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成长于富豪之家，却身背房贷住着50平方米的“蜗居”；身为地产商之子，偏要弃商从政为市民奔走；曾怀揣警察梦的他，如今成为立法会议员，终日为民请命。他的名字叫梁熙。

成长于富豪之家，却身背房贷住着50平方米的“蜗居”；身为地产商之子，偏要弃商从政为市民奔走；曾怀揣警察梦的他，如今成为立法会议员，终日为民请命。他的名字叫梁熙。

▲梁熙

梁熙是港中发展集团主席梁英伟之子，这位不抗拒“富二代”标签的年轻议员，用独特的人生轨迹，诠释着财富、责任与理想的另一种可能。

梁熙在多元身份的切换中，始终坚守着“做事”的初心，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在时代浪潮中，既脚踏实地又心怀家国的鲜活个体。

“寒酸”富二代：背着房贷、攒钱买50平房子

生于“豪门”的梁熙，从小在幸福的家庭中长大。作为成功商人的父亲，与细致顾家的母亲，给予了他双重的成长养育：“妈妈负责我读书，我爸爸负责我在社会上的智慧和成长。毕竟他在生意上做得那么成功，待人接物很有经验，会教导我们，也给我们机会去尝试、去失败。”

梁熙用“拳击教练”来形容父亲：“他非常严厉，好像一个拳击教练，因为教练教学员时，在你有弱点或者防卫不好的时候，就会一拳打进去，让你痛，而且要很痛，这样你就记得，下一次不要再有这个漏洞。”这种带着痛感的记忆，让他在年少时就懂得“保护好防御不当的地方”。

青少年时代，梁熙在香港、美国、内地都有过求学经历。据公开资料，他中学毕业于香港李宝椿联合世界书院，大学毕业于美国南加州大学，还是南加州大学香港学生会会长。硕士毕业于清华大学，并获得校级优秀毕业生和校级优秀论文奖。

“我很感恩有在香港、美国、北京读书的经历。”梁熙谈及海外经历时，用的客观的视角，澄清了一些对美国的印象：“在美国读书的经历我觉得很重要，我没感受到排华情绪，美国人不是大家想象中那么仇视中国。他们非常尊重中国人，而且他们也非常讨厌政府的一些政策。”

由于父亲是地产商，梁熙免不了被贴上“富二代”的身份标签。与许多想要摆脱家庭印记的商人子女不同，他坦然地表示，自己不抗拒“富二代”这个标签，但更愿意说自己是“商二代”。

“怎样才算‘富’呢？在香港，八卦杂志里连茶餐厅老板的孩子都算富二代。”梁熙的解构带着港式幽默，也暗藏着严肃的思考：“父亲给我的精神和学识财富，才是真正的富有。”

的确，和内地富裕家庭相比，梁熙的经济状况略显“寒酸”，他坦诚透露自己的财产状况：如今40岁的他，自己存钱付首付，在香港市区买了一套约50平方米的房子，每月还有房贷要还。

即便如此，梁熙仍觉得自己比很多普通市民幸运：“在香港，很多人住在30多平方的房子里，所以能有50平米的房子已经算不错了，尤其是靠自己攒钱买房，是很开心的。”

童年警察梦：为伸张正义从政

人到中年的梁熙，办公室里还摆放着很多警察形象的小熊。这个小熊是香港警察的周边玩具，发行过各种款式。

梁熙透露自己从小就有一个“警察梦”：“可能是受到港片和港剧的影响，港产片经常有警匪题材嘛，所以小时候很想当警察，有一个伸张正义、帮助市民的梦想。因为警察就像超人一样，很正义、很正能量。”

长大后的梁熙真的报考过辅警，可惜因视力问题没有通过。但他仍把这份梦想，嵌入到现实中的议员工作：“警察和我现在的工作有点像，一方面，我有办公室处理文书的工作要处理，但是很多时候都要出去跟市民去接触，或者是处理一些投诉、申诉和求助的案件，每天都有新的挑战。”

▲梁熙

经常往来内地，梁熙对立法会议员的工作有生动的理解，“很多内地朋友问我，在香港去哪里上访？我回答说，香港没有‘上访’这回事。”

那么，市民遇到不公正的事情如何应对呢？梁熙这样解释两地的民情表达差异：“在香港，有区议员、立法会议员，都是市民投票选出来的。市民有问题的时候，都会找他们投票选出来的议员帮他们处理问题。”

这番话揭示了梁熙的工作本质，就是在多方博弈中寻找平衡点：“我做的就是市民跟政府或其他团体之间的桥梁，市民和团体都很信任投票投出来的议员，会毫无保留地跟我说他的想法、立场和让步底线，我会围绕不同的团体、持份者和不同的市民，把中间点谈出来，达成一个共识。”

在替市民出面争取利益的过程中，梁熙并不担心会得罪其他群体。他认为这种协商化解对立的方式，投射出香港的商业与法制精神：“很多时候大家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只要不践踏对方的利益，到最后总能找到大家都OK的中间点。如果真的谈不拢，那就上法院处理喽。”

▲梁熙

谈工作任期：职务不想当一辈子，尽量做好事

在当选议员前，梁熙在自己的家族企业港中发展集团担任行政总裁。2021年，梁熙从政赢得香港岛东选区立法会议员议席。为了专注议员工作，他毅然辞去了高层职位，全职投身工作。是怎样的考量，让他弃商从政，他又是如何看待议员这个临时身份呢？

“议员工作是有一定限期的，比如说四年一届。可能是我过去一直从商的原因，我觉得很理所当然。” 梁熙对从政“任期制”的看法，始终流露着商业逻辑：“就好像一个商会会长，不会有人觉得我要当两届、甚至当一辈子。一般能当一届，就很厉害了。”

“但肯定不会因为只当一届，就随便去做”，梁熙话锋一转，“大家都希望在短短的这一届、这几年里，做到最好”。他强调自己的初心：“我希望在这一届里，尽量多做事、做好事，让市民记得梁熙是一个做事的议员，之后无论是回商界也好，或者是走其他的路也好，最起码让大家记得，曾经梁熙有真心为港岛东的市民服务过，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有别于传统文化中的“雁过留声、人过留名“，梁熙强调自己“不需要被大家记住”。他坦率地说，“记不记住我没事，但提到我时，记得我是个做事的议员就很好了。”这份直白回应里藏着对“不做事”的警惕：“过去没当议员时，常听到有人被说‘他不做事’，那就麻烦了。”

制度观察：希望学习内地的居委会管理

梁熙同时分析，“同样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我们也很希望学习内地居委会、村委会的网格化管理，每个小区即便只管理几万人，也有充分的行政权力和财政能力解决问题。”

对此，梁熙表达了自己的“窘境”：“从我们自己来说，我是港岛东的立法会一员，服务的市民有70多万人，但是一毛钱的行政权力也没有，只能协调社会资源，或者请政府帮忙。”

“内地的制度有它优胜之处。”因此，在梁熙眼中，内地基层组织的执行能力，恰恰有独有的优势。“我们希望学习内地的地方是，选出来的代表人可以有一定的行政权力，就可以更实际的去帮忙市民。”

梁熙特别谈到，“内地为什么能很快脱贫？我也在内地工作十几年，从2007年到现在，转变非常大，尤其是新一代官员上任后，带来了新气象。”

▲梁熙

“现在的香港年轻人很爱国，和内地朋友一样”

“香港在英国殖民管制时期，小学有公民教育课，但是没有国民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等等。”在本地长大的梁熙，对爱国主义教育感触很深：“课程只强调公民权利，从不讲义务，所以导致年轻一代形成扭曲的思想。”

如今，梁熙看到了改变的契机：“现在我们开始分阶段拨乱反正，我觉得需要分几个阶段，首先让年轻人认识国家与个人的关系，再培养情感认同，最终转化为爱国行动。”

梁熙举例说，“以前很多孩子听到国歌，只知道‘这是国歌’，觉得能起立、聆听就好了，唱出来觉得不是很酷。现在要让他们感受到，国歌是承载了国家的历史和民族精神的一首歌，最终是让他们能主动唱出来。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作为民建联立法会议员，梁熙对年轻人的变化有具体的观察：“我们的青年民建联经常走进大学校园，在去年开始发现，大学一年级的新生跟以前很不一样，已经不再讲‘港独’等问题，而是跟内地的朋友一样，去吃火锅、在淘宝购物。”

梁熙认为，这种转变的根源在于学制改革：“以前的通识科让他们锻炼独立的、批判的思考，但缺乏历史根基，总是批判国家、政府、制度的话，怎么会有爱国的情怀呢？现在的‘人民公社科’，培养的是正向思维，所以不会有之前那种没有爱国基础、不断批判国家的情况。所以他们很爱国，是很有正向思维的一批小朋友，年轻一代是在不断的进步。”

对于“权利与义务”的思考，梁熙用“做饼”举例，进行通俗阐释：“出生在一个发展健全的国家很幸运，可以享有公民权利。很多生活在第三世界的人，根本就没有权利、只讲义务。所以我们必须要让小孩子知道，我们是多么幸福，更要让他们知道，如果在这个美好的制度下，只索取而不奉献的话，这个‘饼’只会越来越小，到最后你的权力也会一步一步被吞噬。”

“所以大家应该一起去贡献，去把‘饼’越做越大，让后代也能享有成果，不然整个‘饼’都会被吃掉的。”梁熙说。

展望未来：制度优势是香港的核心竞争力

对于香港的发展前途，梁熙充满信心，他认为，香港的制度优势，是香港的核心竞争力。

“内地的一位部级领导曾经和我说，广东没有一个城市能抵得上香港。”梁熙透露，“他认为吸引国际人才方面，无论是深圳、广州、东莞、顺德，甚至澳门，大家都会觉得香港是最好的落脚点。”

经济方面，梁熙把香港比作“试验田”：内地的品牌如果想“出海”发展，如果不先在香港站稳脚步适应国际规则，直接投资海外的成功率会大幅降低；反向来看，外资通过香港投资内地，可以享受很大的税收优惠。

梁熙还列举了具体数据佐证，“从2019年黑暴，到新冠疫情，再到现在，香港金融系统的银行存款持续上涨，这说明钱没有走，只是等待一个机会去爆发。”

出身商人之家的梁熙，对国际形势有着冷静观察：“中美关系紧张后，很多中国企业会放弃去欧美上市，香港会成为首选；同样在教育方面，内地学生留学，首选国家从英国、美国，逐渐选择来香港。”

梁熙对香港的构想是，未来香港可以参考新加坡，在教育领域做出布局：“可以参考新加坡，建成大学城，和英美的一流品牌合办大学，让内地学生来留学，同时获得香港或者耶鲁大学的毕业证书，这也是可以发展的方向。”

▲梁熙（左）与朱顺忠

生死观：人生是一场旅程

2024年底，香港特区立法会通过了一项《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草案》，称为“预设医疗指示”，让晚期病人在生命的最后阶段，能够有尊严地走完人生旅程，享有更大的自主权。

这项法案，梁熙所在的民建联是推动力量之一。

“病人可以在相对健康的时候预设一个医疗指示，让医生知道，如果我到了病情恶劣的时候，可以让我不要继续受苦，舒服地离开就好了。所以目前，在香港这是一件好事。”梁熙为此颇感欣慰。

实际上，这项法案也有着苛刻的条件。梁熙具体解释，“何时可以让病人自然地离开呢？比如说病情在不断恶化，如果继续强行医疗的话，只能延长生命，但不能阻止恶化。符合这些条件，才可以让病人自然死亡，也就是不再通过外力或药物来延续生命，因为这样只能延长病人的痛苦。”

那么，预设医疗指示，和西方一些国家的“安乐死”，有什么区别呢？

“这项立法不包括从外注入一些药物，来加速病人的死亡，所以它和安乐死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梁熙特别强调，“安乐死是另外一个概念，是注入一些毒药令人死亡，在道德上、法律上会有很大的争议。”

这项法案，梁熙认为它蕴含着对生命意义的哲学思考。

“英文有句谚语，叫‘Life is a journey，not a destination’，意思是人生是一场旅程，而不是终点。”梁熙提到了“活在当下”：“很多人在人生启程的时候，只希望我要达到一个个目标，但是过程中，没有享受一路的风光、花花草草，这样的话，人生到尽头的时候会发现没有活过，一直活在未来，一直在担心会不会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我觉得会比较可惜。”

采访：朱顺忠

编辑：许腾飞

视觉：李辰昊

统筹：李秀平

来源：红船融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