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士谔《新中国》：晚清医者梦游加穿越，对未来中国的神预言

摘要：2010年，当上海世博会的烟花在黄浦江上空绽放时，忽然想起一本百年前的小说——陆士谔的《新中国》。这位晚清的医生兼小说家，在1910年写下一个梦：未来之年，中国强盛，上海繁华，浦东举办万国博览会，江上架桥，江底通隧，租界收回，司法独立……这些在当时听起来近乎痴

2010年，当上海世博会的烟花在黄浦江上空绽放时，忽然想起一本百年前的小说——陆士谔的《新中国》。这位晚清的医生兼小说家，在1910年写下一个梦：未来之年，中国强盛，上海繁华，浦东举办万国博览会，江上架桥，江底通隧，租界收回，司法独立……这些在当时听起来近乎痴人说梦的设想，竟在2010年一一浮现。这不是什么神秘预言，而是一个清醒者在黑暗时代对光明的执念。

陆士谔这个人，挺特别。他不是那种躲在书斋里的文人，也不是只懂望闻问切的郎中。1878年生于青浦，学医出身，师从名医唐纯斋，后来在上海行医，医术精湛，被称作“上海十大名医”之一。他写过《医学南针》《士谔医话》这些专业医书，也笔耕不辍，一生写了上百部小说，从社会讽刺到武侠传奇，无所不包。

可正是这样一个“跨界者”，在1910年写下了《新中国》。那年他32岁，正值壮年，也正逢中国最动荡的年代。清朝摇摇欲坠，列强环伺，租界林立，百姓麻木。他在小说里借主人公“陆云翔”之口，喝了一坛陈年花雕后，恍惚间穿越到了1951年的上海。醒来一看，满目新景：马路宽阔，店铺林立，黄浦江上铁桥横跨，江底电车飞驰，浦东成了新中心，连世博会都在那里办。

这梦有点大胆。但你细想，又不全是幻想。他作为医生，习惯“诊断”社会病灶。他曾说，中国像一头沉睡的狮子，需要“催醒术”来破梦。这比喻，不就是医生的思维？把国家当病人，把改革当药方。他在《新水浒》序言里直言：“为愤而作。”愤什么？愤国弱民愚，愤列强欺凌，愤制度腐朽。

更关键的是，他不是孤身一人。他的弟弟陆守经留日留美，回国后反袁世凯；另一个弟弟陆守坚留美，专攻交通工程，后来成了张学良的秘书；妹妹陆灵素是女诗人，思想激进，常与陈独秀夫人高君曼彻夜谈《共产党宣言》。这样的家庭，信息通达，眼界开阔。陆士谔虽在医馆坐诊，却早已被时代的思潮裹挟。他读过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也听过孙中山的革命主张。他的“梦”，其实是那个时代先进知识分子共同的“集体想象”。

说《新中国》是“神预言”，有点夸张。但它的某些设想，确实惊人地贴近现实。

比如黄浦江上的桥和隧道。小说第七回写：“一座大铁桥，跨着黄浦，直筑到对岸浦东。”还提到江底有隧道，电车穿行，“风驰电掣”。1991年，南浦大桥通车，成为黄浦江上第一座斜拉桥；而延安东路隧道早在1987年就已启用。陆士谔写书时，别说桥，连汽车在上海都稀罕。可他凭什么敢想？或许，他看到过外国的桥梁技术，也听说过伦敦地铁的先例。他知道，交通是城市发展的命脉。上海要崛起，必须跨越黄浦江。这不叫预言，叫洞察。

再比如浦东办世博会。小说里说，因为上海老城区太挤，没地方办会，才“特在浦东辟地造屋”。2010年世博会选址，恰恰就在南浦大桥到卢浦大桥之间的黄浦江两岸，浦东占了大头。更巧的是，浦东开发正是1990年启动的，比世博会早了二十年。陆士谔没等到这一天，但他的梦，像是提前画了一张草图。

还有“雨街”的设想。他写上海的街道上有琉璃瓦覆盖的廊道，晴天通风，雨天遮雨，行人不用打伞。今天上海北外滩的空中连廊，总长四公里多，像一条条“飘带”穿梭在楼宇之间，膜结构雨棚设计现代，功能也类似。虽不是完全一样，但那种对城市人性化空间的追求，一脉相承。

甚至，他还提到了“计划生育”。比马寅初早了四十多年，他在小说里说：“生得太多了，倒反成了国家的累赘。”这在当时简直是“离经叛道”。可他作为医生，见过太多贫苦家庭因多子而陷入困境，自然明白人口与资源的平衡问题。

这些“预言”之所以能“应验”，不是因为他有通灵之术，而是因为他站在时代的边缘，看得比别人更远。他知道，一个现代国家，必须有法治、有科技、有教育、有交通、有国际交流。他把这些要素拼在一起，就成了一个“未来中国”的蓝图。

网上常有人说，鲁迅看了《新中国》后大怒，斥其“荒诞至极，胡说八道”。这说法流传甚广，但查无实据。翻遍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且介亭杂文》等著作，根本找不到他对陆士谔的任何评价。更别说骂了。

这可能是后人为了制造“冲突感”而编的故事。毕竟，一个“清醒的批判者”鲁迅，和一个“乐观的幻想家”陆士谔，看起来像是对立的。但真要细究，两人其实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救国。鲁迅翻译凡尔纳的《月界旅行》，用文言文讲科学幻想，不也是在“启蒙”吗？他写《狂人日记》，揭露“吃人”的礼教，是精神层面的手术刀；陆士谔写《新中国》，描绘富强的愿景，是未来层面的蓝图。一个破旧，一个立新，路径不同，目标却一致。

只不过，鲁迅更冷峻，陆士谔更热忱。一个在黑暗中呐喊，一个在梦里点灯。

当然，陆士谔的梦也没全实现。他以为“立宪”就能救中国，结果清末立宪失败，民国也动荡不安。他设想的“社会主义”，更像是“利群主义”——大家过得好，福则同享。这和后来的社会主义制度不是一回事。他写中国海军“全球第一”，现在看，虽有进步，但离“第一”还远。

可这些“没实现”的部分，恰恰最有价值。科幻小说的意义，从来不是精准预测未来，而是激发人们对可能性的想象。就像他写的“水行鞋”——人穿着能在水上走。这玩意儿没发明出来，但谁敢说未来的材料科学不会突破？他的“雨街”没普及全城，但北外滩的连廊不正是某种升级版？

更重要的是，他的梦唤醒了后来人。1990年，当中央决定开发浦东时，没人说“这是为了兑现陆士谔的预言”。但不可否认，那种“把浦东变成新中心”的气魄，和百年前小说里的构想，何其相似。政策上，浦东有15%的企业所得税优惠，外资可办银行，土地可转让50到70年，这些“大胆”举措，不正是在为一个“新上海”铺路？

2010年世博会，不仅是展示中国成就的窗口，更是一次城市空间的重塑。黄浦江两岸从工业区转型为文化、商业、居住一体化的现代城区，无车区、立体交通、生态景观……这些，陆士谔当年只能靠想象，而今天我们用钢筋水泥和城市规划，一点点把它变成现实。

回头看，陆士谔的“预言”之所以能部分成真，不是因为他算得准，而是因为后来的一代代中国人，真的在朝着那个方向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