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铁死亡作为新型铁依赖性细胞程序性死亡方式，因其独特的脂质过氧化驱动机制，已成为肿瘤治疗和代谢性疾病干预的重要靶点。其核心调控涉及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4（glutathione peroxidase 4，GPX4）抗氧化系统失活、胱氨酸/谷氨酸反向转运系统（Cys

铁死亡作为新型铁依赖性细胞程序性死亡方式，因其独特的脂质过氧化驱动机制，已成为肿瘤治疗和代谢性疾病干预的重要靶点。其核心调控涉及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4（glutathione peroxidase 4，GPX4）抗氧化系统失活、胱氨酸/谷氨酸反向转运系统（Cystine/glutamate reverse transport system，System Xc-）胱氨酸摄取受阻及酰基辅酶A合成酶长链家族成员4（acyl-CoA synthetase long-chain family member 4，ACSL4）驱动的脂质代谢重编程。靶向铁死亡诱导剂在克服肿瘤耐药性等方面展现优势，但其作用靶点与分子机制的多样性仍是核心挑战。青蒿素类化合物作为源自中药黄花蒿的倍半萜内酯（其抗疟机制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肯定），在肿瘤治疗中的多靶点效应日益凸显[1]。研究表明，双氢青蒿素（dihydroartemisinin，DHA）、青蒿琥酯（artesunate，ART）等可通过芬顿（Fenton）反应、溶酶体铁蛋白降解等多途径诱导铁死亡[2-4]。值得注意的是，青蒿素衍生物的独特结构[如过氧桥、Fe（II）/活性氧响应性、金属螯合特性] 赋予其区别于经典铁死亡诱导剂（如直接靶向GPX4的RSL3或靶向System Xc-的Erastin）的多靶点调节潜能[5]。这种多通路协同干预特性，使其在克服耐药性、调控复杂细胞状态及重塑疾病微环境方面潜力显著[6-7]。然而，青蒿素衍生物在铁死亡调控中的构效关系、组织特异性及与传统中药活性成分的协同机制仍存显著空白，制约其临床转化。

为系统解析青蒿素衍生物的铁死亡调控网络并突破上述瓶颈，本研究旨在解决3个关键科学问题：（1）青蒿素C-10位取代基修饰如何影响其铁死亡诱导效能及靶向选择性；（2）17β-羟基类固醇脱氢酶4（17β-hydroxysteroid dehydrogenase type 4，HSD17B4）-多不饱和脂肪酸（polyunsaturated fatty acids，PUFAs）氧化轴与GPX4/System Xc-经典通路的时空互作机制（HSD17B4的筛选基于高分辨率质谱分析：采用Thermo Fisher Q Exactive质谱仪，以120 000分辨率进行全扫描，MS/MS扫描分辨率30 000[8]；蛋白质鉴定使用UniProt Human数据库，筛选标准为差异倍数＞1.5且P＜0.05，经STRING数据库验证蛋白互作网络[9-11]）；（3）铁死亡调控网络在肝癌、阿尔茨海默病等重大疾病中的异质性响应规律。研究成果为铁死亡诱导剂的理性设计提供理论框架，同时为青蒿素类药物的适应证拓展和临床精准用药奠定分子基础。

1 铁死亡的发生机制研究

铁死亡作为一种新型程序性细胞死亡方式，其分子机制的研究为理解多种重大疾病病理进程提供了全新视角。自21世纪初相关现象被发现以来，该领域研究经历了从现象观察到分子机制解析的重要发展历程。

2003年，Dolma等[12]在药物筛选过程中首次发现小分子化合物Erastin可诱导特征性细胞死亡，该过程不伴随半胱氨酸天冬氨酸蛋白酶-3活化及DNA片段化等典型凋亡特征，提示存在区别于经典凋亡的新型死亡通路。随后系列研究逐步揭示其独特机制：Yagoda等[13]证实铁螯合剂可特异性抑制此类死亡，首次建立铁代谢与细胞死亡的内在联系；Yang等[14]进一步发现细胞内活性氧水平在此过程中呈现爆发式增长，初步勾勒出铁依赖性氧化应激的基本框架。基于上述关键发现，Dixon等[15]于2012年正式将其命名为铁死亡，系统定义其核心特征为铁离子依赖性、谷胱甘肽耗竭驱动的脂质过氧化累积。

从分子机制层面，铁死亡的发生本质上是细胞氧化还原稳态失衡的终末表现。当抗氧化防御系统（特别是谷胱甘肽/GPX4轴）功能受损时，铁离子通过Fenton反应催化产生的羟基自由基（·OH）会特异性攻击细胞膜中的PUFAs，引发脂质过氧化链式反应。这种异常的脂质过氧化产物（如脂质氢过氧化物）在膜结构中的持续积累，最终导致细胞膜完整性的不可逆损伤和细胞器功能障碍。值得注意的是，铁死亡的执行过程涉及铁代谢调控网络、脂质代谢重编程和抗氧化防御系统间的精细交互，其分子调控网络较传统细胞死亡方式更为复杂。

当前研究证实，铁死亡与恶性肿瘤、器官纤维化及动脉粥样硬化（atherosclerosis，AS）等重大疾病的病理进程存在密切关联。特别是在肿瘤治疗领域，铁死亡诱导策略为克服传统放化疗耐药性提供了新思路。然而，针对铁死亡调控网络的关键节点开发特异性诱导剂仍面临重大挑战，但为天然药物活性成分的研究提供了独特机遇。

1.1 铁稳态失衡与铁死亡的分子调控网络

铁死亡作为铁依赖性的程序性细胞死亡形式，其核心机制涉及铁代谢紊乱引发的氧化还原失衡与脂质过氧化级联反应[16-17]。近年来研究表明，铁摄取增强、铁储存能力降低及铁外流受限，三者共同导致细胞内不稳定铁池（labile iron pool，LIP）的异常蓄积，这种铁稳态失衡导致细胞内LIP异常升高，是触发铁死亡的核心前提。

1.1.1 铁代谢的调控网络 细胞外Fe3⁺通过与转铁蛋白（transferrin，TF）结合形成复合物，经转铁蛋白受体1（transferrin receptor protein 1，TfR1）介导的内吞作用进入细胞[18]。在胞内体酸性环境中，金属还原酶前列腺六跨膜上皮抗原3（six-transmembrane epithelial antigen of prostate 3，STEAP3）将Fe3⁺还原为Fe2⁺，随后通过二价金属转运蛋白1（divalent metal transporter 1，DMT1）转运至LIP。LIP中铁离子存在双重命运：一方面通过膜铁转运蛋白（ferroportin，FPN）外排以维持稳态[19]；另一方面，通过与铁蛋白的铁蛋白重链1（ferritin heavy chain 1，FTH1）/铁蛋白轻链亚基结合形成惰性存储形式，防止游离铁介导的氧化损伤[20]（图1）。值得注意的是，核受体辅激活因子4（nuclearreceptor coactivator 4，NCOA4）介导的铁蛋白自噬可导致储存铁的异常释放，显著提升LIP浓度并激活Fenton反应[21]。

1.1.2 Fenton反应驱动的脂质过氧化 升高的LIP在微酸性环境中（如溶酶体、肿瘤微环境）通过Fenton反应催化H2O2生成高活性·OH。该自由基特异性攻击细胞膜中富含的PUFAs，引发脂质过氧化链式反应。研究表明[22-23]，脂氧合酶（arachidonate lipoxygenases，ALOXs）和ACSL4通过酯化PUFAs生成过氧化磷脂，显著增强细胞膜对铁死亡的敏感性。当抗氧化系统（如GPX4、铁死亡抑制蛋白1）功能受损时，脂质过氧化物（lipid peroxide，LPO）的不可逆积累将直接导致膜结构崩解和细胞器功能障碍。青蒿素衍生物的核心作用机制之一即利用其“双氧桥”结构与过量铁离子发生类Fenton反应，放大这一氧化损伤过程。

1.1.3 血红素加氧酶-1（heme oxygenase-1，HO-1）在铁死亡中的双刃剑效应 HO-1作为铁代谢的关键调节因子（图2），通过催化血红素分解产生Fe2⁺、一氧化碳和胆绿素，在铁死亡中呈现双向调控作用[24-25]。在阿霉素诱导的心肌损伤模型中，HO-1的激活通过核因子E2相关因子2（nuclear factor E2 related factor 2，Nrf2）信号轴促进Fe2⁺释放，导致心肌细胞铁超载和线粒体膜脂质过氧化[19]。HO-1通过Nrf2依赖性通路催化铁释放，显著提升胞内LIP水平并驱动Fenton反应[26]：实验证实HO-1过表达使细胞内游离Fe2⁺浓度升高（2.4±0.2）倍（Calcein-AM荧光淬灭法，荧光强度降低63%），该过程被铁螯合剂去铁胺完全阻断。机制研究表明，HO-1介导的铁释放严格依赖Nrf2信号轴-Nrf2抑制剂ML385处理使HO-1诱导的铁浓度增幅减少73%，并同步降低脂质过氧化产物丙二醛水平达68%。此结果首次量化证实HO-1/Nrf2/铁释放级联在青蒿素诱导铁死亡中的核心地位，为靶向HO-1的时空调控策略提供分子基础[27]。而HO-1抑制剂锌原卟啉可显著降低心肌组织铁含量，证实其在铁死亡中的促发作用[28-29]。值得注意的是，HO-1生成的胆绿素具有抗氧化特性，提示其可能通过时空特异性调控平衡氧化应激与细胞保护效应。

本节揭示了铁代谢网络与氧化损伤间的精细调控关系，为理解心肌缺血再灌注损伤、神经退行性疾病等病理过程中铁死亡的分子基础提供了关键线索。特别是HO-1的双重功能提示，靶向铁代谢节点的时空调控可能成为干预铁死亡相关疾病的新策略。

1.2 PUFAs代谢与铁死亡的分子机制

PUFAs作为细胞膜磷脂的关键组分，其独特的双键结构使其成为铁死亡过程中脂质过氧化的核心靶标。PUFAs的双烯丙基氢原子因化学键解离能较低，极易被自由基或ALOXs攻击，引发链式氧化反应[30]。这一特性使得PUFAs在铁死亡中承担双重角色：既是脂质过氧化的起始底物，也是氧化损伤级联放大的关键媒介。

铁死亡的核心特征在于PUFAs的氧化失衡。在铁超载微环境中，Fe2⁺通过Fenton反应催化生成·OH，直接攻击PUFAs双键区域，形成脂质氢过氧化物（lipid hydroperoxide，LOOH）。后者进一步与Fe2⁺反应生成脂质烷氧自由基（alkoxyl radical，LO·），通过夺取邻近PUFAs的质子触发链式反应[30-31]（图3）。研究表明[32]，ALOX15与磷脂酰乙醇胺结合蛋白1的复合物可特异性催化膜磷脂中的PUFAs生成LOOH，显著增强氧化损伤的空间传递效率。此外，ACSL4通过酯化游离PUFAs为膜磷脂（如PE-PUFAs），进一步放大膜脂质对过氧化的敏感性。

值得注意的是，PUFAs的氧化效应具有显著的微环境依赖性。在肿瘤酸中毒条件下，白细胞分化抗原36介导的PUFAs摄取增强与β氧化抑制共同导致脂滴中PUFAs异常蓄积，突破储存阈值后通过ACSL4/LOX轴触发脂质过氧化风暴。同时，GPX4的抗氧化功能在PUFAs过载时受谷胱甘肽浓度限制，导致氧化损伤不可逆积累。最新研究还揭示，含双多不饱和酰基尾的磷脂酰胆碱（PC-PUFA2）可穿透线粒体内膜，通过与电子传递链复合物I相互作用产生线粒体活性氧，形成跨膜氧化信号传导的恶性循环[33]。同时，青蒿素衍生物通过重塑能量代谢稳态增强铁死亡敏感性。在肝癌细胞模型中，DHA 70.3 μmol/L处理48 h后显著激活腺苷酸活化蛋白激酶（adenosine monophosphate activated protein kinase，AMPK）/哺乳动物雷帕霉素靶蛋白（mammalian target of rapamycin，mTOR）信号轴：AMPK Thr172磷酸化水平升高2.1倍（Western blotting，与对照组相比），同时抑制mTOR下游效应蛋白p-p70S6K（Thr389位点磷酸化降低58.7%）[34]。机制上，青蒿素衍生物通过促进AMPK介导的Raptor Ser792磷酸化（Co-IP显示AMPKα1/2与Raptor结合增加3.0倍），抑制mTORC1激酶活性[35]。功能验证表明，AMPK抑制剂多索吗啡（10 μmol/L）预处理使铁死亡标志物前列腺素内过氧化物合酶2（prostaglandin-endoperoxide synthase 2，PTGS2）表达下降55%，并恢复GPX4蛋白合成（通过4E-BP1去磷酸化调控），证实AMPK/mTOR轴通过双重路径（氧化应激＋GPX4抑制）调控铁死亡[36]。

本节揭示了PUFAs代谢网络在铁死亡中的枢纽作用，为靶向脂质过氧化的疾病干预策略提供了新方向。当前研究的核心挑战在于解析PUFAs双键构型（n-3 vsn-6）对铁死亡敏感性的定量影响，及组织特异性脂质重塑酶 [如溶血卵磷脂酰基转移酶3（lysophosphatidylcholine acyltransferase 3，LPCAT3）] 的时空调控机制。这些问题的突破将推动铁死亡诱导剂的精准设计与临床应用转化。

1.3 System Xc-的结构功能及其在铁死亡中的调控网络

System Xc-作为铁死亡调控体系的核心转运蛋白，其结构与功能的特殊性决定了其在氧化还原稳态中的枢纽地位。最新研究揭示，该系统通过独特的分子构象与代谢调控网络，在肿瘤耐药性和神经退行性疾病中发挥双重作用。

1.3.1 分子结构特征与转运机制 System Xc-由催化亚基溶质载体家族7成员11（solute carrier family 7 member 11，SLC7A11）和辅助亚基SLC3A2（CD98hc）通过二硫键形成异源二聚体[37]。其中，SLC7A11包含13个跨膜结构域，其第3～5跨膜区的α螺旋构象对胱氨酸结合具有特异性识别功能；而SLC3A2通过N端糖基化修饰维持复合体的膜定位稳定性。该转运体以“乒乓机制”实现底物的等摩尔交换：在膜电位驱动下，每转运1分子胞外胱氨酸需同步释放1分子胞内谷氨酸。值得注意的是，其转运效率受胞外谷氨酸浓度的非线性调控，当谷氨酸浓度＞0.005 mol/L时，转运活性可被抑制80%以上[38-40]。

1.3.2 胱氨酸代谢与谷胱甘肽合成调控 摄入的胱氨酸在胞质中经历2步还原反应：首先由硫氧还蛋白还原酶1催化生成半胱氨酸，随后通过γ-谷氨酰半胱氨酸合成酶和谷胱甘肽合成酶的级联作用，与谷氨酸、甘氨酸结合形成谷胱甘肽[40-41]（图4）。研究表明，肿瘤细胞通过上调SLC1A5介导的谷氨酰胺摄取，显著提升胞内谷氨酸池容量，这为System Xc-的持续运转提供了动力基础。然而，当使用Erastin或柳氮磺吡啶等抑制剂阻断System Xc-时，谷胱甘肽合成速率下降至基础水平的30%，导致GPX4活性丧失和LPO积累[42]。

1.3.3 p53-SLC7A11调控轴的双向调节 p53通过2种机制调控SLC7A11表达[43-44]（图5）：（1）经典转录抑制：野生型p53直接结合SLC7A11启动子区的p53反应元件（−1 235～−1 212 bp），招募HDAC1/2复合物引起组蛋白H3K27去乙酰化，抑制转录起始复合物形成；（2）表观遗传调控：p53 K120位点的乙酰化修饰可增强与SLC7A11启动子的结合亲和力，该修饰在KRAS突变型肿瘤中显著增强，导致SLC7A11表达下调60%～80%。值得注意的是，p53 3KR突变体（K117R/K161R/K162R）虽丧失促凋亡功能，但仍保留通过SLC7A11抑制诱导铁死亡的能力，这为靶向p53突变肿瘤提供了新思路。

本节系统分析揭示了System Xc-在铁死亡中的核心地位，特别是SLC7A11作为“代谢检查点”的调控价值。当前药物开发面临一些挑战：（1）血脑屏障穿透能力不足，制约脑肿瘤治疗应用；（2）组织选择性缺失导致正常组织毒性。新型SLC7A11抑制剂如赛诺菲开发的Cpd.32通过引入三氟甲基吡啶结构，显著提升脑组织分布系数，已在胶质瘤模型中显示特异性抑瘤效果。这些进展为开发基于铁死亡调控的精准疗法奠定了分子基础。

1.4 GPX4的酶学特性与铁死亡调控的核心作用

GPX4作为硒蛋白家族中唯一能够特异性还原LPO的成员，其功能缺失被认为是铁死亡发生的决定性事件。该酶通过独特的硒代半胱氨酸（Sec46）活性中心催化谷胱甘肽依赖的还原反应，将磷脂氢过氧化物（phospholipid hydroperoxides，PLOOHs）转化为无害的脂质醇，从而阻断脂质过氧化链式反应（图6）。研究表明，GPX4对膜结合态磷脂的催化效率显著高于其他GPX同工酶，这一特性使其成为维持膜结构完整性的关键分子[14]。

GPX4的活性调控呈现多层次特征[45]。在转录层面，p53通过抑制SLC7A11表达降低胱氨酸摄取，导致谷胱甘肽合成受限，间接削弱GPX4功能；而Nrf2则通过结合抗氧化反应元件增强GPX4启动子活性。p53通过表观遗传重编程直接抑制GPX4转录，构成铁死亡调控的核心通路：染色质免疫共沉淀结合定量聚合酶链反应实验证实p53在GPX4启动子区（−1 256～−1 241 bp）特异性富集3.1倍，该结合通过招募HDAC1复合物促使组蛋白H3K27去乙酰化（组蛋白修饰水平降低62%）。在p53−∕−肝癌细胞中，GPX4基础表达升高40%，且DHA诱导的脂质过氧化标志物丙二醛水平降低58%。功能挽救实验显示，HDAC1抑制剂伏立诺他（1 μmol/L）通过阻断去乙酰化作用，使GPX4表达恢复至对照组的85%，显著削弱铁死亡效应（PTGS2表达下降52%）。该机制解析了p53通过表观沉默GPX4增强氧化应激敏感性的分子基础[43]。翻译后修饰层面，Cys66位点的棕榈酰化修饰可增强GPX4蛋白稳定性，而酰基蛋白硫酯酶2介导的去棕榈酰化则加速其蛋白酶体降解。值得注意的是，GPX4存在亚型特异性调控：线粒体型GPX4通过清除线粒体膜LPO保护心肌细胞，而核型GPX4则参与DNA氧化损伤修复，二者的功能失衡与器官特异性铁死亡密切相关[46-47]。

药物开发方面，直接靶向GPX4的小分子（如RSL3、ML210）通过共价修饰Sec46或竞争性结合谷胱甘肽位点抑制其活性，而新型蛋白降解靶向嵌合体分子GDCNF-11则通过诱导泛素化降解实现长效抑制。值得注意的是，GPX4抑制剂的疗效受组织微环境影响：在谷氨酰胺代谢活跃的肿瘤细胞中，α-酮戊二酸脱氢酶可通过补充琥珀酸维持部分抗氧化功能，导致GPX4抑制不完全。这一发现提示，联合靶向GPX4与代谢重编程可能成为增强铁死亡诱导效率的新策略[48-50]。目前研究挑战在于解析GPX4在血脑屏障穿透性及心脏毒性中的平衡机制，这对其临床转化具有决定性意义。

1.5 甲羟戊酸（mevalonic acid，MVA）途径对铁死亡的代谢调控机制

MVA途径作为胆固醇及类异戊二烯代谢的核心通路，其代谢产物通过调控硒代半胱氨酸tRNA（tRNASec）的成熟过程，在铁死亡中发挥关键作用。该途径起始于乙酰辅酶A的缩合反应，依次经乙酰乙酰辅酶A硫解酶和3-羟基-3-甲基戊二酰辅酶A合成酶催化生成β-羟基-β-甲基戊二酰辅酶A（3-hydroxy-3-methylglutaryl-CoA，HMG-CoA），随后由HMG-CoA还原酶（HMG-CoA reductase，HMGR）不可逆转化为MVA（图7）。MVA经焦磷酸化和脱羧反应生成异戊烯焦磷酸（isopentenyl pyrophosphate，IPP），—类异戊二烯合成的核心前体物质，同时也是tRNASec成熟的关键调控因子[51]。

GPX4的活性中心依赖硒代半胱氨酸的精准嵌入，而Sec的插入受tRNASec成熟度的严格调控。异戊烯基转移酶通过将IPP的异戊烯基转移至tRNASec前体的34位尿嘧啶核苷，形成N6-异戊烯基腺苷（N6-isopentenyladenosine，i6A）修饰。这一修饰不仅增强tRNASec与延伸因子eEFSec的结合效率，还通过稳定其三级结构促进Sec的正确掺入。当MVA途径受抑制（如他汀类药物阻断HMGR）时，IPP水平下降导致i6A修饰不足，引发tRNASec成熟缺陷，致使GPX4翻译中断或产生无功能截短体，最终破坏脂质过氧化防御能力[52]。

MVA途径的代谢流变化通过双重机制调控铁死亡敏感性：一方面，IPP缺乏导致未成熟tRNASec无法识别GPX4 mRNA中的硒代半胱氨酸插入序列，使UGA终止密码子提前终止翻译，GPX4蛋白水平下降60%～80%；另一方面，MVA途径下游产物角鲨烯和辅酶Q10作为脂溶性抗氧化剂，可直接清除脂质自由基，其合成减少进一步加剧膜脂过氧化损伤。实验证实，辛伐他汀等MVA途径抑制剂可协同铁死亡诱导剂（如RSL3）显著增强肿瘤细胞死亡，而补充外源性IPP或角鲨烯可部分逆转这一效应[53]。值得注意的是，该调控网络存在组织特异性差异：肝脏中MVA途径抑制引发的铁死亡与脂质过氧化标志物丙二醛水平呈正相关，而心肌细胞中线粒体型GPX4的稳定性可部分抵抗代谢缺陷的影响[54]。

机制研究表明，代谢稳态失衡直接驱动氧化应激防御失效，为靶向MVA途径提供理论依据。目前研究聚焦于开发组织特异性HMGR抑制剂以增强肿瘤铁死亡敏感性，同时探索IPP补充方案以减轻他汀类药物不良反应。值得注意的是，MVA途径与铁死亡的双向调控可能为代谢性疾病（如AS）提供新型干预靶点，其机制解析为化学生物学与临床医学的交叉研究开辟了新方向。

1.6 其他

除了上述所阐述的铁死亡主要发生机制外，铁死亡过程还可受到其他信号通路的调控。如甲硫氨酸途径[55]：在机体处于氧化应激状态时，甲硫氨酸能够借助硫转移途径发生转化，形成胱氨酸。生成的胱氨酸可进一步参与合成谷胱甘肽，而谷胱甘肽能够与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协同作用，有效抑制脂质活性氧的生成，从而避免细胞遭受氧化性损伤。正因如此，硫转移途径在铁死亡的发生过程中发挥着抑制作用。

2 青蒿素的发现与多维度药理学特性

青蒿素[56]作为黄花蒿Artemisia annua L.分离的过氧桥倍半萜内酯类化合物，其独特的1,2,4-三氧杂环己烷结构不仅赋予其卓越的抗疟活性，这一传统应用在《肘后备急方》古典医药智慧的启迪下，经屠呦呦团队系统研究实现现代转化，荣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奠定了其“源自中药、超越抗疟”的多靶点药理学基础。

青蒿素类药物的核心优势在于其快速清除疟原虫血症的能力及低毒性特征。其作用机制涉及血红素激活的氧化应激反应：过氧桥结构在疟原虫富铁环境中裂解产生活性氧，特异性破坏寄生虫膜系统并抑制恶性疟原虫钙三磷酸腺苷蛋白6钙泵功能。然而，其固有的药动学特性存在显著局限，包括首过效应导致的生物利用度波动、脂溶性过强引起的水溶性缺陷，及半衰期过短导致的治疗窗狭窄。为此，通过C-10位结构修饰开发的DHA、ART、蒿甲醚等衍生物，显著改善了溶解性与代谢稳定性。其中，ART凭借水溶性琥珀酸酯基团的引入，成为静脉注射制剂的首选。

近年研究揭示青蒿素类化合物具有超越抗疟的多靶点药理学特性[57-60]：（1）抗肿瘤机制：通过铁依赖的氧化损伤诱导肿瘤细胞凋亡，同时抑制磷脂酰肌醇3-激酶/蛋白激酶B/mTOR通路介导的血管生成，对白血病、乳腺癌等实体瘤展现出剂量依赖性抑制作用；（2）心血管保护：调节心肌细胞L型钙通道电流，降低线粒体膜电位振荡频率，对室性心律失常具有显著治疗效果；（3）抗寄生虫扩展：通过抑制曼氏血吸虫谷胱甘肽-S-转移酶活性，干扰寄生虫解毒代谢通路。综上，青蒿素类化合物的多靶点作用归因于其对氧化应激反应、细胞代谢重编程及程序性细胞死亡通路等关键生物学过程的多维度调控。该特点赋予了其在肿瘤、心血管疾病及寄生虫感染等多重疾病防治中的潜力，体现了“单药多效”的药理学特征，这在很大程度上呼应了中医药“整体观”的辨证思维，同时亦为现代基于靶点特异性药物设计与传统整体性治疗理念的融合提供了潜在的研究范例。

这些发现不仅推动青蒿素向多适应证拓展，更为基于天然产物的多靶点药物设计提供了范式参考。当前研究聚焦于纳米载药系统（如脂质体、树枝状聚合物）的开发，以克服其生物利用度瓶颈，同时探索与免疫检查点抑制剂（PD-1/PD-L1）的协同抗肿瘤效应。青蒿素的科学价值已超越单一疾病治疗范畴，成为连接传统医学与现代精准医疗的桥梁。

2.1 DHA的结构特性与衍生物开发

2.1.1 DHA的分子特征与衍生物合成研究 DHA作为青蒿素类药物在体内的活性代谢产物，其分子结构具有独特的过氧桥立体化学特征。该化合物属于倍半萜内酯类衍生物，其核心结构包含由2个四级碳原子固定形成的1,2,4-三氧杂环己烷环系，其中15个碳原子中有8个呈现手性中心。这种刚性环状结构不仅赋予了DHA显著的抗疟活性，更通过“双氧桥”结构单元与Fe2⁺的配位作用，成为其抗肿瘤活性的关键药效团[61]。相较于母体青蒿素，DHA在保持高药理活性的基础上，具有更优的水溶性和代谢特性，但其生物利用度仍受限于化学稳定性不足，推动了DHA结构修饰研究的深入发展。

在衍生物开发方面，研究者通过酯化、醚化等化学修饰策略构建了多类型DHA衍生物。李英等[62-64]于20世纪80年代率先开展DHA酯类衍生物研究，发现吡啶催化下DHA与羧酸的酯化产物显示出增强的抗氯喹疟原虫活性。后续研究证实，DHA酯类衍生物的药效提升与其电子云分布改变导致的氧化还原电势变化密切相关[55]。值得注意的是，Singh等[65-66]通过计算机辅助药物设计构建的DHA-酰基氧丙基酯类化合物，在小鼠疟疾模型中展现出较青蒿素高3～5倍的半数有效剂量，但其在生理条件下的水解稳定性仍有待优化。

醚类衍生物的开发则呈现出多样性特征。Brossi等[67]建立的BF3·Et2O催化醚化法成功合成了蒿乙醚，其油溶性和血脑屏障穿透能力显著优于DHA。Lin等[68-71]系统研究了烷基醚和芳香醚取代基对药理特性的影响，发现含对硝基苯基的芳香醚类衍生物（DHA-PNB）在保留抗疟活性的同时，神经毒性较蒿甲醚显著性降低。特别值得关注的是，通过引入聚乙二醇侧链构建的水溶性醚类衍生物（DHA-PEG550），其体外抗疟活性达到ART的数倍，为新型抗疟制剂的开发提供了重要思路。

2.1.2 DHA衍生物诱导铁死亡的分子机制 DHA及其衍生物通过双重核心机制诱导铁死亡：（1）其过氧桥结构在Fe2⁺介导的Fenton反应中发生均裂，生成高反应活性的氧自由基（·O⁻、·OH等），触发脂质过氧化级联反应[72-73]；（2）DHA可特异性靶向铁代谢网络：通过螯合作用消耗细胞内的游离Fe2⁺，打破铁稳态平衡；抑制铁自噬降解关键调控因子NCOA4，导致铁蛋白异常蓄积；上调TfR1表达，促进铁离子内流形成恶性循环[74-77]。

在肝纤维化模型中，DHA的作用具有选择性。Wang等[78]通过四氯化碳诱导的小鼠模型证实，DHA可激活p53信号通路，使肝星状细胞（hepatic stellate cells，HSCs）中GPX4表达降低63%，同时诱导脂质过氧化标志物丙二醛水平升高3.2倍。张自力[79]进一步发现铁死亡抑制剂Ferrostatin-1能完全逆转DHA导致的HSCs内谷胱甘肽耗竭和活性氧累积，证实铁死亡是DHA抗纤维化的核心机制。这种选择性作用源于活化HSCs特有的铁超载状态，其TfR1表达量较正常肝细胞显著升高 [Western blotting验证：TfR1蛋白在活化HSCs中表达量为对照组的（3.1±0.4）倍]，使DHA更易在病变部位富集并触发铁死亡[80]。

在神经胶质瘤治疗中，DHA的脂溶性（源于其结构或蒿甲醚的甲氧基[81]修饰）利于其穿透血脑屏障，并利用瘤内高游离铁浓度[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检测：胶质瘤细胞铁离子浓度为（32.5±3.7）μmol/L vs正常星形胶质细胞（8.2±1.1）μmol/L] 触发区域性活性氧爆发[82]。针对神经胶质瘤的研究揭示了DHA独特的跨血脑屏障特性及其靶向治疗潜力。Chen等[83-84]发现DHA能有效穿透血脑屏障并在人脑星形胶质母细胞瘤细胞内特异性蓄积，显著提升细胞内活性氧水平。机制研究表明，DHA通过干扰tRNASec的关键修饰过程，导致GPX4活性显著下降，这种作用展现出显著肿瘤选择性，正常星形胶质细胞因缺乏铁死亡关键调控因子System Xc-的高表达特性，对DHA诱导的铁死亡敏感性远低于肿瘤细胞[85-87]。此外，在结直肠癌等模型中，DHA与化疗药物（如顺铂）联用可通过诱导铁死亡增强疗效[88-89]。

2.2 ART的药理特性与铁死亡调控机制

ART作为首个获得国际认可的中国自主研发抗疟药物，其化学结构为具有特征性过氧桥的倍半萜内酯衍生物。相较于天然青蒿素，ART通过琥珀酸酯化显著改善了水溶性和生物利用度，同时保持了极低的宿主毒性[90-92]。近年来研究发现，ART展现出超越抗疟疾的多维药理活性，特别是在肿瘤治疗领域，其通过诱导铁死亡实现抗癌效应的分子机制备受关注。

2.2.1 合成工艺优化与质量控制 ART的工业化生产经历了从天然提取到全合成的技术革新。经典合成路线以青蒿素为起始原料，经硼氢化钠还原获得DHA，随后与琥珀酸酐在吡啶催化下进行区域选择性酯化反应[93-94]。ART的合成通过2步法实现：首先，青蒿素（1.0 eq）在（0±1）℃的NaBH4/THF体系（物质的量比1∶1.2）中还原2 h，获得DHA [回收率（95.2±0.8）%]；随后DHA与琥珀酸酐（物料比1∶1.5）在吡啶催化（1.0 eq）下于（5±1）℃反应4 h，经重结晶纯化得终产物。正交优化实验表明：反应温度＞10 ℃会导致过氧桥降解（副产物增加23%，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830 cm⁻1峰面积降低至54.2%），物料比＜1∶1.3使转化率＜90%（高效液相色谱监测未反应DHA＞10%），而催化剂＞1.0 eq则引发分子内环化副反应（液质联用检测到m/z 307.15 [M＋H]⁺杂质）。工艺验证显示：优化条件下产物纯度达（99.3±0.3）%（高效液相色谱，C18柱，乙腈-水65∶35），加速稳定性试验（4 ℃/6个月）证实每月降解率＜0.5%。该参数体系符合青蒿素衍生物的热敏感特性（＞10 ℃时过氧桥半衰期＜2 h）与化学计量学模型（酸酐反应级数1.2），为规模化生产提供可靠依据[95-96]。X射线单晶衍射证实，ART分子中C-10位的琥珀酸单酯基团不仅增强了水溶性，更为后续结构修饰提供了关键活性位点。

2.2.2 多靶点铁死亡诱导机制 在食管鳞状细胞癌（esophageal squamous cell cancer，ESCC）模型中，ART表现出显著的基因型相关性抗癌效应。针对TP53突变型KYSE150/KYSE180细胞，ART通过下调Cyclin D1 [抑制率（68.3±5.2）%] 破坏CDK4/6-RB信号轴，诱导G1/S期阻滞，并协同活性氧爆发（2.7倍升高）引发不可逆DNA损伤[97-98]。值得注意的是，ART对CDKN2A突变型KYSE30细胞展现出双重调控：一方面通过p16信号异常激活驱动S期进程，另一方面经p53通路启动G1/S检测点，最终通过复制压力诱导细胞崩解。

鼻咽癌研究揭示ART具有通路交叉调控特性。在人高转移鼻咽癌5-8F细胞中，ART通过激活p53/亚精胺/精胺N1-乙酰转移酶1/ALOX15级联反应促进脂质过氧化，而人鼻咽癌CNE2细胞则主要依赖活性氧/MAPK通路触发凋亡[99-100]。特别值得关注的是，ART可呈剂量相关性上调HO-1表达，通过催化血红素分解产生过量Fe2⁺，引发Fenton反应导致特征性铁死亡[101-103]。这种双重作用机制为ART联合治疗提供了理论依据。

在非小细胞肺癌领域，ART显示出逆转顺铂耐药的特殊价值。机制研究表明，ART通过双重途径克服耐药性：（1）下调SLC7A11蛋白表达抑制System Xc-功能，导致谷胱甘肽耗竭；（2）上调转铁蛋白受体mRNA增强铁摄取，协同顺铂的谷胱甘肽耗竭效应使脂质过氧化水平提升数倍[104-106]。关键实验证实，敲除SPTBN2基因可使顺铂半数抑制浓度显著降低，而铁螯合剂去铁胺可完全逆转ART的增敏效应[107-108]。

2.2.3 AS治疗新视角 针对AS的复杂病理网络，ART展现出多维度调控潜力：（1）通过抑制巨噬细胞M1型极化，减少白细胞介素-6（interleukin-6，IL-6）/肿瘤坏死因子-α（tumor necrosis factor-α，TNF-α）等促炎因子分泌；（2）调节GPX4/谷胱甘肽氧化还原轴，降低血管内皮细胞铁死亡敏感性；（3）激活Nrf2/Kelch样ECH相关蛋白1（Kelch like ECH associated protein 1，Keap1）通路促进抗氧化酶表达，减轻氧化应激损伤。

ART在AS治疗中通过靶向炎症网络发挥核心作用。ART可显著抑制巨噬细胞向促炎性M1表型极化，降低关键促炎因子IL-6和TNF-α的分泌，这一效应源于其对核因子-κB信号通路的直接抑制[109]。这种抗炎调控重塑了AS病灶的微环境，减轻血管壁慢性炎症级联反应，并显著提升纤维帽稳定性，从而有效延缓斑块进展和破裂风险[110]。ART的“清热解毒”机制与中医理论契合，通过清除“热毒”微环境阻断“瘀毒互结”病理进程，为AS的免疫干预提供了新范式[109]。

ART通过协同调控GPX4/谷胱甘肽轴和Nrf2/ Keap1通路，建立强大的抗氧化屏障以保护血管内皮[111-112]。首先，ART维持GPX4活性，将毒性PLOOHs还原为无害醇类，使内皮细胞对铁死亡的敏感性降低；其次，ART激活Nrf2/Keap1信号轴，驱动醌氧化还原酶1和HO-1等抗氧化酶表达上调，形成内源性防御体系。这种多维调控不仅减轻氧化应激损伤，还可以通过代谢重编程增强疗效：ART激活甲硫氨酸腺苷转移酶2A，促进S-腺苷甲硫氨酸合成，使关键抑癌基因甲基化水平显著提升，在低密度脂蛋白受体缺陷模型中联合甲硫氨酸限制饮食使斑块面积缩小[113]。

AS病灶中p53的阶段性表达差异是ART疗效异质性的关键因素[109,112]。早期稳定斑块中，p53通过激活p21实现细胞周期阻滞和抗氧化基因表达，发挥斑块稳定作用[114]；晚期病变中p53突变率显著升高，导致其促凋亡功能丧失，降低ART疗效[115]。这一发现要求结合基因分型制定精准方案，如对突变型患者联用HDAC1抑制剂伏立诺他，使GPX4表达恢复并逆转耐药性[43,115]。中医药现代化视角下，ART的“活血消斑”机制与p53调控网络对应，通过恢复血管“脉络通达”状态，构建“病-证-靶点”精准范式，为AS的跨学科治疗提供突破方向[109]。

2.3 蒿甲醚的药理特性与铁死亡调控机制

2.3.1 蒿甲醚的结构特征与合成优化 蒿甲醚作为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首选抗疟药物，其分子结构具有独特的1,2,4-三氧杂环己烷核心及C-10位甲氧基取代特征。该取代基的引入提升分子脂溶性，使其血脑屏障穿透能力较母体青蒿素显著增强。工业化合成采用硼氢化钠还原青蒿素生成DHA，随后在酸性条件下与甲醇进行区域选择性醚化反应。改进工艺通过调控反应温度和溶剂极性，使β异构体比例提升至95%以上，经梯度结晶后质量分数可达99.2%[116]。

2.3.2 多维度铁死亡诱导机制 蒿甲醚的抗肿瘤效应与其双氧桥介导的铁死亡密切相关[117-119]。在肝纤维化模型中，蒿甲醚通过双重途径调控铁代谢：（1）抑制铁调节蛋白2的泛素化降解，导致胞内游离铁浓度提升2.6倍；（2）下调FTH1表达，阻断铁储存功能。这种铁超载状态协同Fenton反应产生的·OH，使HSCs脂质过氧化水平较对照组升高4.3倍，最终通过GPX4失活触发铁死亡[120]。

在神经母细胞瘤治疗中，蒿甲醚展现出独特的代谢重编程特性：通过抑制线粒体复合物III活性，导致超氧阴离子（O）爆发性生成，同时激活ACSL4介导的PUFAs代谢，形成脂质过氧化级联反应[121-122]。值得注意的是，蒿甲醚诱导的氧化应激具有肿瘤选择性——正常神经元因高表达谷胱甘肽合成酶，对铁死亡的敏感性仅为肿瘤细胞的1/5[123]。

2.3.3 协同治疗与机制创新 近年研究发现，蒿甲醚与化疗药物联用可突破肿瘤耐药屏障。在结肠癌模型中，蒿甲醚通过下调SLC7A11表达抑制System Xc-功能，使谷胱甘肽/氧化型谷胱甘肽的值降低至0.23±0.05，显著增强奥沙利铂的细胞毒性[124]。这种协同效应源于蒿甲醚重塑肿瘤氧化还原稳态，使耐药细胞对DNA损伤剂的敏感性恢复。此外，蒿甲醚通过调控Nrf2/Keap1信号轴展现双向调节功能：在低浓度时激活Nrf2通路保护正常组织；高浓度则抑制Nrf2核转位，放大氧化应激效应[125]。这种剂量相关性调控为精准治疗提供了理论依据。

3 结语与展望

本研究发现青蒿素衍生物通过多机制协同诱导铁死亡，为多疾病干预提供了新策略。然而，未来研究仍需解决关键科学问题：（1）铁死亡终末效应分子（如细胞色素b-245 β链催化花生四烯酸过氧化氢链式反应、肌醇需求酶1α调控亚细胞信号）的鉴定；（2）关键因子（如GPX4）亚细胞定位差异对药物敏感性的影响；（3）铁死亡与其他程序性死亡（如凋亡、自噬）的交互网络（如NCOA4介导的铁蛋白自噬可能导致治疗抵抗）。

临床转化需突破双重技术瓶颈：（1）开发智能递送系统，利用肿瘤微环境特性（如TfR1高表达、pH响应）实现青蒿素衍生物在病灶的特异性蓄积与释放（呼应其在肝星状细胞和胶质瘤的选择性）；（2）建立时空精准调控策略：通过靶向调控ACSL4/ LPCAT3等通路选择性增强肿瘤细胞脂质过氧化，同时激活正常组织（如神经元）的保护性抗氧化通路（基于ESCC模型基因型依赖性效应及蒿甲醚剂量相关性双向调节）。

为突破现有疗效瓶颈，未来研究应聚焦：（1）整合多组学技术：利用单细胞转录组学解析肿瘤微环境细胞亚群对铁死亡的异质性响应；应用空间代谢组学描绘药物在组织/细胞器水平的分布及其与脂质过氧化产物的共定位，揭示区域特异性效应。（2）人工智能辅助分子设计优化GPX4靶向性：结合机器学习模型（如分子对接、深度学习）预测并优化青蒿素衍生物或新型化合物与GPX4活性口袋（特别是Sec46位点）的相互作用构象及结合能，指导高选择性、高效能GPX4抑制剂的理性设计。（3）探索联合治疗新范式：深入研究青蒿素衍生物诱导铁死亡与免疫检查点（如PD-1/PD-L1）抑制剂的协同增效机制。（4）构建中医药现代化研究范式：基于HSD17B4等靶点探索“病证结合”的精准用药模型，将中医证候（如“热毒”“瘀血”）与现代分子分型关联，指导青蒿素衍生物的个性化应用。

青蒿素类衍生物独特的化学可修饰性及其“铁死亡诱导-免疫激活-微环境重塑”三位一体作用模式，源于其作为传统中药活性成分的系统性调节特性（如传统用于清热截疟，与现代铁死亡调控“热毒”病机及清除异常细胞具有内在关联）。深入研究其多靶点机制与中医药整体观的结合，将为构建跨疾病治疗新范式奠定基础，推动氧化还原稳态调控从基础研究向临床实践的系统转化。

来 源：代国年，孙凯瑞，周雅馨，李 冰，彭晓婷，刘君正，周绪正，张继瑜．基于铁死亡的青蒿素衍生物多病靶向治疗研究进展 [J]. 中草药, 2025, 56(17): 6389-6403.

来源：天津中草药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