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上海刚解放那会儿，街头巷尾什么人都有，接管工作天天在发生。一进六月，一个解放军干部领着公安赶去国民党空军司令部电台台长毕晓辉家里，原本说是办正事，谁料这事最后竟闹成了人命关天的大祸。年轻干部一时糊涂，自己给自己惹了天大的麻烦——结果不仅让市长陈毅火冒三丈，还让
上海刚解放那会儿，街头巷尾什么人都有，接管工作天天在发生。一进六月，一个解放军干部领着公安赶去国民党空军司令部电台台长毕晓辉家里，原本说是办正事，谁料这事最后竟闹成了人命关天的大祸。年轻干部一时糊涂，自己给自己惹了天大的麻烦——结果不仅让市长陈毅火冒三丈，还让整个上海警备圈子都炸了锅。到底发生了啥？能让陈毅扯下“枪毙”两个字？
说到那段时间，气氛确实紧张。城市刚刚换了主人，没人想出一点岔子。毛泽东亲自发电报到上海：进城办事要小心，千万别得意忘形。市委书记接到信后，立马大动干戈，一层层开会，生怕有人在这关键时候踩了红线。纪律严到什么程度？说有个南京兵偷了条手帕，直接被赶回老家，不管你多少工龄、有没有背景。大家私下里都嘀咕：手帕都不能摸，那上海这些光鲜东西，还不得离远点？
其实，上海这个地方，很复杂。有人说是“花花世界”，外面看着什么都有——洋楼、舞厅、铺子里的高级货。但换了政权之后，干部们压着火气，憋着劲儿想做表率。每隔两天一个新通报，一会儿钢笔出事，一会儿有人被举报。陈毅那次说起钢笔的事，脸色沉得像冬天大雪。会后，秘书还悄悄在本子上多画了圈。他怕有些人觉得小事，特地强调：细节就是党性，不许含糊。
组织上也没闲着，搞各种教育活动。搬来台湾的录像，大家围在桌子边，一个个看得心里发毛——国民党那些老爷天天吃喝玩乐，就差把贪污写脸上了。片子放完，屋里没人说话，直到有个老人起身：“咱们不能重蹈覆辙。”他一句话，把整个气氛敲得死死的。
你别看干部们在工地、派出所忙得团团转，其实心里也打鼓。有咬牙发誓的，也有做笔记反省的——好像怕一不留神就成了案例里的主角。这都是背景，铺垫着后来欧震那事儿。
欧震这名字，谁在队里都知道点。他不是那种科班出身的革命者——老家江苏农村，小小年纪辍学，下过苦力，干过警察，也算是苦出来的。他十七岁进了国民党警察局，一身胆气能顶用。听过他老同事说，办事麻利，嘴皮子溜，不会让领导为难。几年下来混个排长，算是升得快的。
后来转去青年军，职位不大但机灵。他懂业务，又能安稳地管人，战役打起来，部队围困，他也没往外跑。主动投降，之后又被解放军重点关照，改造教育，三个月出来，自己感慨：“第一次有人平等对我说话。”听着像心底话。
这之后，他进了济南警官学校。新社会刚建立，急需熟手，他一进学校，啥都先想干。老师评价他眼里有光，也有点野心。后来上海要选南下干部，欧震名字很快被点上。领导再三嘱咐：“要记住你的身份。”说得郑重其事。
解放上海之后，他被分到榆林区公安。过去做过警察，流程门清，点子多，懂规矩。局里夸他麻利，活干得漂亮，专管接管任务。也正因有这本事，领导放心把他派去查毕晓辉那桩案件。谁能想到，这正是命运给他下的一个套。
那次接管毕晓辉家，六月初的天闷热得厉害。欧震带两名公安，敲门进去，没啥悬念。屋里只有个穿旗袍的年轻女人——毕晓辉已经逃到台湾。现场搜出几只枪和文件，事情也就按部就班地办了。谁都没往心里去。
可之后“夜里有人潜入毕家”的消息突然传来，巡逻队埋伏过发现竟是欧震。这种深夜查案的作风，按理说也不会被太在意，有点老警察的习惯。但麻烦在于，这不是一次两次，欧震变得越来越频繁出入毕家。白天正常打卡，晚上就消失在小区后头。
街坊没当回事，但有个旧警察帮他在附近捞了个小房子。他说是“组织任务”，实际上里边干嘛，没人知道。直到有一天同事进办公室，发现他手里把玩银元——那年月，解放军干部最多拿铜板，银元多少有点刺眼。说是“姨太太送的”，大家心里都开始打鼓。
请假理由也变得越来越多，身体不适？其实都跑去那小房子了。外头看着像是隐藏任务，内部其实藏着秘密。很快，这行为被旧部下撞见，朝领导报告。大家议论：“革命干部怎么会和敌人的姨太太混一起？”
组织马上调查。刘局长亲自坐镇，欧震被叫去问话。一开始硬撑，装例行公务。可证据一个个上来，小屋搜出贵重东西，什么金戒指、手表——全是从毕家送的。事情搞大了，不只是私自拿东西，更是和敌特分子家属纠缠不清，这红线踩得不要太狠。
调查组像打仗一样，街坊走访挖细节、查租房，翻出暗格本子，里面记录得清清楚楚：金银首饰十几样，合起来够一般工人好几年工资。同事不是没劝过，但欧震就像一根筋，太自信，觉得这些都能遮过去。
连毕晓辉那位姨太太也被叫来，说：“跟着他就是想保平安。”多少带点现实无奈。不管情感真伪，关系一旦变味儿，对干部来说就是大祸。
专案组一条条查、一级级报。大家开会，争论到底怎么处——有人觉得欧震是“改造后加入的”，是不是能缓手？可更多人意见很坚定：“越是这种背景，越不能留情。”老干部一句话：“这关系到在上海我们是个什么形象！”案子迅速上报市局。
局长李士英收到报告，当晚没睡，整理笔记、翻旧账，把“枪决意向”搞得明明白白。案子很快送到更高部门，宋时轮和郭化若一看，没犹豫：“不杀不够震慑。”要立威。
处理决定传到陈毅那里，他也收着火气，先是把手头文件放下，专门叫来李士英面谈。“同意枪毙”四个大字，几乎扎进纸里。两人沉默良久，怕这风气一旦开头，上海一年的建设都白费。
最终军事法庭判决，死刑。欧震临刑前，组织让他见家人，他自己断然拒绝：“给党和人民丢了脸，没脸见。”这话如今听来仍让人恍惚——到底是懊悔还是体面？外人说不清。
那天，“解放军报”把案件摆进头版，所有公安分局干部集中学这个教训。老警察私下里嘀咕：“头一回见对自己人下这么重的手。”年轻人却说：“正是心狠，才能把队伍带正。”当月，上海各单位都开始自查——主动交代问题的干部一下子多了起来。纪律一夜之间牢牢立住。
书里后来这样写：欧震案，是新上海风气的一道坎。有人说严厉，有人甚至同情。但说到底，谁能在关键时刻走直路？那是命、也是修养。欧震到底在小房子里想什么？有没有后悔？没人会知道了。
城市的命运，有时就系在小人物的选择上。上海能立得起来，是靠一代代人在悬崖边拉住了红线。而那种“手帕不能拿”、“银元不能碰”的原则，还真是硬邦邦撑起了这座新世界。故事到这儿，留下点空白。每个新干部，穿过南京路的时候，怕也是心里一紧——别让自己，成了别人嘴里的“欧震”。
来源：历史那些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