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但就在这一年，一则关于“甲午再乱”的谣言在民间流传，引发了朝廷高层的连锁反应。

1054年，大宋王朝风调雨顺，四川地区也维持着表面上的稳定。

但就在这一年，一则关于“甲午再乱”的谣言在民间流传，引发了朝廷高层的连锁反应。

不到几个月时间，成都城内风声鹤唳，百姓逃难、官员戒备，整个社会陷入极度紧张的状态。

这一场从未实质发生的战事，却让朝廷与地方官府如临大敌。

这场恐慌的起点，源于对历史的记忆。

934年，后唐西川节度使孟知祥在成都自立为帝。

994年，王小波、李顺起义军攻入成都称王建国。

两次重大政治事件都发生在“甲午年”。

因此到了1054年，又一个“甲午”年即将来临，关于四川将再度陷入危机的说法，开始在民间流传。

百姓信了，朝廷也信了。

这类结合纪年与历史记忆的“预言式谣言”，在当时极具煽动性，尤其对长期处于制度性压力下的四川来说更是如此。

自宋初统一四川后，朝廷不断从当地抽调资源回京，对民间经济造成重创。

官员对丝织业等高端产业实行垄断，百姓无偿服役，社会矛盾激化。

地方治理采取高压态势，对军队不发武器、不训练，反而进一步削弱了信任。

四川被贴上“多变”“先乱”标签也是实属有因。

1052年末，为稳定局势，仁宗任命程戡为益州知州，暂时安抚了情绪。

可程戡调离后，形势骤变。

恐慌情绪真正的爆发点，来自1054年流传的一条消息：侬智高将借道大理入蜀。

侬智高是此前在广西发动叛乱的势力，兵败后逃往大理。

此时民间有传言称他将借道入蜀，再度起兵。

这一情报未经证实，实际上是谣言，而且朝廷在很长一段时间后才意识到这个消息的虚假性质。

最初，朝廷是当作军事情报处理：调兵遣械、水陆并进、加固城防、全面戒备。

一系列“实质性动作”本意是防患未然，结果却验证了谣言的“真实性”。

民众看到兵器入城、工事繁忙，纷纷变卖财产、准备逃难，情绪陷入闭环。

宋代不完全压制舆论，仁宗与宰相庞籍也未下令“辟谣”，但正因缺乏对情绪传播机制的理解，这种“无声回应”在操作上反而加剧了动荡。

真正的转折出现在1054年年底，张方平赴任益州知州，他面对的是一座充满戒备、恐慌蔓延的城市。

张方平没有延续军备升级的做法，而是选择“以静制动”：退回外调兵器、举办元宵灯会、停止城防加固工程。

这些平常的举措，其实是通过“让百姓看到生活恢复正常”，有力打破了恐慌闭环。

这种治理方式，既保留了尊重民意的姿态，也展现出对社会心理规律的深刻理解，最终成功化解了危机。

这场“甲午再乱”虽始于谣言，最终却推动了朝廷对四川政策的微调与治理思路的更新。

通过这场虚惊，地方官员与中央决策者意识到，仅靠高压与防范无法根除社会不安，应更关注制度性原因与民间情绪表达机制。

宋代台谏制度倡导“风闻言事”，仁宗朝在这场风波中虽反应迟缓，却也没有因恐慌而镇压言论，反而通过实际调整缓解地方紧张关系，使此后四川再无类似恐慌重现。

来源：晓婷医生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