行问了去英国的机票钱,又估摸着在那边吃饭住宿的开销,发现自己这点钱根本撑不了多久。他必须速战速速决。
最大的难题是,他一个字都不认识,更别提那些弯弯绕绕的外国话了。他像个没头苍蝇一样,不知道该从何下手。最后,他想到了邻居家那个上大学的姑娘。他提着两斤鸡蛋,敲开了人家的门,把自己的想法结结巴巴地说了一遍。
那个大学生很同情他,帮他订了最便宜的机票,又教他怎么在机场办理登机。最重要的是,她拿来一块硬纸板,用粗大的记号笔在上面写了两行字。一行是中文,一行是英文。
“我要找我的儿子,他的名字是陈子昂。”
下面是那个十年前的,早已失效的地址。
姑娘告诉他,到了那边,如果找不到路,就把这块牌子拿给别人看,特别是那些看起来像中国人的。陈望年把这块纸板当成了宝贝,用塑料布仔仔细细地包了好几层。
出发那天,他带了一个破旧的帆布箱子,里面装着几件换洗的衣服,儿子的照片,还有那块救命的纸板。他没有告诉任何人他要去哪里,只是跟小区的保安队长请了个长假,说要回老家一趟。
独自一人坐在飞往伦敦的飞机上,陈望年心里五味杂陈。他看着窗外翻滚的云海,感觉自己像是在做梦。十年前,他站在这片土地上,把儿子送进了云端。十年后,他自己也飞上了天,去寻找那个迷失在云端深处的儿子。他不知道等待自己的是什么,是久别重逢的喜悦,还是一个他无法承受的真相。他的心里,一半是期盼,一半是恐惧。飞机巨大的轰鸣声,像是命运的车轮,载着他滚滚向前,奔向一个未知的终点。
04
飞机在伦敦落地的时候,陈望年感觉自己整个魂都丢了。他被汹涌的人潮推着往前走,耳朵里灌满了各种听不懂的语言,眼睛看到的全是陌生的面孔和文字。他紧紧地抱着怀里的帆布箱子,像是怕一松手自己就会被这个巨大的、喧闹的世界吞没。
他记着那个大学生姑娘的嘱咐,把那块写着字的纸板举在胸前,眼神怯生生地在人群里搜索着。他不知道什么是中国人,只能凭感觉,找那些黑头发、黄皮肤的面孔。有好心人看他一个老人可怜,上来用他听不懂的话比划着,他只能一个劲儿地指着纸板上的地址。
折腾了大半天,在一个同样来自中国的留学生的帮助下,他总算坐上了去往那个地址的地铁。伦敦的地铁像个巨大的迷宫,陈望年紧紧跟着那个学生,生怕走丢了。
当他按照十年前的地址,站在一栋漂亮的双层小楼前时,他的心跳得厉害。他想象着儿子从门里走出来,看到他时惊讶的表情。他整理了一下自己满是褶皱的衣领,走上前,敲响了门。
开门的是一个白人老太太,她看着门口这个陌生的中国老人,一脸疑惑。陈望年把纸板递过去,指着上面“陈子昂”的名字。老太太看了半天,摇了摇头,说了一长串他听不懂的话。幸好,帮他带路的学生还没走,充当了翻译。
原来,这栋房子早在七八年前就换了主人,现在的主人根本不认识一个叫陈子昂的中国男孩。
第一个希望,就这样破灭了。陈望年的心一下子凉了半截。那个留学生又帮他想办法,带他去了陈子昂当年就读的那所大学。大学很漂亮,到处是绿草地和古老的建筑。陈望年在学校里转了一圈,心里想着,他的儿子就是在这里读书的。
他们找到了学校的档案处,希望能查到陈子昂的毕业信息或者联系方式。可是,学校的工作人员非常客气地拒绝了他们。他们说,出于对学生隐私的保护,他们不能透露任何信息。
线索,就这么彻底断了。那个留学生也有自己的事情要忙,临走前,他帮陈望年在一家最便宜的青年旅社订了个床位,又给他写了个地址,告诉他,如果实在没办法,可以去伦敦的唐人街碰碰运气,那里中国人多。
接下来的几天,陈望年就像一个游魂,在伦敦的街头游荡。他住着十几个人一间的宿舍,每天就着凉水啃最便宜的面包。白天,他就举着那块纸板,在唐人街的牌坊下,在每一个挂着中文招牌的店铺门口站着,向每一个路过的华人面孔投去求助的目光。
大多数人只是匆匆看他一眼,就漠然地走开了。也有人停下来问几句,但一听是十年前的人,都摇着头走了。伦敦这么大,找一个十年前失联的人,跟大海捞针有什么区别?
就在陈望年快要绝望的时候,转机出现了。唐人街一家中餐馆的老板,一个五十多岁的福建人,被人叫做林叔。他看到了在门口徘徊的陈望年,听了他的遭遇后,动了恻隐之心。他让陈望年暂时住在餐馆的储物间里,每天在后厨帮着洗洗碗,摘摘菜,换一顿饱饭和一个安身之所。
林叔是个热心肠,他把陈望年的寻人信息,配上陈子昂那张泛黄的照片,发在了当地好几个华人论坛和社交群里。
帖子发出去后,如石沉大海,一连几天都没有任何回音。陈望年心里的火苗,一点点地暗了下去。他想,或许,他这趟真的白来了。
就在他准备放弃,买张机票回国的时候,林叔的手机响了。一个自称是陈子昂前同学的人打来电话,说他看到了论坛上的帖子。
电话里,那个人说的话让陈望年的心猛地揪了起来。他说,他确实认识陈子昂,但那都是很多年前的事了。他只记得,陈子昂后来好像因为学费的问题,没能继续读硕士。他辍学了,为了留在英国,就去了外地打黑工。至于具体去了哪个城市,在做什么,他就完全不知道了。他只模糊地记得,好像是英国中部的一个工业城市,因为那边工厂多,黑工好找活干。
这个消息,像是一道惊雷,在陈望年脑子里炸开。他的儿子,那个他引以为傲的天之骄子,竟然没有毕业?还在打黑工?他不敢相信,也不愿意相信。但这个模糊的线索,是他现在唯一的希望。不管真相是什么,他都必须去亲眼看一看。
05
告别了热心的林叔,陈望年揣着那个地名,坐上了北上的火车。他要去的地方是英国中部的一座老工业城市,一个连名字都透着一股煤灰味的地方。
这座城市远没有伦敦那么光鲜亮丽,天空总是灰蒙蒙的,街道两旁的建筑也显得陈旧而萧条。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潮湿和衰败的气息。陈望年下了火车,感到一阵茫然。这里比伦敦小,但对他来说,依旧是一个巨大的迷宫。
他还是用老办法。找到当地的华人超市和中餐馆聚集的区域,举着那块已经有些磨损的纸板,开始了新一轮的寻找。他每天从早站到晚,像一棵扎根在异乡街头的老树,默默地注视着来来往往的人流。
日子一天天过去,他口袋里的钱越来越少,心里的希望也越来越渺茫。他找遍了城里所有的中餐馆,问遍了所有他能遇到的华人,可没人认识一个叫陈子昂的人。他开始怀疑,那个线索是不是假的?或者,儿子根本就不在这里?
一个星期后的傍晚,天突然下起了小雨。冰冷的雨丝打在脸上,让陈望年感到一阵刺骨的寒意。他拖着疲惫的步子,躲到一家亮着灯的廉价外卖店的屋檐下。这家店的招牌上写着他看不懂的字,只有一个大大的“面”字涂鸦,他猜想这是一家面馆。
他靠着墙壁,看着雨水顺着屋檐往下淌。就在他准备转身离开的时候,一辆电瓶车“嘎吱”一声停在了店门口。一个穿着防水外套、戴着头盔的男人从车上跳下来,拎着一个空的保温箱,匆匆跑进店里。
那个背影,只是匆匆一瞥,却像一道闪电,瞬间击中了陈望年。他的心脏猛地一跳,全身的血液仿佛都在那一刻凝固了。太像了,那个身高,那个走路的姿势,那个微微有些佝偻的背,太像十年前的子昂了!
他的呼吸一下子变得急促起来。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的儿子,那个他想象中应该西装革履、出入高级写字楼的大学教授、科学家,怎么会在这里,骑着电瓶车送外卖?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他一定是看错了,是自己太想儿子,出现幻觉了。
他死死地盯着店门,像是在等待一场审判。几分钟后,那个男人又拎着一个装满了餐盒的保温箱跑了出来,跨上电瓶车,迅速消失在雨幕中。
陈望年的腿不听使唤地跟了上去。他不知道哪里来的力气,在湿滑的街道上深一脚浅一脚地跑着。他只是死死地盯着那个在雨中穿梭的背影,生怕一眨眼,那个人就又消失了。
电瓶车在不远处一栋破旧的公寓楼前停下。那个男人锁好车,提着一个塑料袋走进了楼道。陈望年躲在街角的阴影里,浑身都在发抖。他看着那栋楼,那是一栋看起来有些年头的廉租公寓,墙皮剥落,窗户上积着厚厚的灰尘。
他颤抖着,一步步地挪到那栋楼下。他抬起头,像是在寻找什么。突然,他的目光定格在了二楼一扇没有拉好窗帘的窗户上。
那扇窗户的玻璃上满是油污,但能隐约看到里面的灯光。一个熟悉又陌生的身影正坐在桌前,背对着窗户,狼吞虎咽地吃着什么。陈望年的心提到了嗓子眼。
就在这时,那个身影似乎吃完了,他站起身,转了过来,想到桌子另一边去拿水杯。当他转过身,昏黄的灯光照亮他脸庞的那一刻,陈望年感觉自己像是被一道天雷劈中,瞬间失去了所有的力气。他扶着冰冷的墙壁,才没有瘫倒在地。
透过那扇肮脏的玻璃窗,他看到了一张被生活磨砺得疲惫不堪、胡子拉碴的脸。那张脸上写满了倦意和麻木,可那眉眼,那轮廓,分明就是他日思夜想了十年的儿子——陈子昂!
他看到儿子喝完水,然后熟练地弯下腰,将地上的一些外卖空盒和塑料瓶子分类、踩扁,装进不同的垃圾袋里。那动作麻利得,像是已经重复了成千上万遍。
这一刻,陈望年大脑一片空白。他震惊了。支撑他活了十年的那个光鲜亮丽的梦,那个关于儿子出人头地、光宗耀祖的梦,在这一刻,隔着一层布满油污的玻璃,碎得无声无息,连一点回响都没有。
06
陈望年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上那段吱嘎作响的楼梯的。他的每一步都像是踩在棉花上,又像是拖着千斤重的铁链。他站在那扇斑驳的木门前,抬起手,却迟迟没有勇气敲下去。
他深吸了一口气,那口气带着楼道里潮湿发霉的味道。他终于还是敲响了门。
“谁啊?”里面传来一个沙哑而不耐烦的声音。
门“吱呀”一声被拉开了一条缝。陈子昂穿着一件满是油点的旧T恤,睡眼惺忪地探出头来。当他看到门口站着的那个瘦小、苍老、浑身湿透的身影时,他脸上的不耐烦瞬间凝固了。震惊、羞愧、慌乱、恐惧……所有情绪像打翻了的五味瓶,一起涌上他的脸。
他的第一反应,竟然是下意识地想把门关上。
“子昂……”陈望年开口了,声音干涩得像是两块砂纸在摩擦。
陈子昂的手僵在了门把手上。他看着父亲那张布满风霜的脸,看着他那双浑浊却死死盯着自己的眼睛,所有的力气都像是被抽空了。他默默地退后一步,让开了门。
父子十年后的重逢,没有想象中的拥抱和泪水,只有令人窒息的沉默。
陈望年走进屋子。那是一个小得可怜的单间,空气中混杂着烟味、泡面味和没有及时清理的垃圾的酸腐味。一张单人床,一张堆满了杂物的桌子,一个简易的衣柜,就是全部的家当。墙角,堆着山一样的外卖包装袋和空瓶子。
陈望年没有看这些,他的眼睛一直没有离开过儿子的脸。他的儿子,比照片上苍老了许多,头发乱糟糟的,眼神里充满了躲闪和不安。
“爸……你怎么来了?”陈子昂终于挤出了一句话,声音低得像蚊子叫。
陈望年没有回答他的问题。他只是走到那张油腻的桌子旁,拉开唯一的椅子,坐了下来。他看着儿子,平静地问:“这些年,你就过得是这种日子?”
陈子昂的头垂得更低了,他双手无措地搓着衣角。在父亲那双平静得可怕的眼睛的逼视下,他感觉自己像一个被扒光了衣服的囚犯,所有的不堪和狼狈都暴露无遗。
他再也撑不住了。他蹲在地上,像个孩子一样,断断续续地,把那段他隐藏了十年的、不愿面对的过去,一点点地吐了出来。
原来,当年他拿着父亲东拼西凑来的五万块钱来到英国,才发现现实远比他想象的残酷。他的语言不过关,进入专业课后,面对那些全英文的教材和课程,他就像在听天书。他聪明,也要强,他不想让别人看不起,更不敢告诉远在家乡、对他寄予厚望的父亲。他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拼命地学,但第一年的期末考试,他还是挂了好几门课。
那五万块钱,在英国高昂的学费和生活费面前,也很快就见了底。他不敢再跟家里要钱,他知道家里已经为了他倾家荡产。为了挣钱补考和生活,他开始逃课,去中餐馆的后厨打黑工,一天要洗十几个小时的碗。
学业和工作的双重压力,像两座大山,彻底压垮了他。他最终因为出勤率太低和多门功课不及格,被学校劝退了。
拿到劝退信的那天,他在伦敦的街头坐了一夜。他没有脸面回家,更没有勇气告诉父亲他失败了。他成了一个没有身份的“黑户”。他总想着,等自己“混出名堂”,挣到大钱了,再风风光光地回去。
可现实一次又一次地击碎了他的幻想。没有合法身份,他只能在社会的最底层挣扎。他做过建筑工地的苦力,睡过桥洞,当过洗碗工,最后干起了送餐员。十年里,他为了躲避移民局的检查,辗转了好几个城市,过着朝不保夕、不见天日的日子。
他不是不想家,是“没资格”想家。无数个夜里,他会梦到父亲,梦到家乡。他好几次拿起电话,想给家里打一个,可号码拨到一半又挂断了。他不知道该说什么,难道第一句就说“爸,我失败了,我是个废物”吗?
十年,就这样在无尽的羞愧、自责和逃避中过去了。他从一个意气风发的青年,变成了一个被生活磨平了所有棱角的、麻木的中年人。
07
陈子昂说完,屋子里又恢复了死一般的寂静。他蹲在地上,把脸埋在膝盖里,肩膀微微抽动着。
陈望年坐在椅子上,一夜未眠。他没有说一句责骂的话,也没有一句安慰的话。他就那么静静地坐着,像一尊风干的石像。天快亮的时候,他站起身,看着儿子那个狗窝一样的房间,默默地开始动手收拾。
他把地上的垃圾分类装好,把脏衣服堆在一起,找到了小小的卫生间,开始一件一件地搓洗。他把桌子上的杂物理好,用湿布把厚厚的油污擦掉。然后,他拿着昨天剩下的最后一点钱,去了附近的超市。他买了米,买了肉,还买了一些蔬菜。
中午,他在那个小小的、只有一个电磁炉的厨房里,为儿子做了一顿家乡菜。红烧肉,炒青菜,还有一个西红柿鸡蛋汤。饭菜的香气,驱散了屋子里常年不散的霉味。
饭桌上,父子俩依旧沉默地吃着饭。陈子昂一口一口地扒着米饭,眼泪却不听使唤地掉进了碗里。他已经不记得,自己有多少年没有吃过这样一顿热腾腾的、带着家乡味道的饭菜了。
陈望年决定回国了。他来的时候就没带多少钱,在这里折腾了这么久,已经所剩无几。
临走前,他把一个用手帕包着的东西塞到了儿子手里。陈子昂打开一看,里面是几张皱巴巴的英镑,这是父亲这次出来剩下的所有钱了。钱的下面,是父亲戴了半辈子的那块旧手表。
“爸老了,等不了你出人头地了。”陈望年看着儿子,声音平静却带着一丝无法言说的疲惫,“你……也不用非得回去了。在这边,好好过日子。”
陈子昂送父亲去火车站。从公寓到车站,短短的一段路,父子俩一句话都没有说。陈望年走在前面,背影佝偻。陈子昂跟在后面,低着头。
站台上,火车即将开动。陈望年没有回头,径直走上了车厢。他找到了一个靠窗的位置坐下。
当火车缓缓开动时,一直沉默着的陈子昂终于崩溃了。他追着慢慢加速的火车,一边跑一边哭,用尽全身力气嘶喊出一声:“爸!”
火车里,陈望年听到了那声撕心裂肺的呼喊。他看着窗外,儿子那个越来越小、越来越模糊的身影,始终没有回头。只是,浑浊的老泪,终于忍不住顺着他脸上的皱纹,无声地滑落下来。
回到苏北小城的陈望年,又过上了以前那种平静得像一潭死水的日子。他继续在小区看大门,只是比以前更加沉默了。他把家里那张儿子的照片收了起来。再有邻居问起他儿子,他也不再辩解,只是浑浊地笑一笑,摆摆手,走开。
他不再等待了。因为他已经亲手飞过那片海洋,把他那个支撑了半生的梦,永远地埋在了那片异国的土地上。
而在遥远的英国,那个阴冷的工业小城里。陈子昂站在人来人往的街头,手里紧紧攥着父亲留下的那几张钞票和一块旧手表。前路依旧迷茫,未来依旧晦暗。他获得了父亲的“原谅”,却从此背上了一辈子都无法偿还的、名为“父爱”的沉重债务。故事没有圆满,生活还在继续。两个被时代和命运裹挟的普通人,各自带着无法愈合的伤痕,走向了各自没有光亮的明天。
来源:清风唏嘘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