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写后疏时，魏征着重从10个角度条分缕析，深入解剖太宗在十三年里的细微变化。他不嫌重复，每条都有“贞观之初”与“顷年以来”的字样，将前后强烈比照，以显示初衷之难持——初衷是珍贵的萌芽，是强大的发轫。如果进行归纳，后疏有以下格外引人深思处：

写后疏时，魏征着重从10个角度条分缕析，深入解剖太宗在十三年里的细微变化。他不嫌重复，每条都有“贞观之初”与“顷年以来”的字样，将前后强烈比照，以显示初衷之难持——初衷是珍贵的萌芽，是强大的发轫。如果进行归纳，后疏有以下格外引人深思处：

全疏紧扣太宗身份地位的特殊变化：“受命之初，皆遵之以成治；稍安之后，多反之而败俗。其故何哉？岂不以居万乘之尊，有四海之富，出言而莫己逆，所为而人必从，公道溺于私情，礼节亏于嗜欲故也？语曰：‘非知之难，行之惟难；非行之难，终之斯难。’所言信矣。”魏征是高瞻远瞩，以历史进程所形成的巨大惯性为基点，提纲挈领，由人之本性进行忖度，点明太宗想要改易历史进程的艰巨性、困难性和隐伏着的复杂性。

紧接着，深入太宗的内心世界，明察秋毫，直言不讳，揭露其言与行的抵牾之处。“听言则远超于上圣，论事则未逾于中主”；“虽忧人之言不绝于口，而乐身之事实切于心”；甚至将太宗为自己轻用民力而进行辩护的歪理——“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也和盘托出。五脏六腑，私密揭露无遗，直使唐太宗不能不感到脸红。魏征的词旨尽管剀切，不留情面，但又体贴入微，极注意把握分寸。“轻亵小人，礼重君子”；“忽忘卑俭，轻用人力”；“欲有所营，虑人致谏”；“亲狎者阿旨而不肯言，疏远者畏威而莫敢谏”……以这些细微恰切、轻重得宜的文字，为人君准确定位，强调唐太宗在理智上是明白孰轻孰重、孰正孰邪的，这就从本质上与前朝前代的昏暴之君划出了清晰的界限。

次外，太宗居帝王高位，一言一动都牵扯到国家的理乱安危，疏里强调“百姓逸乐”“百姓之心”，“疲于徭役”“劳弊尤甚”，所有问题最终的落脚点是“天下疾苦”。前疏500余字，后疏2500余字，10条内容大体依旧，后疏是更详尽、更细腻，因为强烈对比也更为形象逼真。如果可以将前疏喻作手榴弹，后疏简直就是重型导弹了。这等襟怀天下忧乐、隐雄骏之气于背后的奏疏，对唐太宗震撼极大，唐太宗反复研寻时，“深觉词强理直”，便极为重视，索性就写在屏风上，朝夕瞻仰。

魏征的奏疏，是历史性的回顾，也是现实性的审视，罗列的是李世民初衷的悄然移易，挑明的是历史性覆辙极可能重蹈的苗头与迹象。如果把“十渐不克终”说重一些，就是历史的进程无从抗御，想要全面挽回是极其艰难的。

一代英主，终于也属于皇帝。因为魏征在疏里有“居安思危，戒奢以俭”的词句，便有现代的某些论家，认为魏征奏疏里所提供的是帝王家的“统治天下之术”。当今的诸多选本里（含语文教材）也避重就轻，选取前疏而屏弃后疏。这样的理解、安排，自然也就按不住个轻重了。

以人为鉴、以古为鉴、以史为鉴，鉴就是照镜子的意思。照镜子这一行为（年轻女性更为看重），终究是改变不了事物的妍媸、进退的。所以在疏的收尾，魏征也只能是仰天长叹：“然则社稷安危，国家治乱，在于一人而已。当今太平之基，既崇极天之峻；九仞之积，犹亏一篑之功。千载休期，时难再得，明主可为而不为，微臣所以郁结而长叹者也”。这样的叹息，不失为历史上至为沉重的叹息。

忠臣，是岁月传递下来的美名。太宗表彰魏征，赐书写道：“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魏征看罢，摇头说道：“谢陛下赐书！不过，臣不愿做忠臣，愿做良臣。”太宗问道：“忠、良有何差异？”魏征答：“忠臣往往自以为是，身受诛夷，让君陷大恶，他独有其名。良臣进谏，上下协力，君受显号，臣获美名，这才是国家之福。”太宗听罢，立即提笔将“忠”字改为“良”字。

从创业到守成，为了江山，君主能以山海器量克己容人，是为明君；臣子能不拘于功名，不计身家祸福，直言谏诤，便是良臣。明君的求谏、纳谏，良臣的敢谏、善谏，是造化所设定的极其精致的人事格局。对于在中国历史上所出现的这等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这一对君臣绝配，人们多知太宗善于纳谏，而忽略其主动求谏之殷；知道魏征之敢谏，而未知其善谏之工。在这些盘根错节、丝毫不敢大意的谏诤条件里，只要是略微失慎，就难以形成贞观王朝这样的历史佳话。

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后疏的题目里的“渐”字。

“渐”者，是浸渍、感染而难以觉察的细微变化，属于天道运行的规律。散文家丰子恺有一篇名作：《渐》，一落笔就这样写道：“使人生圆滑进行的微妙的要素，莫如‘渐’；造物主骗人的手段，也莫如‘渐’。”实际上，早在1300年前，魏征就敏锐地参透了造物主所掩藏着的这一消息。

丰子恺先生动笔之时，应当是留意过魏征的奏疏的。

李靖

李靖聪慧过人，从小就怀有“立功立事”的远大抱负。他的舅舅韩擒虎教他习学兵法，与之交谈时，常常兴奋得拍手称绝：“可以与之讨论孙、吴之术的人，只有你呀！”

大业末年，李靖在马邑郡（山西相州）当郡丞。此地为对抗突厥的军事要地，常与太原留守李渊配合行动，往来相处，他发现李渊不忠于隋，暗中准备武装暴动，于是，就实名举报。嗣后，李渊进入京师，李靖与滑仪、卫文升他们俱被抓捕。李世民虑囚，滑仪、卫文升相继被杀掉，李靖将要被斩时，他大声呼叫：“现在正当用人之际，你们想完成大业，怎么能斩杀壮士呢！”接近于知命之年的李靖，不甘于这样就戮。李世民“引与语，因请于高祖免之”。保命之后，他随着李世民东征西讨，武德三年（620）挫败了河北之劲敌王世充，接着，又奉命去攻打割据江陵的萧铣集团。死里得生的李靖，全力以赴，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洗刷着愚忠于隋时的巨大过失。

统一大业就绪时，功勋卓著的李靖外放灵州（宁夏银川）大都督，掌握着西北的大部兵权。而李渊的几个儿子争夺接班人的斗争，这时节却进入了白热化状态。武德九年（626），李世民下决心发动政变。

五月间，暗地里就给李靖打招呼，而且欲向他借兵一用。在这个极度紧要的关口，李靖却一口回绝了李世民；然而，李靖也万般警惕，没有将这个捅天的消息透露于朝廷。顶层权力的角逐太莫测了，面对行将袭来的政坛“龙卷风”，李靖清楚自个儿的命运在其间是纸片样的轻薄，他怎么会忘记八年前差点儿丧命的教训呢。六月四日，玄武门政变，八月九日，李世民登基，为唐太宗。

用兵时审时度势，机敏应变若有神助，为李靖的最大优长。在李世民率李靖他们进击王世充时，盘踞江陵的南梁萧铣集团，就派舟溯江而上，企图攻取唐朝的峡州、巴、蜀。武德四年（621），李渊任命李孝恭为夔州总管，李靖为行军总管，“三军之事，一以委靖”。从黄河流域挥戈南下于长江的李靖，实际上是三军统帅。

八月，重兵集结于夔州，对萧铣集团发起强大的军事攻势。只因秋潦，涛濑涨恶，诸将畏怯，提出等候江平乃下江陵。李靖认为：“兵机事，以速为神。今乘铣不备，冒险疾趋，是震雷不及塞耳，可擒也。”

很快，拔下荆门宜都。铣将文士弘将精兵屯之于清江，李孝恭欲进击，李靖劝他暂住南岸，避其锐气，待敌气衰时再动手，孝恭不听，自往开战，败绩。趁着敌方因为获胜而委舟散掠的机会，李靖突然间挥兵奋击，大破之，乘胜直抵江陵，入其外郭，疾攻水城，大获敌方舟舰。李靖此时忽又下令，将所获舟舰丢散于江。诸将无法理解，问道：“我们为什么要放弃舟舰，这样丢散，不就是在支援敌人吗？”李靖解释：“萧铣之地，南出岭表，东距洞庭，我们是悬军深入，如果攻城不下，敌人援兵四集，我们将表里受敌，会陷于进退两难之境，就是手头有大量舟舰，能有什么用呢？现在丢弃，让这些舟舰蔽江而下，援兵看见了，必认为江陵已破，未敢轻进，往来觇伺，动淹旬月，这样，我们这里拿下江陵就有把握了。”

果然，铣之援兵见舟舰沿江散下，闹不清是怎么回事，迟疑徘徊。

江陵的萧铣内外阻绝，呼天不应，呼地不灵，只好投降。李靖入据其城，号令严肃，秋毫无犯。有的将领请示：“对那些抗击过我们的铣将，为什么不收取他们的家资来犒赏我们的军队呢？”李靖回复：王者之师，宜使义声先路。城里的那些抵抗者，此前为其主死斗，这怎么能同叛逆之徒同等看待呢？如果现在已降，我们还是不分青红皂白，籍没其家产，我恐怕自荆以南，坚城剧屯，俱驱之死守。我们往后的进军作战，就很艰难了。

正因为王师义旗高举，江、汉列城，望风款附。李靖迅速平定了南方，得郡96，户60余万。捷报传来，李渊便表彰李靖足智多谋、临机果断：“古之名将韩、白、卫、霍，岂能及也！”舅舅韩擒虎当年的赞许，为理论上的首肯，而高祖李渊的奖掖，则是从一系列的实战中归纳出的结论。李靖能够外放灵州而掌握西北的大部兵权，完全是凭仗一刀一枪杀出来的。重兵在握，又敢于拒绝恩人李世民的借兵要求，可见其擅长于分析、决断的真本事。

《新唐书》载:“唐兴，尝与中国亢衡者有四：突厥、吐蕃、回鹘、云南是也。”四夷侵扰，东突厥的颉利可汗最为棘手。李世民刚即帝位，颉利就率军直驱长安，驻兵于渭水便桥，李世民亲率大军迎敌。双方军队后退，李世民出阵，单独与颉利对话。颉利见唐军军容壮盛，心有疑虑，李世民又巧为周旋，答应给颉利以大量金帛，彼此订盟，东突厥撤兵北返。李世民是内虚而不能对敌示弱，谈判时则忍痛让步，但不管怎么说，这对他是一个莫大的耻辱。返回长安，当即调李靖回朝，任刑部尚书。贞观三年，转为兵部尚书，并担任总指挥，发动对东突厥的灭国之战。

630年，李靖率军北征，出马邑（山西朔县），在定襄（内蒙古和林格尔）击败突厥，颉利北逃铁山，派使者谢罪，要求举国内附（他想待草青马肥时卷土重来）。李靖对此心知肚明，不容其喘息，挥军追袭，犁庭扫穴，直杀得颉利被擒获为止。东突厥灭亡，回纥等族首领大为震骇，只好望风臣服，尊戴唐太宗为“天可汗”。从这时起，中亚大部分地域收入唐朝版图，并以羁縻州的形式进行管理。最西的羁縻州，即波斯都护府，与波斯帝国东界的版图相邻。

国内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州县村落，夜不闭户，行旅不带干粮，取给于道。“贞观之治”的盛誉与“天可汗”的尊号并时降临，这是历史上罕有的双喜临门。

凯旋还朝的李靖，晋升为宰相。《历代名臣传》载：“靖每参朝议，恂恂似不能言，以沉厚称。”恂恂者，谨慎、谦恭、低调。李靖心底清楚，自己的用武之地在刀兵烽火的沙场上，而不在殿阁巍峨的庙堂里。面对外敌巨患，他勇于任事，敢于担当，出将为相，则低调为人，深自韬晦。经历诸多大劫而长于坚守本心的李靖，守身如城，一丝不苟，从容、稳健，从不越轨。然而，李靖其人，骨子里终究是久经沙场的战将，并非什么谨慎守成的缙绅老臣。一旦逢到棘手致命的坎坷、横逆，则会立时亮出机敏、刚毅、毫不迁就的骨相与本色。

后起的凌烟阁里封了24位开国功臣。如果将凌烟阁喻之为一帘高悬于崇山峻岭中的巨型瀑布，此瀑由24道逶迤汇集的流水联袂组成，其壮观泓浩的景观的背后，非常的错综复杂。《唐语林》记述：

太宗令卫公教侯君集，君集言于帝曰：“李靖将反矣！至微隐之术，辄不以示臣。”帝以让靖，靖曰：“此乃君集反耳！今中夏乂安，臣之所教，足以制四夷矣，而求尽臣之术者，将有他心焉。”

太宗心里有数，若论文韬武略，李靖给侯君集当老师是绰然有余的。侯君集却不似敬德那样憨直、磊落，他嫉贤妒能，凭仗自己在玄武门政变中立有大功（其功位仅次于敬德），竟在背后告老师的黑状（致命型的黑状）。机警的李靖见太宗这样追问，横祸袭来，立马反击，形同于击石生火。后来的事实证明，李靖的回击是准而且狠，侯君集终以“谋反伏诛”。

贞观十八年，太宗亲征高丽，李靖因年高有病而不能相从；太宗派人召李靖上殿，李靖仍以有病辞谢。于是，太宗亲临李靖府邸，看望李靖，希望他能扶病从征。李靖见太宗着实恳切，就表示愿意坐在车上随军同行。行至相州，病情益甚，只好停留于相州。

太宗率军行至辽阳西南的马首山，与高丽、靺鞨的军队摆开了决战的架势。见敌方排阵40里，军容严整，士气昂扬，太宗微露惧色，江夏王李道宗便从旁建议：“高丽倾国以拒王师，平壤之守必弱，请假臣精卒五千，覆其本根，则数十万之众，可不战而降。”太宗看了看他，没有表态。双方交战，数次为敌所乘，如果再对峙下去，对唐军不利。回撤到相州时，太宗特意询问李靖：“我这次率大军临敌，为什么却胜不了这个蕞尔之夷？”李靖答：“这个吗？李道宗心里明白。”太宗便回过头，看着身旁的李道宗，道宗便重复了他在战前所提出的奇袭平壤的建议。太宗听罢，惆怅地说：“我记不清当时的情况了。”

年高卧病而“请舆病行”，李靖是摸透了太宗的用意与心思（太宗驾幸府邸而探望，远不同于20年前的私下借兵之举）。当太宗执意用兵而失利，于返回途中向李靖讨教时，李靖便以平和、委婉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倾向与思路——他说自己认同江夏王在开战前所提出的突袭方案（已经被太宗否决了的方案）。这里，他既没有摆出军师的架势，伤及太宗的尊严，又肯定了太宗堂弟江夏王的用兵才能。藏巧于拙，用晦而明。笔者一直疑心，那个曾经挨过敬德老拳的江夏王，是提出过奇袭的方案，而这一方案之腹稿，最初会不会是酝酿、形成于李靖的襟怀呢（李靖疾笃，便委托江夏王将此谋端上桌面）？

一个75岁的病笃老人，韬略与潜能深藏莫测，脑海里的纹路是如此清晰，面对着太宗疑惑深长的询问，既不露己能，又不失时机地彰显人长，言简意赅，分寸拿捏得极为巧妙。太宗此时的懊恼之言，实属于自我开脱，可这个精明的帝王家，难道就真的摸透了李靖微妙、隐曲的心思吗？

李靖一生，满怀抱负，浑身功夫，且又逢上了难得的大好机遇，这算不算是“造化”的安排呢？笔者疑惑，这里试提一二。

李靖是逢得了罕见的明君。告发李渊异动之事，倘无李世民慧眼识珠而为之求情，或者李渊实在是恼恨，执意要进行处置，还有，李世民若还不原谅李靖在筹备政变之前的绝情之举，也就是说，面对超重失常的生死恩怨，如果没有两代君主的襟怀似海，大度宽容，而李靖所遇的是昏佞之君，他纵然有三头六臂，能苟全吗？

俗谓，成功的男人背后总有一个非凡的女人,李靖背后就有个红拂（《辞海》里设有“红拂”词条）。所谓慧眼识英雄，通常的理解是红拂识李靖，可在二人私奔之途中，又遇奇人虬髯客，此客与红拂以兄妹相称，《唐语林》载：“卫公兵法，半乃虬髯所传。”这个传奇故事里的杨素、李世民、刘文静，史上皆实有其人，至于红拂、虬髯客，能在李靖的征战生涯里埋下如此重要的伏笔，也应当引人慎重思索——因为优秀的传奇作品，彻底的面壁虚构是很困难的。

史上的明君，屈指可数；世间的私奔者，十分稀罕。可这两桩成

双结对（李渊、李世民，红拂、虬髯客）的美事，在翻覆波荡的乱世风云里，为什么偏巧就一并青睐于李靖呢？

李靖其人，作为数易其主的一员军事将领，他南征北讨，从水乡到大漠，从中原至边塞，在稳定强悍游牧民族的征战中，对稳固唐王朝版图贡献巨大。与此同时，他始终谦恭自省，不争功，不夺势，不显己，给后人留下深刻的印记。像李靖这样的文武全才，如今几乎已无从寻觅。长期的和平环境，造就了许多和平将军，如赵括、马谡者众，战神李靖，几成神话中人。

小结

从秦王府的俊杰如林到贞观朝的良臣盈廷，李世民的周围，万机纠葛，他的心底难免两种力量的纠缠与搏斗，难得的是，人性、良知、信义，较量中总能占据上风。因为李世民清楚:兼听则明，任何个人从诤言中所得到的智慧之光，比从自己的理解力、判断力里所取得的智识更干净，也更纯洁。贞观七年，他对魏征这样表述：

玉虽有美质，在于石间，不值良工琢磨，与瓦砾不别。若遇良工，即为万代之宝。朕虽无美质，为公所切磋，劳公约朕以仁义，弘朕以道德，使朕功业至此，公也足为良工耳。

良工与石材之切磋在这里是互为因果的。云本倚龙翔，风亦附虎烈，他山有巨璞，开启待圣哲。敬德、魏征、李靖,始初出山，也难免是粗砺、坚楞的原生态石材，正因为处之于李世民的手底，精雕细刻，巧为使用，他们才以英伟、杰出的形象留名于青史。他山之石，实在是不可小觑，他们对贞观王朝的撑持，切近于柱石。话说到这里，我们也无妨假设：李世民如果一时疏忽而毁弃这些石材，唐王朝会是怎样个情形呢？所以毛泽东认为：自古能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

俗谓“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熊”与“雄”同音而含意相背。倘是将此言略为调整，盛唐便是＂将雄雄一个，君雄雄一国＂：贞观盛世者，众之所积也。是李世民聚合了一大批智者、能臣，群策群力，才在历史长河中划出了一道亮丽灼目的景观。

来源：读写探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