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提起军阀的生活，不少人脑海里出现的都是 “山珍海味摆满桌，三妻四妾绕膝坐” 的画面 —— 这种人当然有，典型的就是“狗肉将军”张宗昌，但乱世之中也有例外。

提起军阀的生活，不少人脑海里出现的都是 “山珍海味摆满桌，三妻四妾绕膝坐” 的画面 —— 这种人当然有，典型的就是“狗肉将军”张宗昌，但乱世之中也有例外。

那个总被标签化为 “粗人”“倒戈将军” 的冯玉祥，他就不一样，明明是个耍刀的西北大汉，偏偏爱做件细腻事：写日记。

不同于杜凤治、周福清这些文人，他的日记像本流水账，用大白话平铺直叙，尤其爱记每天吃了啥：昨天是泰山上的窝窝头就咸菜，今天是军营里的炒面拌野菜，连把皇帝赶出紫禁城那会儿，他都没舍得吃顿好的。

壹

1932 年 10 月 5 日，冯玉祥在泰山普照寺的日记里记了顿早饭：“小米粥、窝窝头、一碟咸菜，食毕甚觉甘美。”（《冯玉祥日记》1992 年版第 2 册）

这年他隐居泰山，每日饮食简到极致 —— 午饭常是 “白菜豆腐熬粉条，佐以蒸山药”，晚饭更简单，“玉米糊糊配蒸南瓜”。日记里夹着一张 1933 年的菜单草稿，是他为自己拟定的 “五不食” 原则：“不食荤、不食精米、不食糕点、不食宴席、不食珍稀”，旁边还批注：“昔者纣王肉林酒池，今当以俭朴自勉。”

事实上这种饮食习惯贯穿他的军旅生涯。1924 年北京政变后，他在旃檀寺司令部的日记里写：“士兵吃什么，我吃什么。今日与卫队同嚼锅盔，硬如石块，却感踏实” （《冯玉祥日记》第 1 册）。副官曾偷偷给他炖鸡汤，被他训斥：“前方将士啃树皮，我何忍独享荤腥？”

1930 年中原大战期间，日记中频繁出现 “与士兵分食炒面”“饮浊水解渴” 的记录，甚至有 “三日未食一粒米，以野菜充饥” （1930 年 8 月 12 日条）的苦况 。

这可不是作秀，1931 年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在《中国的战歌》中记，亲眼见他“蹲在地上，用手抓食士兵的糙米饭，无半分官架”，这刚好和日记里写的：“食相虽粗，然与兵同味，方知民间疾苦”（1931 年 4 月 5 日条）互为印证。

贰

冯玉祥是一个素食主义者。

没错，一个军阀，一个喜欢挥舞大刀砍人的西北大汉，他吃素！关于这个，在他的日记里有清晰的思想轨迹。

冯玉祥舞刀

1917 年他初信基督教，日记里记：“牧师言‘肉食损慈悲’，遂试食素，三日而头晕，暂止”（《冯玉祥日记》第 1 册）。

直到 1927 年访问苏联，他大为震撼，在日记中写下：“见工人皆素食，体魄强健，悟饮食与阶级之关联 —— 肉食者鄙，非虚言也” （1927 年 6 月 18 日条）。

此后便彻底戒荤，甚至在 1935 年南京政府宴会上，面对鲍翅宴，他居然掏出随身携带的窝头啃。这搞得在场众人大为不满，都觉得他作秀。他自己在日记中自嘲：“同僚笑我土气，我笑他们忘了农民汗滴”（1935 年 9 月 2 日条）。

他的素食并非简单的 “不吃肉”，而是融入了民生关怀。1933 年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时期，日记记载他发明 “抗战窝头”：“以 30% 麸皮、40% 玉米面、30% 野菜混合，命全军推广” （1933 年 7 月 5 日条）。还在窝头旁刻 “勿忘国耻” 四字，分发给士兵。

1928年带兵火烧少林寺，“中原毁佛”运动标志性事件

1938 年武汉会战期间，他在日记中设计 “节食计划”：“每日餐费不得超过二角，省下军费购子弹”（1938 年 10 月 20 日条）。 某天厨师多炒了盘豆芽，他在日记里自责：“多费五分钱，可购子弹一发，吾之过也！”

不过他并非绝对素食。根据史沫特莱在回忆录中提，“他的厨师偷偷告诉我，偶尔会为他煮鸡蛋补充营养”，日记也偶记 “食蛋以补身，非为奢”（1939 年 1 月 8 日条），可见他虽然食素，但不教条。

叁

作为一个大人物，冯玉祥在餐桌上招待过很多名人。

1932 年在泰山宴请陶行知，日记里详细记录菜单：“菠菜豆腐汤、蒸红薯、窝窝头，陶先生赞‘此宴胜过满汉全席’” （《冯玉祥日记》第 2 册，第 189 页）。

两人边吃边谈乡村教育，临走时冯玉祥送陶行知一筐自己种的萝卜，陶行知后来在自己的《山居日记》里是这么说的 “冯君以自种蔬菜待客，谈乡村教育至深夜，菜根虽苦，意趣甚浓！”

1936 年西安事变后，他在南京宴请周恩来，日记中写道：“备四菜一汤：炒土豆、烧茄子、炒青菜、拌黄瓜、菠菜粉丝汤，主食是小米饭。周先生连说‘家常饭好’，吾心甚慰 —— 国共若能同咽此饭，何愁日寇不灭？” 这顿便饭被他视为 “团结象征”，后来在日记中反复提及。

而对蒋介石的宴请，他则在日记中多有讽刺：1935 年蒋邀他吃西餐，他记：“刀叉叮当，食不知味，不如窝窝头痛快”（1935 年 5 月 10 日条）。

不过国民党内部对他的饮食作风亦有质疑：蒋介石侍从室《杂记》（1935 年 8 月）提 “冯焕章每餐必示俭，然其泰山寓所仍有良田数亩，恐为作秀”，冯玉祥也知道大家的质疑，在日记中回应 “田产皆为办学所用，非私产，可查账”（1935 年 8 月 10 日条）。

这种争议让冯玉祥的行为更显真实，凡事“论迹不论心”，一个位高权重的人能如此严于律己，不管是不是作秀，其实都是值得人钦佩的。

肆

1937 年 “七七事变” 后，冯玉祥的饮食记录也成了战时民生的缩影。9 月 12 日日记：“过保定，见难民啃树皮，吾等煮玉米粥施粥，难民跪谢，吾心悲痛 —— 此粥本是吾等该吃之食，何功之有？”（《冯玉祥日记》第 3 册，第 76 页）

他甚至在日记中记录各地 “代食品”：河南的观音土、山东的棉籽饼、山西的麸糠窝头，还附了详细制作方法，打算推广。

1941 年重庆大轰炸期间，他在日记中发起 “节食献金” 运动：“每日省一餐，捐出伙食费购飞机。今日饿一餐，得金五元，可购子弹百发”（1941 年 6 月 5 日条）。

秘书劝他保重身体，他在日记里回：“难民有饿死街头者，吾饿一餐何足惜？” 这种与民同苦的意识，让他的饮食记录超越了个人习惯，成为丈量时代苦难的标尺。

伍

冯玉祥的饮食观在日记中经历三次转变：早年信基督时，素食是 “克己”；中年接触马克思主义后，素食成为 “阶级自觉”；晚年投身民主运动，饮食则化为 “革命实践”。

1946 年赴美考察，他在日记中对比中美饮食：“纽约餐馆牛排如山，而中国难民无米下锅，此非饮食之别，乃制度之异也” （《冯玉祥日记》第 5 册，第 213 页）。甚至在联合国演讲时，他还掏出窝头展示：“这是四亿中国百姓的日常食物，吾愿以余生让更多人吃上饱饭”（《纽约时报》（1946 年 10 月 15 日））。

美国人的生活

1948 年临终前，他在日记中写下遗嘱：“吾死之后，墓前无需供品，若念吾，便煮一锅小米粥，分与贫苦者”（1948 年 7 月 30 日条，为现存最后一则饮食相关记录）。

这本记了三十余年的饮食日记，不是一个完美英雄的 “道德宣言”—— 里面有戒荤后的头晕、节食时的胃痛，有同僚的质疑、现实的妥协，但恰是这些 “不完美”，让 “窝窝头里的家国” 更显真切：他的饮食选择，既是个人信仰的坚持，也是一个军人对民生疾苦的回应，无关 “神化”，只是一个想让 “更多人吃上饱饭” 的普通人，在乱世中用餐桌写下的朴素理想。

来源：六得飞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