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们传统的处世哲学中，既有强调人永恒价值的一面，又有务实、圆滑甚至狡黠的一面，于是很容易形成一种悖论，很难说清到底孰对孰错。

我们传统的处世哲学中，既有强调人永恒价值的一面，又有务实、圆滑甚至狡黠的一面，于是很容易形成一种悖论，很难说清到底孰对孰错。

比如，在涉及名节与立场的问题上，有时候是“好女不嫁二夫，忠臣不事二主”，有时候却是“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

类似的例子太多了，且不去提理它们，今天谈一个大家应该都感兴趣的问题：

究竟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还是“好人不长寿、祸害一千年”？

前者，来源于宗教教义。

比如，佛教的因果观中就有“三世报应说”。这是导人向善的学问，用意是好的。传播力也很广，在民间似乎形成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的所谓共识。

道教的《太平经》也记载有“承负说”，大意是“前人作恶后人承灾”。

不过，这种理论很容易与人们的现世观察产生冲突，难以解释现实困境：如果说人的一切行为都是为了“修来世”，可下一辈子会发生什么，既无法看到，又难以验证。这就像开出了一张根本无法兑现的支票，或者画了一个难以吃到的大饼。时间久了，经历得多了，必然让人产生怀疑。

敦煌变文中发现，唐五代时期就有“善人何故早亡，恶者因何长寿”的诘问。

明代话本《警世通言》中也出现了“自古忠良多横死，从来奸佞享千年”的类似表述。这种文学作品中的反讽式表达延伸到民间，就诞生了“好人不长寿，祸害一千年”的谚语：

对好人早死感到惋惜、坏人长寿感到愤恨。

这其实是一种集体心理补偿机制，在社会动荡时期表现得最为明显。比如南宋著名的抗金将领、国家的中流砥柱岳飞、明朝挽狂澜于既倒的大臣于谦等忠良蒙冤惨死，而一代奸佞如秦桧、严嵩之流却荣华等身、富贵到头。

这种集体创伤记忆通过谚语形式代际传递，形成对社会不公的控诉性表达。

这样的说法只反映主观情绪，“管说不管听”，也从来没想过要进行验证。

这里存在两个问题：

一是幸存者偏差的认知陷阱：大数据显示（参照2022年中国疾控中心寿命统计），拥有稳定社会关系、规律生活的善良群体平均寿命较反社会群体长3-5年。但极端个案更易引发关注，比如有人经常用某吸烟者活到90多岁依然精神矍铄来说明吸烟无害。

二是观察视角的认知偏差：心理学中的“负面信息优先效应”使得人们对恶人得势、善人遭难的特例记忆更深刻。据明代《五杂俎》记载，某县令统计治下百岁老人，发现真正为恶者不足三成，但民间传说却夸张为“恶者皆得永年”。

说到这儿，我们可以下个结论了：

将生命长度与道德价值简单对应，既不科学，更是忽视了精神生命的永恒性。

也就是说，有时候，生命的质量远比生命的长度更具价值，比如，文天祥42岁就义却精神不朽。道德的本质是“超功利的价值选择”，康德说：“道德之所以崇高，正因为它经常需要与自然倾向作斗争。”

现代神经伦理学研究发现，持续利他行为会增强前额叶皮层神经联结，实质是提升了个体的精神生命质量。

现代伦理学也明确指出，道德价值应独立于结果论评判。

因此，在当下，我们要做个好人。当然必须是有智慧的好人，而不是“老好人”，“笨好人”。

那么，在实践中，个人和社会机构应该怎么做呢？

一是构建理性利他主义

比如，在路上碰到突发疾病或者受伤的人时，用专业救护取代盲目施救。如先拨打120再实施心肺复苏技术。

比如，运用“有效利他主义”理念，通过慈善导航机构评估捐赠效率。

比如，建立“善意防火墙”，在紧急状况下帮助老人时全程录像留存证据实现自我保护。

二是发展可持续善行模式

比如，将善行义举融入职业特长。教师结合自己的专业开展公益课堂，程序员利用技术优势开发助残APP。

比如，创建“善意共同体”，探索设立社区互助养老时间银行。

比如，实践“涟漪式行善”，变输血为造血，培养受助者的助人能力，形成良性循环。

三是完善制度性保障

比如，推动《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障条例》地方性细化；建立道德行为大数据档案，纳入社会信用体系；发展道德责任保险，分散行善风险。

值得欣慰的是，当代社会正在形成新的价值共识：通过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阿比吉特·班纳吉的扶贫实验证明，制度化的善行能使好人的“道德寿命”超越生物寿命，在文明传承中获得永恒价值。

当每个善行义举都在推动制度进步，就是在缩短“祸害存活”的社会空间。

乐观地估计，在不久的将来，“好人流汗、流血又流泪”的时代有望彻底结束。

来源：一品姑苏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