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西安事变发生之前，陕北是很悲观的，教员当时有这样一个看法，如果没有西安事变，那陕北高层最后可能都要被抓进监狱里。原话是“把我们从牢狱之灾中解救了出来”，这话并非夸大之词。

研究西安事变都绕不开一个问题：如果没有西安事变，中国历史会如何走下去？我们还有机会反败为胜吗？

大概率是无法反败为胜了，中国历史的走向也将会改写。

西安事变发生之前，陕北是很悲观的，教员当时有这样一个看法，如果没有西安事变，那陕北高层最后可能都要被抓进监狱里。原话是“把我们从牢狱之灾中解救了出来”，这话并非夸大之词。

1936年下旬的红军真的非常危险，非常非常危险，这期间教员本来想再来一次长征，让西路军靠近黄河佯装迎接河东红军，然后河东主力红军出其不意直插山西再到河南，跳出包围圈。

但这个计划风险太高了，实现的可能性很低。

当年红军长征，尽管出发前比较紧张，可好歹也准备了一个多月，从江西出来时，也算是兵强马壮，制定的行军路线基本上还都是地方军阀控制的几省交界的地方，长征过程中，基本没有和中央军交过手，主要是跟地方军阀打。

就算这样，几个月后，等红军转到四川时，一方面军就剩下一万多人了，到了陕北剩下6000多人。

1936年11月左右，教员制定这个再次长征的计划时，相比从江西出发时的情况差太多了。

二方面军此前因为张国焘在漳县发难，导致错过了最佳渡河时间，被敌人摸到了跟前，损失惨重，到了陕北后，二方面军这一万多人基本没有战斗力，而四方面军有两万多人过河到了甘肃，一方面军到了陕北吸收了一部分，还搞了一次东征扩红，但满打满算也就一万多人。

战斗力不行，军队状态差，物资方面就跟紧缺了，留在河东的几万人，大冬天还有战士穿着短衣短裤，棉衣被服、粮食弹药是样样都缺。而此时老蒋的中央军也来到了正面战场，跟红军正面交锋， 就凭红军这几万人，要想从山西、河南突围出来，客观来讲真有点困难，出去后可能到时连回来都做不到。

所以教员说可能要进监狱，还真不是夸大。

或许是带有一种感恩的心理，建国第一代领导人，对张学良的评价为“民族英雄”、“民族功臣”，并且在各种谈到张学良中的场合中，都毫不掩饰对张学良的认可和尊重。

而海峡另一边的国民党对张学良的评价则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一直以来，国民党都认为西安事变是他们从成功走向失败的转折点，他们将失败的原因算在了张学良头上，至今也不愿改变对张学良的评价。

毫无疑问，由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的西安事变，的确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走向，是近代中国最重要的转折点。

但在西安事变中，有一至关重要的变量，那就是直到蒋介石乘坐飞机离开西安的那一刻，他都没有签过任何书面协议，只有口头承诺。

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蒋介石没有签任何书面协议，那如何确保他在回到南京后，能信守承诺，完成自己在西安的诺言呢？

说实在的，老蒋没有签任何书面保证，张学良就带他离开了西安后，陕北和杨虎城都是比较担忧的，这种在胁迫环境下被迫答应的条件，又没有什么书面协定，推翻起来实在太容易了。

毛选第一卷中有一篇文章叫《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这是教员1936年12月28日写的文章，教员写这篇文章有两个用意，其一就如标题所说，是对蒋介石离开西安后所作声明的声明，其次就是想借这篇文章，公开老蒋的六项承诺，督促老蒋完成这些承诺：

1、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

2、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的自由权利；

3、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

4、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

5、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

6、其他具体的救国办法。

教员在文章里说的很明白“我们将于蒋氏今后的行动表现中考察之。”但这篇文章一发布，陕北立马就收到了来自共产国际的批评，说陕北太过幼稚，不该公开六项条件，这是极其幼稚的政治行为。

后来，在1937年2月份召开的中央会议上，我们自己也承认过早公开六项条件的行为，在政治上的确太过幼稚，犯了操之过急的错误，公开后，反而不利于这些条件的落实。

但这是由幼稚走向成熟的必经之路，没有哪个政党天生就是成熟的，都需要一个成长过程。

老蒋这个人极其好面子 ，不管私下里如何的阴暗残暴，在明面上绝不会给人以口实，一般干坏事的都是他的下属，他自己却总要保持一种清高的状态，这是老蒋的性格特征，或者说是性格弱点。（请大家记住这个弱点，后面红军改变八路军，我们会利用上这一弱点）

以老蒋的性格特征和他当时全国最高领袖的身份，他都不会公开承认自己在被扣押期间承诺过什么条件，况且，他自己也的确没有谈什么，主要的谈判工作都是由宋美龄和宋子文来完成的，并且这种在胁迫环境中答应的条件，他也完全有理由推翻。

所以，当老蒋没有留下任何书面承诺离开西安后，我们真没有什么好办法去让老蒋信守承诺，一开始，陕北给出的意见是无论如何一定要让蒋介石留下点书面保证才能让他离开西安，杨虎城也是这个意思。

但宋美龄和宋子文以及其他国民党要员都与张学良做了万全保证，老蒋本人的态度也是宁死也不会签署任何书面上的协议，最后又压上了十几位被扣押在西安的国民党要员，加上时间紧迫，军事和舆论压力都很大，张学良迫不得已才松口。

故此，得知老蒋没有留下书面保证，陕北很焦急，担心老蒋不履行诺言，失去了方寸，就着急公开了六项条件，想给老蒋制造舆论压力。

事后一想，的确不应该过早公开六项条件，如果老蒋真不想履行诺言，我们公不公开其实都一样，甚至公开后，只会起到反效果。

首先我们当时在舆论战方面本就不如国军，控制的媒体有限，传播力度也有限，起到的效果也有限，公开后还会刺激到老蒋，更会让他在落实条件中遇到阻碍，一些原本有可能实现的条件，一公开，反而就真落实不了了。

这是一个很大的教训，却也让我们在外交政治方面得到不少经验。

如果说那时的中共还不够成熟，偶尔会犯错误，那张学良在政治方面的经验就更加欠缺了，他把很多事看得太过简单，一腔热血最后落得一个进退不得的下场，让人惋惜。

或许用英雄主义来描述张学良的行为，更为恰当一点。

老蒋没有撕毁承诺的背后，是张学良和周恩来发挥了关键作用。尤其是张学良，在西安事变中途受阻发生重要转折后，他能很快调整状态，坚守本心，做出一系列重要决策，是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的重要保障。

但张学良的很多抉择，都太过果断和突然，带有很明显的个人性格特征，这也给后人探索这段历史造成了一点困难。

张学良为什么突然决定要释放老蒋，12月25日圣诞节这一天，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张学良为何不顾杨虎城反对，坚定的要亲自送蒋回南京？其动机是什么？

显然，教科书上一笔带过的背后，潜藏着复杂且隐晦的历史细节。

现实还是比张学良想象的更残酷，老蒋也要比张学良想的更加心黑，刚逃出生天的老蒋就在洛阳的迎接晚会上，给了张学良一个圣诞节“惊喜”。

来源：樱桃汁百味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