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贫寒的天空下，没有什么传奇的光影。项英，1898年初夏，在湖北武昌的一个职员家庭呱呱坠地。家里没什么稀奇，大人们兜兜转转讨生活，祖父靠着花盆谋生，后来才在城里站住脚。当地人习惯提起项家时，总带着些绿意，说那是“项家花园”。父亲务实本分，数字算得好，却挣不来几个

贫寒的天空下，没有什么传奇的光影。项英，1898年初夏，在湖北武昌的一个职员家庭呱呱坠地。家里没什么稀奇，大人们兜兜转转讨生活，祖父靠着花盆谋生，后来才在城里站住脚。当地人习惯提起项家时，总带着些绿意，说那是“项家花园”。父亲务实本分，数字算得好，却挣不来几个钱。母亲干练，人也温和，孩子们只能靠她瘦弱的肩膀撑着。兄弟姐妹里，项英排行第三。

小学的时候，项英还只是个安安静静的小孩。笔杆子拿得比同龄人稳，字写得也工整。晚上，他常帮父亲誊抄簿册，没啥小孩子的脾气，只是埋着头，抄写成了家里的习惯。他练出一手好字，这可能和贫困家庭里的苦熬没什么关系，也可能谁家穷孩子都被生活磨出了些功夫。那几年的冬天总是冷，天暖和了也没什么好转。日子一眼望不到头。

十二岁，父亲溘然长逝，家里只剩下母亲撑着。他不得不辍学。母亲纺织、刺绣、洗衣，只为把孩子拉扯大。项英尝试找些学徒的活计，去商号、工厂蹲了三年，始终没落下个长久的生计。家里的生活别说改善，就是能填饱肚子已经算是幸运。他在工厂的门口流连，总想着什么时候可以进去站一站。

渐渐地，这种困窘不只是让他发愁。他咀嚼着生活的不公，甚至开始把苦难累积成一种愤懑。那些在工厂里横行霸道的人、富裕亲戚的冷漠，全部交织成了项英少年时的底色。

家族里也有现实——叔父项仰之，慈善会会长，出名的有钱人。在亲友眼里，去求一求也许能问来一口饭，但项英死也不肯搭理。他说：“这样的恶棍，怎么能跟他为伍？”亲人劝不动他，叔父就骂他“不孝”。项英倒是毫不在乎，坚决反击。他觉得所谓长辈如果是吸着百姓血汗活着，那就根本不配有人来孝顺。

对旧社会的不满一点一点生长，不善妥协的人，总是和身边的环境背道而驰。

1911年，武汉响起枪声。辛亥革命爆发，满城骚乱。当时的项英不过十三岁。他只觉得，“革命”这词很新鲜，自己不过是削掉了辫子，家里的境况却没什么变化。清王朝倒了，可穷日子根本没什么不同。这恰恰是现实最冷的部分。以为天要变了，最后什么都没有变。那年和他同桌读过三年的黄凤梧，后来回忆他说，项英人长得文气，心里却有大志。文秀的人，真的能翻转命运？谁知道呢？

1913年，他终于考进武昌模范大工厂，做纺织学徒。十五岁的孩子面对的是苛刻的师傅、微薄的收入。谁愿意被苦难啃噬？可他躲不开。学徒没资格抱怨，受打受骂都是常事。三年过后，十八岁，才算混成了工人，工资不高但总算安稳下来。后来妹妹项德芬也来厂里做工，在他的影响下，投身工人运动。

他常翻报纸，1917年冬天，看到《汉口新闻报》报道俄国十月革命胜利，据说列宁带领工人打翻了资产阶级。这消息像是石头扔进心里。他对比着自己和工友在纺织厂的地位和命运，想着：“俄国工人能做到这些，我们中国工人呢？”项目德隆心里一热，模模糊糊萌生了革命的念头。

1919年五四运动到来，学生冲上海滩高呼“还我青岛”。那一年，他目睹了工人们的怒火。董必武、陈潭秋之流把夜校办起来，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成了同龄人挂在嘴边的话。项英参加夜校，学的不只是字，还有工人应团结争取权益，他慢慢明白了：穷是穷，可总归不能永远吃亏下去。

很快，一线工厂里就传开了，工人要罢工。他先是在小圈子里鼓动，等到1920年春，公司工头又欺负人，工资低得可怜，项英趁势发动罢工。大工厂的老板也怕事闹大，不得不让步，加工资、请罪、炒了工头。工人的荣誉感第一次被点燃。往后说，纺织工人的自发组织和集体反抗起点其实就是在那次罢工，这么说也不过分。

模范大工厂的工人罢工获胜，项英第一次尝到带队斗争的胜利滋味，信心膨胀。真正的成长，有时候就藏在一个又一个小小的胜利之后。他不断学习《劳动周刊》，不断呼吁组织工会，争取工人政治地位的提升。那时中国共产党刚成立不久，提出要把工人运动作为中心任务。项英就是在这样的风潮里，愈加觉得自己的人生和这些灾难、希望全都纠缠在一起。

1921年，包惠僧回到武汉，按照党的安排着手组建江岸铁路工人俱乐部。该找谁合适？没人合适。项英这时写信毛遂自荐，他道也未必是想当英雄，也有点赌气。与包惠僧头一回见面，两人就谈了两个多小时，讲工厂的活路，讲工人们的苦，他自己也没多想，只觉得这会儿如果能为工人做点啥，比啥都强。小册子发下去，他说看了，未必真看懂全部意思，可那热情说不定是真的。

组织审查了一番，包惠僧觉得，“也许这个人可以一用？”于是告知项英要参与劳动组合书记部，还包生活费。项英爽快答应，说职业他自己挑得定，纺织工作他其实早嫌腻了。组织要用，他就来。他母亲也没意见，随他去。

江岸工人俱乐部的成立过程不算轻松。铁路工人分好多帮口，各有各的门路。福建、广东、山东、湖北帮，谁都不服谁。项英把化解帮口矛盾放在首位，不断灌输阶级团结，他才明白假如不能团结一起，工人什么都不是。经过协调，各帮的代表都成了俱乐部的骨干。工人们发现，这个小伙子不是只会喊口号的人，也能和他们打成一片。

项德隆把俱乐部弄得有模有样，棋局、球场、讲座、夜校，样样齐全。他全天泡在里面，时不时和工人聊天下棋。俱乐部成了工人的聚会场和精神家园。工余夜校也开起来了，他做教员，教大家字，也说“外面的世界”。他并不完全看得透这些人心思，不过他信，工人最看重的是“当家作主”，不再被剥削。小工是最苦的一拨，以前在厂里受气受打，现在和师傅、工头、工程师都能同坐一堂，俱乐部对他们意义格外大。

铁轨旁的日子越来越热闹，登记工人多到忙不过来。有贤能，也有滑头。项英不是没有怀疑过，俱乐部能撑多久？可是，这群人已经习惯了把希望放在未来。

到1922年初，江岸工人俱乐部在老君殿举行成立大会，那天阴雨绵绵，却架不住到场的盛情。对联“机器巧夺天工”“劳动创造世界”，很简单，有人说是俱乐部最美的装饰。各地工人的领袖、铁路沿线的代表、包惠僧、李汉俊都来了。成立俱乐部，其实不过一块牌子，但工人心里的“家”落了地。

说起来，俱乐部的成立不仅激发了武汉铁路工人的归属感。赌博、酗酒、鸦片的习气都有所好转。家属们看见了变化，说工人俱乐部好，家务事也少了矛盾。这真是挺复杂，也挺现实。

包惠僧在回忆中写道，项英丢了手艺，专心带动江岸铁路工人，是同事们都佩服的地方。小工在工人中端起了架子，组织起来成了主力。项英担任文书，其实差不多就是组织和教育的总领导。他的认可，靠的是吃苦、能写、肯说、服众。

但是，一个人能做多少？工人们的愿望总是超出俱乐部能给予的一切。有时，不忍看他们难受，但也清楚，这种斗争刚刚开始。倘若偶尔站在项德隆的角度看，他内心未必真的从没动摇。夜深人静，他会觉得自己能做到的不过那么一点。可又有什么办法？谁不渴望命运之上的一丝转机？

有人说，项英和那个时代的工人，终究都只能在历史洪流里做过客。可奇怪的是，就连最碎的奋斗与坚持，在无声里也点亮了一点希望。现实或许永远是无声的，没人记得那些擦肩而过的冷或热。项英的故事里，有多少是坚持，又有多少只是身不由己？没人能说清。

这些漂在大城角落的平凡人，靠着微小的团结，缝缝补补，总能焐热一点人间烟火。

来源：木兮爱分享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