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前天大伯来还钱，她发现金额不对，大娘在一旁大声吼：＂就这些钱！＂那一刻，我愣住了，手里捏着那沓发黄的钞票，嘴唇微张却说不出话来。

前天大伯来还钱，她发现金额不对，大娘在一旁大声吼：＂就这些钱！＂那一刻，我愣住了，手里捏着那沓发黄的钞票，嘴唇微张却说不出话来。

院子里的老槐树沙沙作响，仿佛也在为这突如其来的尴尬场面叹息。

那是九十年代初的事了。彼时，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进了我们小城的每个角落，却也带来了不少阵痛。大伯家就是那个时候受了波折。

我们家住在城东的老式筒子楼里，墙壁发黄，楼道幽暗，每到下雨天还会漏水，但邻里关系却格外亲密，家长里短都知根知底。大伯一家就住在我们楼上，平日里串门如同回自家一般随意。

大伯王建国是纺织厂的技术骨干，在单位兢兢业业干了二十多年，每年都是厂里的先进工作者，墙上贴满了奖状。大娘张桂芝在副食品商店当售货员，那时候还是凭票供应的年代，大娘总能给我们留些紧俏的罐头、糖果。

那年春天，一场席卷全国的国企改革浪潮席卷而来。大伯所在的纺织厂因为亏损严重，开始大规模裁员。一天傍晚，大伯顶着蓬乱的头发来我家，眼圈发红，手里捏着自卷的烟，一口接一口地抽着，烟灰掉了一裤腿也浑然不觉。

＂老弟，不瞒你说，我想自己干点事。＂大伯坐在我家那张缝了几道的旧沙发上，声音低沉得几乎听不见，＂就差点本钱。＂

家里的老式座钟滴答作响，空气仿佛凝固了。

我爹叹了口气，起身去卧室，从床板底下摸出一个铁皮盒子，那是我们家的＂银行＂。他小心翼翼地打开，里面是全家积攒的血汗钱。每一张钞票都叠得整整齐齐，上面还有用铅笔标注的用途——＂小海上学＂＂老太太看病＂＂修屋顶＂。

＂哥，拿去用吧，咱家人不说两家话。＂爹数了一千块递给大伯，那在九十年代初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几乎是普通工人大半年的工资。

大伯的手微微颤抖着，接过那沓钱，写了个借条，承诺待生意有了起色就还。他的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却倔强地不肯落下来。

＂老弟，这人情我记下了。＂大伯的声音哽咽，＂我王建国这辈子都忘不了。＂

那晚，我听见爹娘在被窝里小声嘀咕。娘担心这钱打了水漂，说现在大家都不景气，我爹却说：＂亲兄弟，明算账。就算要不回来，那也是我应该的。当年我下乡插队，不也是大哥瞒着爹把家里几个鸡蛋卖了，给我塞了盘缠吗？＂

后来，大伯在城郊租了个废弃的粮库，办起了小服装厂。院子里张大妈的闺女进了厂帮工，晚上回来说大伯一个人当老板、会计、采购、销售，还得带着工人干活，忙得像陀螺一样。

＂那王厂长啊，跟着他干有奔头。别看现在苦，等熬出头来，准能分一杯羹。＂张闺女眉飞色舞地说。

工厂开张那天，我和爹特意买了挂历和对联去贺喜。大伯的脸瘦得脱了相，眼眶深陷，头发也白了不少，但眼神里闪烁着坚定的光芒。厂房里只有几台旧缝纫机，工人们在昏暗的灯光下专注地工作着。

＂这是刚起步，条件简陋，以后会好的。＂大伯领着我们参观，语气里充满了希望。

大娘也从副食店辞了职，全身心帮大伯打理厂子。她每天早上四点起床做好一家人的饭，然后带着热气腾腾的馒头和咸菜去工厂，给工人们当午饭。晚上回到家，还要赶制一些小商品贴补家用。

＂哎呀，现在钱紧得很啊！＂大娘搓着满是冻疮的双手，眼里却满是信心，＂等忙过这一阵就好了。＂

日子一晃过去了五年。九十年代中期，改革的春风吹遍了神州大地，小城也日渐繁华起来。我大学毕业找到了工作，每月拿着四百多块工资，在机关食堂吃饭，日子过得安稳。

某个周末，我逛百货大楼时偶然看见大伯的厂子门口停了辆崭新的送货车，上面还喷着＂王氏服装＂的大字。厂门口的牌子也变了，从原来的简陋木牌变成了气派的霓虹灯招牌。工人进进出出，忙得热火朝天。

那一刻，我心里泛起些许酸涩。生意这么好了，怎么连本带息也不还我家那一千块？爹为了这事少吃少穿，连心爱的丰收牌收音机都没舍得买，晚上还是听着隔壁李大爷的广播。

＂海娃子，听说你大伯家可阔气啦！＂超市里遇到的王婶子拉着我说，＂他家娘俩前天还在百货大楼买了台彩电呢，小区里头一家！＂

我笑笑没答话，心里却有些不是滋味。人情冷暖，世态炎凉，都让我这个刚步入社会的年轻人感到迷惘。

＂听说王厂长最近可风光了，他家厂子一个月能赚小一万呢！＂邻居大婶在楼道里和人闲聊，不经意间的话飘进我的耳朵。我手里提着给爹买的药，脚步不由得慢了下来。

那段时间，我经常做梦都梦到那一千块钱。爹的老毛病又犯了，医生建议做个小手术，需要两千块钱，我攒了一千多，还差一些。如果大伯能还上那笔钱，爹就不用拖着病体等着医院的补助了。

我不知道该不该去提钱的事。毕竟是亲戚，张不开这个口。但家里这几年也不宽裕，爹因病提前退了休，每月那点退休金勉强度日。那一千块要是能回来，也能给家里添些底气。

＂得，还得我去说。＂一天晚饭后，我下定决心，准备周末去大伯厂里走一趟。

可计划赶不上变化。那周的一个雨天，我冒雨去医院给爹拿药，无意中看到大伯偷偷摸摸地进了市医院。他穿着褪色的旧风衣，帽檐拉得很低，像是怕被人认出来。

好奇心驱使我跟了进去，却意外听到了震惊的消息——大伯厂里的十几个工人集体中毒，需要紧急救治。原来他们接了一个大单子，为了赶工期，使用了一种新型染料，不料这染料有毒，导致工人们出现头晕、呕吐等症状。

医生要求先交医药费，大伯二话不说，掏出钱包里仅有的几百块。钱包里还夹着一张我家小时候的合影，已经泛黄发脆。

＂不够啊，王师傅，得一千多呢，这还只是预交的。＂医生皱着眉头说。

大伯急得直搓手：＂大夫，您先给治，我这就去借，一定今天就凑齐！＂

＂王建国，你这个黑心老板！就知道压榨工人，连基本的安全措施都不做，现在出事了想一走了之？＂一个衣着朴素的中年妇女冲到大伯面前，大概是工人的家属，指着大伯的鼻子破口大骂。

大伯没有反驳，只是低着头，任凭唾沫星子喷在脸上，肩膀微微颤抖。

＂同志，你别这样，王厂长也是受害者啊！他自己也中毒了，你看他的手...＂护士小声劝着，指了指大伯的手。

我这才注意到，大伯的双手满是红肿的疹子，有些地方还渗出了血丝。原来他自己也接触了那种染料，却强撑着送工人来医院。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为什么大伯没来还钱。他把命都快赔进去了，哪还有余钱还债？

走出医院，我鼻子一酸，雨水打湿了睫毛，也模糊了视线。路边的公用电话亭安静地立在雨中，我掏出一个硬币，拨通了家里的电话。

＂爹，那一千块钱的事，咱就别提了吧。＂我声音哽咽。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爹叹了口气：＂我早就想通了，那钱就当帮大哥一把。他命苦，比我们受的罪多。＂

几天后，我偶然看到大娘在清晨五点多就出门，背着个破旧的竹篮，天黑才回来。她脸上的皱纹比以前更深了，眼睛里却有一种坚毅的光芒。

好奇心驱使我跟了过去，发现她在附近中学门口摆了个小摊，卖些糖葫芦和煮花生。天还没亮，她就支起小煤炉，开始煮花生，香味飘得老远。学生们三五成群经过，有说有笑。

＂王奶奶，给我来串冰糖葫芦！＂一个扎着马尾辫的小姑娘蹦蹦跳跳地跑过来。

大娘脸上绽放出笑容，从竹篮里掏出最红最大的一串：＂给你，兰兰，今天考试顺利吗？＂

＂还行，就是数学最后一题没做出来。＂小姑娘咬了一口糖葫芦，酸甜的汁水顺着嘴角流下来。

＂慢慢来，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大娘慈祥地说，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巾给她擦嘴。

我注意到，大娘对一些孩子格外照顾，总是多给一点，或者悄悄塞给他们一些零食。其中一个穿着补丁衣服的瘦弱男孩引起了我的注意。

＂王奶奶，这个月学费我爸说下月一定补上。＂男孩不好意思地搓着手说。

大娘低声说：＂没事儿，你好好学习就是，其他的别操心。＂说完，从围裙兜里掏出五十块钱塞给他：＂先去交上，省得老师催。＂

男孩红着眼圈接过钱，转身跑开了。大娘看着他的背影，眼里满是疼惜。

还有一个小姑娘接过糖葫芦，有些不好意思地说：＂王奶奶，这个月学费我爸说下月一定补上。＂

大娘慈祥地摸摸她的头：＂没事儿，你好好学习就是，其他的别操心。＂

我站在远处，看着大娘粗糙的双手和佝偻的背影，突然感到一阵羞愧。原来，大娘是在用这些微薄的收入帮助贫困学生啊。

傍晚，当大娘收摊准备离开时，我看到她从竹篮底下拿出一个小布袋，数了数里面的钱，然后小心翼翼地放进贴身的口袋里。她的手指粗糙得像树皮，指甲缝里还有煤灰的痕迹。

回家后，我向爹提起了还钱的事。＂我看大伯家日子过得挺宽裕的，厂子门口还有了新车，咱是不是该提醒他还钱了？＂我故意这么说，想试探爹的反应。

爹坐在窗前的藤椅上，阳光照在他花白的头发上。他放下手中的老花镜，目光穿过缭绕的烟雾看着我：＂儿啊，钱不是衡量人心的尺子。这世上，有些亏吃下去才是赚。＂

墙上的老式挂钟滴答作响，我心里也跟着不安起来。

＂那他们总该给个说法吧？都快六年了...＂我不服气地嘟囔着，声音却越来越小。

爹摇摇头，他摸索着从橱柜最里层的一个旧铁盒中取出一个黄色的旧信封，递给我：＂这是前年，你大伯偷偷塞给我的。＂

信封里是五百块钱和一张纸条：＂老弟，生意刚有点起色，先还一半，剩下的等再攒攒。比心。＂那个＂比心＂的符号画得歪歪扭扭，像是个六十多岁的老人学着年轻人的样子写的，显得格外别扭又温暖。

我惊讶地抬起头，爹却淡淡地说：＂他已经尽力了。你大伯这人，吃苦耐劳，就是嘴上倔，不愿意认输。＂

旧电视机里播放着《新闻联播》的声音，隔壁传来麻将的碰撞声，窗外是小贩吆喝卖冰棍的声音，这些日常的声音交织在一起，组成了我童年的背景音。

＂他为啥不当面给你？＂我不解地问。

爹叹了口气：＂他怕你大娘知道，说好面子的人做不了亏心事。后来我才知道，那是他们卖了家里唯一值钱的缝纫机换来的钱。那缝纫机可是你大娘的嫁妆啊！＂

我心头一震，不知该说什么好。

第二天，我去了社区居委会。李阿姨正在用蒲扇驱赶夏日的炎热，看到我进来，热情地招呼：＂海娃子，这大热天的，来喝杯绿豆汤解解暑。＂

李阿姨是个活地图，从五十年代就在这个社区工作，街坊邻里的事无所不知。她端来一碗凉绿豆汤，汤上还飘着几片薄荷叶，清香扑鼻。

＂阿姨，我想打听点事。＂我接过碗，犹豫了一下，＂就是关于我大伯家的。＂

＂王家啊？＂李阿姨递给我一杯浓茶，眼睛里闪过一丝敬佩，＂他家苦啊！厂子虽说有起色，可前年那场事故把积蓄都搭进去了。工人们集体中毒，赔了不少钱。再说，他们一直在资助老李家那个孤儿上学，一分钱掰成两半花。你大娘每天早起摆摊，挣的钱全给那几个贫困学生了。你大伯连自己冬天穿的棉袄都舍不得买新的，却给工厂每个工人都买了防护服...＂

嘴里的绿豆汤突然变得又苦又涩。

＂而且，上个月他们厂接了个大单子，是出口的，预付款都收了。结果一场大火，把布料全烧了，只能自己贴钱重新进货。这下可把他们愁坏了，听说准备把房子也卖了...＂

我低着头，茶杯在手心里越来越烫，心里却越来越凉。

＂哦，对了，＂李阿姨压低声音，像是要说什么秘密，＂你还记得咱们小区那个考上北大的张家孩子吗？学费是谁垫上的，你知道不？＂

我摇摇头。

＂就是你大伯！人家不让说，我这不是看你是自家人嘛。＂李阿姨眨眨眼，＂他们还资助了三个孤儿上学，年年如此。你说，这么好的人，老天爷咋就不多眷顾眷顾呢？＂

回家路上，天空飘起了小雨，我看到马路对面的大伯，头发已经全白了，背影瘦削得像秋风中的芦苇。他在一家布料店门口徘徊许久，看着橱窗里的价格牌，最终摇摇头走开了。

我想起小时候，大伯背着我去看露天电影，肩膀宽厚得像座小山；想起下暴雨时，大伯不顾大雨冲进我家，把漏雨的屋顶一块块修好；想起我发高烧时，大伯二话不说背着我一路小跑去医院...那些温暖的记忆一幕幕在眼前浮现。

那一刻，我下定了决心。

第二天，我请了半天假，取出存折里的两千块钱——这是我准备买一台组装电脑的钱，当时电脑可是稀罕物。然后我拿着那张已经泛黄的借条，敲开了大伯家的门。

开门的是大伯，他看见我，脸上闪过一丝尴尬和愧疚。屋里简陋得出乎我的意料，家具都是二十年前的老式样，墙上的裂缝用报纸糊着，只有墙角的一台彩电显得有些突兀——大概就是街坊们说的＂阔气＂吧。

＂小海来啦，快进来坐。＂大伯热情地招呼我，但眼神却有些躲闪。

我直接开门见山：＂大伯，我是来还东西的。＂我把借条递给他。

屋里突然安静下来，连墙上挂钟的滴答声都显得格外清晰。大伯颤抖着接过那张发黄的纸片，目光却不敢看我：＂小海，再宽限些日子...厂里最近周转困难，等下个月...＂

＂不用了，大伯。这笔钱，我爹说早就不算数了。＂我打断他的话，从怀里掏出一个红包，＂这是我工作后的第一笔奖金，给您和大娘添件新衣裳吧。＂

大伯愣住了，手足无措地站在那里，一时不知该接还是不该接。这时，大娘从厨房里探出头来，手上还沾着面粉，看到我手里的红包，眼圈瞬间红了。

＂你...你知道了？＂大伯声音哽咽，像个做错事的孩子。

＂知道什么？＂我故意装糊涂，＂我只知道我大伯是个好人，我大娘也是。咱们是一家人，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窗外，一群麻雀在电线上叽叽喳喳，一辆自行车铃声清脆地驶过，楼下有人高声喊着谁的名字。这些日常的声音，勾勒出九十年代特有的烟火气。

大伯忽然转身，拿出一个旧皮箱，锁都已经锈迹斑斑。他小心翼翼地打开箱子，从里面取出一个蓝布包，打开是一套崭新的＂英雄＂钢笔。

＂这是我当年说好考上大学送你的，一直没机会...＂大伯的声音哽咽了，＂九六年你考上大学那天，我特意去镇上买的，三支钢笔，花了我一个月工资。本想送你的，可那时候厂里刚出了事，我怕你嫌我小气...＂

我接过钢笔，突然发现大伯的手上全是老茧和伤痕，那手掌粗糙得像砂纸，却给了我最温暖的礼物。

＂大伯...＂我刚开口，就被一阵敲门声打断。

门外站着刚才在小区门口见过的那个瘦弱男孩，手里拿着一张纸：＂王奶奶，我考上重点高中了！＂

大娘激动地一把抱住他：＂好啊好啊！我就知道你行！＂

男孩害羞地低着头，突然从书包里拿出一块钱：＂王奶奶，这是我攒的，您先收着，等我以后工作了，一定把您资助我的钱全都还上。＂

大娘眼泪如断了线的珠子：＂傻孩子，你好好学，考上大学，将来做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就是对奶奶最大的回报。＂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有些债，是用金钱永远还不清的；而有些情，却比金钱珍贵得多。

看着大伯家陈旧却干净的小屋，墙上挂着的全家福，窗台上养的几盆小葱，我突然感到一阵踏实和温暖。

回家的路上，夕阳把我的影子拉得很长。小区里，老人们坐在树荫下乘凉，孩子们追逐嬉戏，几位大爷摆开棋盘杀得难解难分。我想起爹常说的一句话：＂人活一世，钱财如粪土，唯有情义值千金。＂此刻，我终于读懂了这句话的真谛。

那天之后，我常去大伯家帮忙。星期天，我会帮大娘收摊，然后陪她去看那几个资助的孩子；工作日下班后，我会去大伯厂里帮着整理账目，设计一些新款式。渐渐地，厂子走上了正轨，大伯的眉头也舒展开来。

有一次，我陪大伯去火车站接货，等车的间隙，他突然问我：＂小海啊，你说人这一辈子，图个啥？＂

我想了想，说：＂可能是活出个人样儿吧。＂

大伯点点头：＂是啊，人活一辈子，不就是想活出个人样儿吗？不能光图自己舒坦，得对得起良心，对得起亲人。＂

火车鸣笛声响起，车站广播里播报着到站信息，来来往往的旅客匆匆赶路。大伯的话，却在我心里深深扎下了根。

一年后，大伯主动把剩下的五百块还给了我爹，还特意包了个大红包，说是利息。爹笑着收下了，然后把钱全捐给了社区困难学生基金。看着他们相视一笑的样子，我知道，这世上最珍贵的财富，从来都不是金钱。

如今，每当我走过小区门口，看到那些朝气蓬勃的学生们，就会想起大娘在学校门口摆摊的身影；每当我看到那套＂英雄＂钢笔，就会想起大伯粗糙的手和温暖的笑容；每当我听到有人抱怨亲戚借钱不还，我就会想起爹的那句话：＂钱不是衡量人心的尺子。＂

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大伯一家教会了我最宝贵的一课——人世间最珍贵的，从来都不是金钱，而是那些看不见摸不着，却温暖人心的情义。也许这就是我们这代人最宝贵的财富，是父辈们留给我们的精神遗产，值得我们用一生去珍藏，去传承。

那些年，有人赚得盆满钵满，有人输得一贫如洗；有人站上了时代的浪尖，有人掉进了社会的夹缝。但最终，能够温暖我们的，不是口袋里的钞票，而是心中的那份情义——正如大娘所说：＂人活着，不能忘本。钱没了可以再挣，良心丢了，这辈子就白活了。＂

每每想起这些，我都会感到一股暖流涌上心头。也许，这就是人间至味——平凡生活中的真情实意，小人物身上的大情怀。

来源：那一刻旧时光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