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封建王朝帝王有至高无上的权力，“金口玉言”、“一言九鼎”，一切他说了算，于是皇上个人的兴趣爱好、心情变化等非正常因素对状元的录取起着巨大的作用。于是，就出现了这样一些状元。

封建王朝帝王有至高无上的权力，“金口玉言”、“一言九鼎”，一切他说了算，于是皇上个人的兴趣爱好、心情变化等非正常因素对状元的录取起着巨大的作用。于是，就出现了这样一些状元。

以貌取状元。据考证，唐朝以前点状元是不注重长相的。宋代以后正式开始殿试，皇帝与进士见面，钦点状元，皇帝也不例外的爱美之心起了作用。长相好的更受看，仪表堂堂站在左右与金殿匹配，办外交出使异邦为天朝增光，就是当地方官气宇轩昂百姓也更加佩服。

据记载，那个亲自写《劝学诗》的宋真宗很注重状元的长相，殿试时“必视其器识”，“察其形神磊落者，始赐第一”。他点的状元中，蔡齐“堂堂英伟”，冯京“丰姿秀美”，都是“帅哥美男”。

以姓名取状元。姓名本是人的代号，与个人的命运前途无必然的联系，但封建社会人们迷信观念重，对姓名很讲究，故有人就因为姓名而走运，飞黄腾达，甚至当上状元。

清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科考，山东人王寿彭就是因为名字取得好而中了状元。王寿彭本来名列在后，因适逢慈禧太后70大寿，主考官为了讨慈禧太后欢心，取名字中有“寿”字的人以示祝贺。“寿彭”即“寿高彭祖”之意，传说彭祖活了八百多岁，这当然很符合慈禧太后的心意，于是王寿彭就当了状元。

与此相反，名字没有取好也会在科举考试中倒霉。清同治年间科考，江南常州人王国钧在殿试中名列前十名，呈送慈禧太后圈阅时，以其名与“亡国君”谐音，不但未能高中，还被发往安徽一个偏僻小县干了二十年的小差事。

以交卷早、迟定状元。北宋初年还有“以先纳卷子无杂犯者为魁”的规定，即殿试时，最先交卷子又未犯规者为状元。奇葩的是，卷子交得迟也能当状元。据《清代轶闻》记载，康煕三十六年（公元1697年）的状元李蟠，书法不怎样，文思又迟涩，殿试时，别的进士都交卷了，他却不交卷。监考官催他快交卷，他竟哭述道：“一辈子的事业就看今天了，请不要催。望大人成全我的功名”。他慢条斯理地写到四更天，把带来的36个饽饽都吃光了，才把卷子做好交了。康煕皇帝知道后，大为感动，说他是“苦心之士”，亲自点他为状元。同科第二名探花写诗戏道：“一般难学处，三十六饽饽”。于是，李蟠就有了“饽饽状元”的称号。不过这位“饽饽状元”后来在官场上表现不好，因科场舞弊被处以充军。实在有负圣恩，对不起康煕老佛爷的有心栽培。

状元由皇帝钦点，随意性很大。交卷早说你才思敏捷，可当状元；交卷迟说你是“苦心之士”，也该当状元，反正“吾皇圣明”，没人敢说二话。

以需要定状元。状元本应该以真才实学为选择的唯一标准，按现在的话说就是“考试面前，人人平等”。可是，皇帝乃一国之君，“胸怀天下”，许多时候许多关系要考虑平衡，一些情况还要照顾，所以不得不把“需要”放在首位。于是，一些本不该当状元的举子，“托皇上的洪福”被点为状元。

《清朝野史大观》记载，乾隆二十六年（公元1761年）殿试时，第一名江南人赵翼，第二名为浙江人胡豫堂，第三名是陕西人王杰。乾隆决定点王杰为状元。他说，虽然赵翼的文章写得更好，但是江浙历来多状元，陕西在本朝还没有状元，王杰已考上第三名，给他个状元也不为过。乾隆的说法也不能说没有道理。查乾隆登基以来从元年到二十五年，开科11次，所中状元都是江浙等南方人，为了照顾一下北方士子的情绪，把一个第三名提为第一名，搞点平衡，说明他考虑问题的周密。这就是南北平衡，只是便宜了王杰，委屈了赵翼。

以有无官位定状元。宋朝规定，凡现职官员参加进士考试不能取第一，也就是说，不让现任官员当状元。这个规定很好，用现代眼光来看，这是一个很有远见的规定，也是一个公正的规定。

因为有这样的规定，宋代有的官员在进士考试中即使得了第一也不能当状元，这就让无官职的拣了便宜，有可能当状元。

比如，宋仁宗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殿试，王安石第一，但因他的试卷中有犯忌的话，考官不敢呈；取第二名王珪，但王珪是现职官员，不行；取第三名韩绛，也是现职官员，还是不行；于是取了第四名杨寘。杨寘早先从小道消息听说自己考了第四，很是生气，正在拍桌子大骂：“那个东西夺了我的状元！”但是出乎意料，他被皇上钦点为状元。

2025，5，15。

来源：默默鼬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