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印度企业正把出海第一站集中押在“避税天堂”。数据显示，2023-24财年，印对外FDI总额为348.85亿卢比（₹3,488.5 crore），其中约194.6亿卢比（₹1,946 crore）流向新加坡、毛里求斯、阿联酋、荷兰等低税收管辖区，占比达56%，2
2025年9月15日 总第1040期
值日编辑：毛雅欣 阿希什
审核：胡可怡 范家菀
执行主编：陈卓
印度企业对外直接投资（FDI）概况。图源：《印度教徒报》
《印度教徒报》9月14日报道，印度企业正把出海第一站集中押在“避税天堂”。数据显示，2023-24财年，印对外FDI总额为348.85亿卢比（₹3,488.5 crore），其中约194.6亿卢比（₹1,946 crore）流向新加坡、毛里求斯、阿联酋、荷兰等低税收管辖区，占比达56%，2025财年一季度，这一比例已加速升至63%。据悉，仅新加坡（22.6%）、毛里求斯（10.9%）、阿联酋（9.1%）三国即占印2023-24财年对外FDI超40%。分析指出，这一趋势并非单纯出于避税，而是印企拓展全球市场的战略选择。首先，把资金注入上述地区并非单纯为减税，而是将其作为跳板再投向欧美、非洲或拉美等最终市场。其次，通过在新加坡等地设立特殊目的载体，印母公司既能在引入战略投资者时提供更具吸引力的股权结构，也能在日后减持时获得相对稳定的 资本利得税 待遇，同时避开印相对严格的外资管制和繁复流程。印央行（RBI）2025年7月最新数据显示，印企在低税收管辖区近60%的投资属于合资项目。分析指出，虽然这类“关税驱动型”投资尚未大面积出现，但若高关税长期化，印对低税区的出资比例可能进一步攀升，新加坡、毛里求斯、阿联酋作为资金与股权调度枢纽的地位也将愈发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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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受空袭后的穆德利克基地。图源：《印度教徒报》
《印度教徒报》9月14日报道，巴武装组织“虔诚军”（Lashkar-e-Taiba，LeT）正借“洪灾救援”名义筹资，以重建位于旁遮普省穆里德克（Muridke）的组织总部。在5月7日印巴空战中，印精准空袭LeT总部，摧毁其干部宿舍、武器库、训练设施等主要建筑，LeT组织人员随后转移至巴哈瓦尔布尔（Bahawalpur）和卡苏尔（Kasur）的营地。印媒称，巴政府5月曾公开宣布资助LeT重建设施，为其拨款4000万巴基斯坦卢比（4 crore Pakistani rupees），但实际重建费用预计超1.5亿卢比（15 crore Pakistani rupees）。有消息称，LeT目前正以“洪灾救援”为名，通过线上、线下双重渠道募捐筹款，实则却“将资金转用于重建恐怖设施”。分析指出，这与2005年LeT“挪用巴控查谟和克什米尔地震救灾资金建设恐怖主义设施”行为如出一辙。据悉，新总部预计2026年2月5日竣工，这与巴“克什米尔团结日”及LeT一年一度的“克什米尔圣战大会”时间重合。印媒指出，巴在国际反恐场合虚伪表态，实则通过极端组织进行“ 代理人战争 ”，纵容此类组织更换名号，继续在印境内发动袭击并逃避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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奠基仪式现场照片。图源：《印度快报》
《印度快报》9月15日报道，印总理莫迪在阿萨姆邦选举前高调发声，将“发展”“反渗透”作为核心议题。据悉，该邦即将在2026年举行邦议会选举。9月14日，莫迪在该邦出席多个基础设施项目奠基仪式，并发表讲话。发展项目方面，此次揭幕的项目包括达朗医学院与医院（Darrang Medical College and Hospital）、古瓦哈提环城公路（Guwahati Ring Road Project）、横跨布拉马普特拉河（Brahmaputra，在我国境内部分称雅鲁藏布江）的库鲁瓦-纳伦吉大桥（Kuruwa–Narengi Bridge）等，总价值达1853亿卢比（Rs 18,530 crore）。莫迪强调东北地区已迎来发展的时代，阿萨姆邦以13%的增速成为全印增长最快的邦之一，并承诺将通过公路、铁路、5G网络等加速互联互通，推动就业和经商便利。安全问题方面，莫迪强调“反渗透”立场。他批评此前国大党长期执政却建设有限，并指责其庇护该邦孟非法移民，称“渗透者”威胁国家安全和社会秩序，而印人党已通过驱逐行动收回大量土地，并将继续全力清除“渗透者”。能源方面，莫迪还为该邦努马利加尔炼油有限公司（NRL）的生物乙醇工厂和聚丙烯工厂揭幕奠基，强调能源自力更生，减少对进口能源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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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伯勒尔会晤阿高官。图源：KabulNow
路透社9月13日报道，美国总统人质事务特使（Special Presidential Envoy for Hostage Affairs）亚当·伯勒尔（Adam Boehler）9月13日率团访问阿富汗，会晤阿外长穆塔基（Amir Khan Muttaqi）、负责经济事务的副总理巴拉达尔（Abdul Ghani Baradar）等多名高官，讨论美在阿公民扣押等问题。这是自2021年8月阿塔重掌政权以来，美代表团第二次访阿。美对阿诉求方面，美政府将“解救海外被非法扣押美国公民”列为外交优先事项。9月5日，美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授权将“非法或错误拘押美国公民”的国家指定为“支持非法拘押国家”，同时允许美方针对目标国实施制裁。美呼吁阿履行2020年《多哈协议》（Agreement for Bringing Peace to Afghanistan），不满阿在“履行人权及人质相关国际承诺”上进展缓慢，认为囚犯问题降低了美阿关键矿产合作、整体关系改善的可能性。其中，美籍阿裔“马哈茂德·哈比比（Mahmood Habibi）被拘”事件视为改善美阿关系的主要障碍。哈比比2022年8月在喀布尔被阿塔情报机构拘留，至今未被正式指控，也未露面与美外交官联系，美政府已将其案件定性为“错误拘留”并悬赏500万美元寻求线索。阿对美诉求方面，阿表示未扣押哈比比、不知其下落，并在2024年拒绝美方“用本·拉登助手 拉希姆 （Mohammad Rahim al-Afghani）交换哈比比”的提议。会晤中，阿向美介绍阿境内稀土矿产等领域投资机遇，敦促美采取接触而非对抗态度、解除对阿制裁、参与阿富汗重建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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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基斯坦加密货币用户数量增长趋势。图源：Datawallet
巴《黎明报》《今日巴基斯坦》9月14日报道，巴基斯坦正式向全球加密产业敞开大门。当前，巴虚拟资产市场拥有逾4000万用户，约900万巴公民持有或交易数字资产，市场年交易额预计突破3000亿美元。9月13日，巴虚拟资产监管局（PVARA）向全球虚拟资产交易所、服务商发出意向书征集通知，邀请进入巴市场。根据7月8日颁布的《虚拟资产条例》，PVARA发布全球意向征集，邀请在美国、英国、欧盟、阿联酋或新加坡等成熟司法管辖区持牌且具备完整反洗钱、反恐融资及“了解你的客户”（编者注：KYC，“Know Your Customer”缩写，是一套金融机构和虚拟资产服务商必须遵循的身份核查与监控程序，核心目的是防止匿名账户被用于洗钱、恐怖融资或欺诈）记录的交易所与虚拟资产服务商入巴设点。8月，PVARA还召开首次董事会会议，讨论两项议题：一是取消巴国家银行2018年出台的虚拟货币禁令；二是制定人工智能驱动的风险管理、牌照发放流程及合规体系路线图。然而，专家指出，巴监管加密货币面临重重障碍：一是加密货币自身属性制约监管，本质上依赖“匿名性和不可控性”，核心特点是交易“不留痕迹”，且诞生之初便无监管属性；二是外汇管制与监管需求不匹配，巴实行严格外汇管制，规定商业银行未经国家银行许可不得买卖美元，现行外汇管制框架无法适配加密货币的灵活跨境属性；三是非法用途需求驱动，加密货币广泛用于“少报发票”“黑钱洗白”等违规行为。即便理论上推出资产支持的合规加密货币，市场需求也较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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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十大钢铁出口贸易伙伴国。图源：Export Genius
印《铸币报》9月15日报道，印政府拟对所有品位铁矿石征收统一出口税，引发印国内矿企、钢企激烈争论。印2025财年共生产6630万吨低品位铁矿石，其中近35%用于出口，大部分销往中国。按照印现行政策，高品位铁矿石需缴纳30%出口税、低品位矿石免税。为降低国内钢铁企业原材料成本、推动“印度制造”，印政府考虑对所有品级铁矿石征收统一出口关税，最早或在2025年10月宣布最终决定。对此，韦丹塔集团旗下塞萨果阿铁矿公司（Sesa Goa Iron Ore）、龙塔矿业（Rungta Mines Ltd）等矿企，与JSW钢铁公司（JSW Steel Ltd）、安赛乐米塔尔新日铁印度公司（ArcelorMittal Nippon Steel India）等钢企形成激烈对立。矿企强烈反对出口税，理由有二：一是印国内钢铁行业缺乏低品位矿精选技术，征收关税会导致矿产积压，预计使印矿业损失高达1620亿卢比收入（₹16,200 crore），尤其严重影响果阿等依赖矿石出口的地区经济；二是印低品位铁矿石主要出口市场是中国，但其仅占中国原材料用量的2%，限制出口对华影响甚微。钢企则表示支持征税，声称多家印钢企已投资建设矿石精选厂，征税可确保印国内铁矿石稳定供应、契合制造业目标，同时，可避免低品位矿出口中国后，以低价钢铁形式回流冲击印本土市场和投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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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迪与特朗普。图源：彭博社
《印刷版》8月5日发表题为《印如何失去了其在全球的地缘政治最佳位置》的评论文章认为，印已从地缘政治的“黄金期”（sweet spot）跌入“困境期”（sour spot），从大国间左右逢源的平衡状态，转变为面临中美双重压力、中巴战略挑战的被动局面。这一转变很可能是长期结构性的，而非短期波动。印需根本性调整战略——从追求大国平衡，转向基于现实利益的防御性姿态。文章作者西达斯·拉伊梅迪（Sidharth Raimedhi）系新德里智库战略与国防研究委员会（CSDR）资深研究员。
“黄金期”，指国家因其地理位置、战略环境或外交手腕，在大国博弈中拥有高议价能力，处于被拉拢而非被施压的有利地位，反之则为“困境期”。历史上，印曾拥有过两次“黄金期”：第一次“黄金期”为1946-1960年代中期。尼赫鲁政府试图通过“不结盟”策略在美苏两极格局中保持平衡，以提升自身议价能力与国际地位。美苏均预判印将成为“有影响力的大国”并主导“第三世界”，竞相拉拢印，使之得以“以小博大”。然而，这一策略因印被美国视为“亲苏”而效果受限，并随着1954年美巴结盟、1962年中印边境冲突爆发而最终受挫。
第二次“黄金期”始于21世纪初，2004-2019年间为巅峰期。1998印核试验、经济改革见效，美将其视为“制衡中国的民主力量”，对其押下“崛起赌注”。在这一时期，印成功达成多项实质性外交成果，包括签署印美民用核协议、加入“四方安全对话”（QUAD）机制、加入上海合作组织（SCO）等等。在此阶段，印虽略微倾向西方，但始终未明确“选边站队”，有效保持在各大国间的高议价空间。然而，这一“黄金期”始终依赖四大前提：一是地缘政治环境相对和平，各方更重视长期收益，且“赌注”尚未经过实战检验；二是国际社会相信，印会依据自身利益理性选择结盟，拉拢印能获得实际价值回报；三是各方普遍认为“印度崛起”势不可挡，且印经济、军事实力理论上可与中国比肩（并非实力对等，而是发展潜力相当）；四是中国相信印美形成战略同盟、共同构建威慑的可能性真实存在，因此有必要阻止这一结果发生。
但在2020年后，上述前提均已弱化：第一，国际环境急剧恶化，多地危机爆发，中国加速迈向“强国”，使美、俄等国更更倾向于追求短期收益，而非等待回报缓慢的长期“赌注”。第二，印在俄乌冲突中的“战略自主”令美警觉，开始重估对印“押注”的乐观假设，美政府内部再次出现现实主义思潮，美印互动框架开始向“交易性”方向转变。第三，国际社会对印科技、制造业与军力前景的怀疑上升，西方对“印度崛起”带来“全球红利”的预期延后，拉拢印的紧迫性也随之降低。第四，2020年中印边境冲突使印美对双方合作的战略价值生疑，印认为，美在中印边界问题上“帮不上太大忙”；美则怀疑，印在冲突中的疲软姿态体现其无法在南亚真正承担制衡中国的安全角色。另外，俄乌冲突成为使印“黄金期”加速衰退的催化剂——美高估印对俄影响力，印拒绝选边，使美希望印“劝俄停火”、公开谴责俄的“赌注”落空；同时，中国因印美结盟可能性降低，不再克制，转而以“等级制”对待中印关系，进而形成“中国施压-印对美议价弱-美国更现实-中国更自信”的循环。
印数十年来对外交环境的基本假设已被颠覆，“黄金期”的丧失基本不可逆：美国不忧心“印中轴心”，中国也不再相信印美深度合作，印试图靠拉拢中美互制已无效。另外，中巴军事合作深化，印国防工业薄弱难敌巴装备列装速度，国际大国对印“培育兴趣”正在迅速降温，转而更加重视短期回报、战略施压。印美关系虽可能恢复，但难再现21世纪前20年的“战略黄金期”，俄则愈加亲近中巴。这一趋势可能将在未来十年持续主导对印关系。在这一新现实下，印需放弃依靠对外立场、威胁、利诱获益，应转而加强国防工业、经济基础等国内能力建设，将外部损害降至最低。核心在于如何最大限度减少战略伤害，这要求印根本性调整外交政策方向：从“乐观追求权力地位”转向“真正现实主义”。
本期编辑：姜心宇
本期审核：江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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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南亚研究通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