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36年12月26日凌晨，载着张学良的专列缓缓驶进南京浦口站，守候多时的卫兵迅速合围，随即换上了带铁锁的汽车。自此，西安事变的另一名主角再也没有离开监视之网。这一夜，风声凛冽，车窗外的灯火在倒退，张学良眼里却只剩漆黑。

1936年12月26日凌晨，载着张学良的专列缓缓驶进南京浦口站，守候多时的卫兵迅速合围，随即换上了带铁锁的汽车。自此，西安事变的另一名主角再也没有离开监视之网。这一夜，风声凛冽，车窗外的灯火在倒退，张学良眼里却只剩漆黑。

软禁初期，他仍以为“老委座”最多是做做样子。可几天过去，卫兵换了又换，家眷全部隔离，书报也被严格筛选，他才意识到回旋余地几乎为零。有人听见他在楼上低声自语：“倘若一死可换北方安宁，也罢。”一句话不长，却透出决绝。

自杀念头为何冒得如此猛烈？原因要从张家家教说起。张作霖对子女要求极严，“不求豪富，只讲胆识”。少年“少帅”在奉军讲武堂求学时，口粮按士兵定量，一粒米都不许多领。恩威并施，让张学良习惯把个人生死摆在大局之后。西安事变解决方式不合他愿，外界又质疑他“被出卖”，巨大的心理落差令他备受煎熬。

软禁地点几易其处：南京汪胡同小楼、浙江奉化溪口、贵州息烽，再到台湾北投草山。每换一次，他都试图以绝命抗争。守卫报告中有一段极短记录：“被询问时沉默良久，要求见旧部，不果，旋即砸碎镜子割腕，被制止。”正是这般情形，让远在上海的宋美龄坐不住了。

宋氏早年留学美国，性情外柔内刚，对张学良颇有知遇之恩。当年在十里洋场，她赞这位东北军少帅“英气不减百年前张子房”。西安一别，她屡向蒋介石求情，多半无功。此刻闻讯自杀之举，心中自责难言。于是，她让沈醉带话：“请张先生安心，夫人自会照料。”

隔月，一个不起眼的木箱子送到息烽看守所，里头装着三件物品——一台德国产收音机、一把英国产军用手电筒、一册清乾隆年间刻本《黄帝内经》。卫兵监拆，确认无暗号，无武器，准予交付。张学良收到后，先是怔住，旋即长叹。

收音机可以监听世界，哪怕只有微弱电波，也让闭塞山城不再死寂；手电筒照明夜色，观看警卫布防亦好，读书亦好；至于《黄帝内经》，更是一针见血——把养生要诀递到一个心灰意冷的军人手里，无声告诉他：活下去，比什么都重要。

据随扈回忆，当晚灯光透至深夜，张学良反复捧读医书，偶尔把脉自诊，偶尔对着收音机的杂音微笑。天将破晓，他叫守卫：“替我磨一碗干净豆浆。”守卫愣住，张学良又补一句，“人还得吃饭。”那语气不再萧索。

日后谈起此事，他轻描淡写：“活着才能等机会。”表面随意，实则决心由此转折。此后三十余年，被看守的生活谈不上优渥，却绝对不差：美国罐头、维生素、甚至冰镇可乐都能间或送到。赵一荻不离左右，陪他读书、练书法、研易理。张学良常幽默自嘲：“外头烽火连天，我躲在这儿修行。”

值得一提的是，蒋介石明知宋美龄在幕后“照顾”，却仍默许物资进入。一来维持表面和谐，二来张学良手握东北人心，保其性命可作最大政治筹码。如此复杂考量，使得这场历时半生的软禁带有微妙互利。

1949年，国民党退守台湾。飞机轰鸣起飞前，蒋介石对张学良说了唯一一句近似宽慰的话：“到那边再说吧。”张学良淡淡回应：“安之若命。”简单对话里，二人各怀心计，外人却听不出硝烟。

到台湾后，蒋介石安排北投草山别墅。山路曲折，岗哨林立，想逃走几乎不可能。张学良转而潜心写回忆录，逐条回顾东北军往事，偶尔寄望“官方史料能有我一席之地”。

1975年蒋介石去世，1978年蒋经国接手后，管理逐渐松动。1980年，张学良与赵一荻获准赴美探亲，表面仍是“保外就医”，实质自由度大增。多年幽禁无损他的乐观，他在夏威夷检疫站开玩笑：“久病床头无孝子，我这病号反倒见遍海天风景。”

2001年10月14日清晨，檀香山医院传来消息：张学良病故，享年101岁。临终前他再提那三件东西，“收音机让我听到风，手电让我见到路，《黄帝内经》让我守住身体，他们想让我死，我却活下来了。”窗外棕榈微摇，话音低沉，却如同在向遥远东北点燃一支冷焰火。

回到起点，宋美龄当年送出的“生存三件套”或许算不了珍奇，但它们对那位被剥夺行动自由的少帅而言，皆能对抗漫长黑暗。工具本无情，人在使用时才赋予意义。张学良紧握意义，活到了整整一个世纪又一年，这结果比胜负本身更令人唏嘘。

来源：蒋南强读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