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昂妤 | 坚守、借鉴与创造：近现代《孙子兵法》研究与文明共处

摘要：近现代中国处于一个大变动、大转折的时代，入侵者接踵而至、国家支离破碎、西方军事理论纷至沓来，近现代《孙子兵法》研究在坚守、借鉴和创造中前行。这是一个实践上直面战争、理论上除旧布新、精神上重建民族自信的过程。这个过程充分体现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

摘要：近现代中国处于一个大变动、大转折的时代，入侵者接踵而至、国家支离破碎、西方军事理论纷至沓来，近现代《孙子兵法》研究在坚守、借鉴和创造中前行。这是一个实践上直面战争、理论上除旧布新、精神上重建民族自信的过程。这个过程充分体现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展示了中华文明强大的稳定性、适应性和自我再造能力，也揭示了《孙子兵法》流传两千余年而依然充满张力的谜底。

关键词：《孙子兵法》；《战争论》；近现代；军事理论；战争智慧

文章出处：《山东航空学院学报》2025年第3期

作者简介：侯昂妤（1974— ），女，土家族，湖南桃源人，历史学博士，军事科学院战争研究院研究员，《孙子兵法研究》总编辑，主要从事军事历史与国家安全战略研究。

近现代中国面临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入侵者纷至沓来、国家支离破碎，急需中国人回答的最大问题是：几千年文明生生不息，我们做对了什么？落后挨打，我们做错了什么？如何涅槃重生？近现代《孙子兵法》研究给出了答案。这个答案是实践上直面战争、理论上除旧布新、精神上重建自信，这个答案就是坚守、借鉴和创造。

一、坚守《孙子兵法》的精神内核和战争智慧

近代中国面临灭种覆国的重大危机，重建民族自信，寻求胜利法门首先要回答的就是：几千年的历史中，我们如何渡过种种危难？我们化危为机的智慧是什么？从《孙子兵法》种找寻答案既有精神意义，又有实际价值。《孙子兵法》自诞生2500多年来，一方面成为中华优秀传统军事文化的代表，具有文化符号和精神图腾的意义；另一方面在历史上不断被政治家和军事家运用，展现了其实践指导价值。因此，在中华民族面临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时，学者们将《孙子兵法》视为扭转时局、摆脱危困的智慧之法和兵学圣典，兴起了尊崇《孙子兵法》和研究《孙子兵法》的热潮。

（一）确定《孙子兵法》的战争哲学地位

每一种战略思维背后都有一种哲学基础，都是一种民族文化的积淀。戴高乐说，在亚历山大的行动里，我们能够发现亚里士多德；同样，我们在拿破仑的行动里可以发现卢梭和狄德罗的哲学；在希特勒的行动里可以发现尼采和特赖奇克的哲学；在东条英机的行动里可以发现福泽谕吉和神道教。［1］426在面临外敌入侵时，从《孙子兵法》中发掘哲学精髓，就是找寻中华民族的精神根基，意义重大。

一是认为孙子兵学是法、儒、道思想精髓的集合，孙武不是单纯的武人。《孙子兵法》诞生在诸子百家争鸣的时代，先秦诸子进行了历史性合唱，各种思想激荡碰撞，互相影响，《孙子兵学》与法、儒、道等思想相应相和。近现代研究者洞察到这一点，指出，《孙子兵法》“孙子重威信，明赏罚，兼有法家的精神。崇道德（道天地将法，道居五校之首），讲仁义（《用间篇》讲非仁义不能使间），又兼有儒家的精神。至其‘先弱后强’‘欲取先与’以及‘能而示之不能’诸说，与老子‘知其雄守其雌’的理想，也如出一辙。细窥孙子的学说，真可谓包罗万象。若把孙子看作一个单纯的武人，未免贬损了他的地位”［2］。近代研究者发现，《孙子兵法》集众家之学，充满了哲学色彩，既重视律法，又讲仁义，还有辩证观，这样的兵书就不仅仅具有军事价值，而是凝结了丰富的哲学内涵和民族智慧。

二是强调《孙子兵法》不同于普通的军事学著作和战术著作，探讨的是战争基本原理和战争哲学问题，因而具有恒久的意义。如果《孙子兵法》仅仅是一部战术的著作，那么随着技术的进步、战争形态的演进，它将失去指导作用，但是《孙子兵法》作为兵书的军事价值在于其恒久的基本军事原则。“孙子非普通军事学书，亦非普通战术学书，其所论及者，多为战争上之基本问题。故谓孙子为战争哲学，或军事哲学，或战争原理，均无不可。”［3］30 “战术虽有新旧，战理固无古今，孙子乃论理而入深微者，此其所以历百世而莫能易也。”［4］序1960年5月，毛泽东和蒙哥马利谈到《孙子兵法》的时候，毛泽东和蒙哥马利达成共识，都认为《孙子兵法》中有一些很好的军事原则。［5］91这个观点，在近现代成为一种主流的认知，认为两千多年来《孙子兵法》得以流传和推崇的原因在于其基本原理的恒久价值。

三是《孙子兵法》在现代战争中具有指导价值。军事理论区别于其他理论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实践性，一门军事学说能指导现代战争是其军事魅力的体现。近代研究者肯定了《孙子兵法》对现代战争的指导价值。“邻邦人士，所以奉为圭臬者，盖有由矣……乃者科学昌明，战争艺术，一日千里，然万流所归，仍不能脱孙子之范畴”［6］自序，《孙子兵法》“所言之战争原理，虽现代兵学亦莫能越其范围而胜之”［3］凡例。《孙子兵法》是中国战争原理的名著，其战争原理在现代仍然是有价值的，专门研究军事者应该将其作为战争哲学的教本来钻研。“孙子为中国战争原理之名著。其所示之战争原理，虽在近日，仍多可适用。凡专攻军事学者，故宜取为战争哲学教本而精研之。即一般热心抗战建国之人士，亦宜略知其要义，然后抗战必胜，建国必成乃能益有望矣。”［3］35难能可贵的是，挖掘《孙子兵法》的现代价值，强调研究《孙子兵法》既不是为祖先歌功颂德，也不是要盲目顶礼膜拜，而是探讨出具有永恒价值的战争原则，并注入新的内容和新的见地。［7］自序

（二）强调《孙子兵法》的崇仁尚和精神

《孙子兵法》是中华文明的一部分，折射出中华文明的取向和特点，体现了中华民族崇仁尚和的精神。面对入侵战争的危机和挑战时，近代国人并没有盲目接受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而是坚定地将“仁”与“和”视为胜利的根本，发掘、颂扬、坚守《孙子兵法》的仁义与和平思想，淋漓尽致地展现了黑格尔所说的，“中国是一切例外的例外”。

一是强调以“仁”为战争的基础。近代学者认为《孙子兵法》的精髓在于强调仁义为基础的战争才能终止战争、消除一切不平等。“以道德仁义（道）为骨干，潜植于战胜攻取的（兵）技术（变）之中，而以之铲除国际上政治上社会上一切不平等的现象（公），终止战争，消弭战争，拯救各国人民于陷溺，而使之各遂其生（生），以达于人类生存的完善之境（全）”。［8］序9“不言歼灭敌人，孙子以全己全敌为上乘，以仁义为战争之基础。”［9］孙子的战争哲学，是以军事为保障和平的手段，而不是以军事为侵略他人的工具。纵令迫不得已而用兵，也不主张劳师费财，更不主张蹂躏别人的国家。［2］认为《孙子兵法》并不以胜利为战争的最终目的，“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二是指出《孙子兵法》与西方军事理论相比具有鲜明的慎战思想。“慎战”思想可以说在孙子的军事理论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包括慎重对待战争、慎重决策战争、慎重谋划战争，虽然指出了战争的取胜之道，但是孙子最终还是回归到“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的原则上，回归到“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的追求上，对战争始终保持着最大程度的克制和理性。钱基博的观点很具有代表性，他认为西方歌颂战争，鼓吹社会达尔文主义，并以腓特烈、老毛奇、鲁登道夫、希特勒的言论和思想为例进行说明。他指出，德国的兵法始于腓特烈大帝，而腓特烈鼓吹胜利就是前进，鼓吹乘人之不备进攻，否则是愚昧的国家和国民；老毛奇则强调战争是上帝创造世界的计划之一，战争洗涤物质享乐世界；鲁登道夫认为战争是人的天性，战争是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过程；希特勒歌颂战争是永恒的，没有战争则没有生命。钱基博指出，这种一味歌颂战争而不体恤民众的论调，是孙子所说的“不尽知用兵之害，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钱基博批驳西方的战争观，高度赞誉孙子的禁攻寝兵思想，认为“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是一种慎重对待战争的态度。“孔子曰：‘仁者其言也訒！为之难，言之得无訒乎！’呜呼！孙子，仁者也；其言也訒！而德人之言兵也则易矣！”这是钱基博以孔子“仁”的慎言慎行标准对照孙武，认为孙子对待战争很谨慎，是真正的仁者，而德国人谈兵论战则过于轻松。［10］卷头语4

三是强调“死地则战”的正义自卫战争必胜。近代研究者将《孙子兵法》中的“死地则战”和自卫正义相结合，阐述了中华民族正义必胜、自卫必胜的前途命运。近代学者认为：“我们中华民族，本世界最爱和平的民族，现在遇着凶悍无比的敌人，来摧残我们生命，影响我们的生存，我们这一代国民，负有五千年历史存亡绝续的责任，起而抗战，当然是自卫的战争。科学文明，本以造福人类，信义和平，本国际间相互交接的正常态度，可是侵略主义者，利用科学，惨杀人类，置一切信义于不顾，甘为戎首，扰乱世界和平。中华民族，英勇牺牲，不惜以肉弹当敌利器，这也当然是出于卫进的精神。”［11］“如果一天走投无路，忍无可忍的时候，就当下牺牲的决心，与敌人拼一个你死我活，谨守孙子‘死地则战’的教训。”［2］

（三）阐发《孙子兵法》的战争智慧

如果说从《孙子兵法》中找到战争哲学、找到仁义与和平，是找到了民族自信和精神支柱，是确定了反侵略战争的方向，那么阐发《孙子兵法》的战争智慧，就是要找到反侵略战争的方法。近代研究者深入挖掘《孙子兵法》的战争智慧，在大战略、军事战略、战术等方面有针对性地进行了论述。

一是从大战略层面上指出《孙子兵法》不仅可用于战时，还能用于平时，认为《孙子兵法》是贯穿战前、战中、战后的理论。《孙子兵法》的大战略视野已经远远超出一般的军事理论著作，在近代国人看来，这既为备战、作战提供了智慧，又为战后重建提供了方法。蒋百里在比较了克劳塞维茨的将才论与孙子的“五事”论后就指出：“案格氏此说……精矣详矣，顾仅足以解原文之半，何尝，盖格氏之说专为临战而言，而孙子五字合平战两时而兼言之也。”［12］115“历史有重演的时候，学说含不废的真理，中华民族在伟大时代中抗战建国，先哲孙子就在两千年前替我们立下了抗战建国的原理原则，这绝不是巧合，绝不是偶然，实在是中国文化的奇迹。”［11］

二是从军事战略层面上指出孙子兵法既不是纯进攻主义，也不是纯防御主义，而是二者的完美结合。近代国人发现《孙子兵法》的进攻和防御的辩证统一关系有别于西方的绝对进攻与绝对防御，这也是《孙子兵法》军事战略的伟大之处。“又按近代战略战术多倾向攻势主义，而不甚赞成守势主义。依本节所言者观之，则孙子既非纯主攻势主义，亦非纯主守势主义。……较之纯主攻势主义者圆满多矣。”［3］69强调克劳塞维茨的攻守思想，仍不出孙子的范围。“克氏全集共有十卷，前三卷专讲战略，可称为‘战争哲学’，以下各卷为战史。前三卷是全集的精华，考其论战争攻守的原则，仍不出孙子兵法的范围。孙子兵法的伟大性于此可见一斑”［2］。

三是强调持久抗战是对孙子作战思想的正确理解与运用。《孙子兵法》强调速战速决，日本侵华运用的也是速战速决，中国该怎么办？怎么样才能准确运用《孙子兵法》驱敌求胜？这是摆在中国人面前的难题。答案就是，不使敌人达成速战速决的目的，用持久消耗敌人，用“伐谋”和“伐交”逼迫敌人攻城。“敌人对我的军事侵略，已深入我们内地，敌人最初是想盗窃孙子的方法，速战速决，但没有想到他是资源贫乏的国家，不足以言战，更不足以言久战。轻起战端以后，我们是可以遵循孙子‘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的启示，用持久不决的战略，使他疲敝，使他困乏。中途他用和平攻势、外交攻势，我们就伐其谋伐其交，逼他出于攻城的下策。”［11］倡导持久战并不是消极等待，而是打击敌人、充实自己，把自己的各方面能量发挥出来，才能将敌人置于久而不利的境地。“所谓持久战，在一方面打击人，一方面充实自己。盖我具有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极优越之先天的条件，所需要者则为时间，时间愈持久，则此种力量愈能发挥，充实自己之工作，亦愈能开展。而敌人则不然，时间愈久即愈不能支，孙子所谓‘兵久而国不利’，恰为今日之敌人所写照。”［13］

四是从战术层面上强调《孙子兵法》的作战思想具有旺盛生命力，以现代战争战术与《孙子兵法》具体战法相对应，认为《孙子兵法》的一些战术对现代战争依然具有指导价值。比如，攻击战与防御战的原则在于动作迅速，此即孙子之“兵闻拙速……其疾如风，动如雷霆……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歼灭战即《谋攻篇》之“十则围之，五则攻之”之意，消耗战术即“倍则分之，敌则战之，少则能守之，不弱则避之”；认为消耗战是目的，敌人“纵兵深入”进退维谷，陷于挂形绝地，孙子所谓“出而不胜难以返”，又谓“钝兵挫锐，屈力殚货”；争取战术主动，做到孙子所说的“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因敌而变化取胜，达到孙子提出的“致人而不致于人”。［13］高度重视情报及间谍，认为间谍是全军之耳目，军无耳目则不知己知彼。［14］甚至有学者认为《孙子兵法》在战术上比拿破仑更为完备。［3］69

二、借鉴吸收西方军事理论框架体系

面对强敌入侵、西学东渐，近代中国要解决的大问题就是：如何拯救时难？怎样学习强者？因此，一方面在《孙子兵法》中找寻救亡图存的精神内核和战争智慧，坚守仁义基础和战争原则；另一方面以前所未有的开放心态和力度引进和吸纳西方军事理论，并与《孙子兵法》进行比较，从而展开反思、融合和提升。

（一）以西方军事理论解读《孙子兵法》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西方列强以战争的方式打开了中国的国门，近代中国开始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征程，首要学习的就是强者的军事理论，因此，以西方军事理论作为镜鉴研究《孙子兵法》是必经之途。

一是承认与世界先进国家相比，中国的兵学兵书大多数已失去了时代价值，急需向西方学习。16世纪之前，中国的军事理论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春秋时期《孙子兵法》就已经问世，战国时期又出现了一批兵书，中国古代军事理论在此时就已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体系。而西方在这个时期还没有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军事理论著作。一直到明代前期，中国的兵学理论在世界上仍是比较先进的。进入16世纪之后，中国的军事理论则逐步落后于西方，西方从16世纪以来，军事理论著作进入井喷式、爆发式发展时期。1512年马基雅维利的《战争艺术》问世，1747年弗里德里希二世的《战争原理》成书，1806年苏沃洛夫的《制胜的科学》发表，1833年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出版，1840年约米尼的《战争艺术概论》诞生，1890—1905年马汉相继完成了《海权论》三部曲，1921年杜黑的《制空权》面世，1935年鲁登道夫的《总体战》出现。这些西方著作的内容既有战争原理，又有军事地缘，还有新军事技术和新军种，这是西方启蒙运动、工业革命、军事革命的体现，也是近代西方哲学、战争、技术的折射。无论是在数量、质量上，还是高度、广度上，中国兵学都相形见绌，已经落后于时代和世界。近代国人正视落后、重视差距、承认迟滞，这就走出了学习西方最为关键的第一步，这也是进行军事理论“自我革命”的第一步。“本国的兵学既要建立，外国的兵学亦要参考。中国过去的兵书虽是汗牛充栋，但大多数已失掉了时代的效用，有待于专家的从新著述。欧美各国的兵学名著层出不穷，至理名言，技术方法，足供参考，亦可资采用，亟待大量翻译，介绍国人。民国以来，兵书出版，虽有若干数量，但与世界文明先进国家比较，实是小巫见大巫。”［15］

二是用西方的军事理论来解读、研究《孙子兵法》。当时对中国的军事学理论影响最大的是德国和法国，其中又以德国影响更大。这也基本反映了当时世界军事学的发展情况，即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军事学上最有影响的就是普德学派和法国学派；日本虽然也有一定影响，但相比早期而言已经逐渐淡出。从《孙子兵法》研究著作中反映出来的对中国最有影响的两部军事学著作分别是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和鲁登道夫的《总体战》（当时又译《全体性战争论》《全民族战争论》）。前者现在已被公认为是西方军事学的经典之作；后者虽亦为经典，但在今天的地位和影响已远不及前者，而且因为其所持的政治立场过于偏激而遭世人诟病。然而，在当时的中国，二者的影响力几乎差不多，后者对某些作者而言其影响甚至超过前者。例如，李浴日的《孙子新研究》引用《总体战》达9次，而引用《战争论》仅3次。《孙子浅说补解》引用《总体战》5次而未引用《战争论》。虽然《孙子兵法新检讨》只引用了《战争论》而未引用《总体战》，但由于《孙子兵法新检讨》的成稿时间是1935年，而此时《总体战》的中译本尚未出版，德文原版也才刚刚问世，因此才会出现未引用《总体战》的情况。更令人惊奇的是，本来“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是克劳塞维茨提出的著名论断，但叶时杰在其《国防试论》中两次提到“战争是政治的延续”都把它看作是鲁登道夫的论述：“第一次大战时，德国军人和哲学家说：‘战争是政治的延续。’”［16］1……侃侃地论述战争的全民性，‘战争是政治的延续’他（按指鲁登道夫）这样说。” ［16］56

（二）探寻与西方军事理论的相通相合之处

发掘《孙子兵法》与西方军事理论的相同相通之处，是与先进接轨最快捷和最直接的方式，既便于理解西方军事理论，又能赋予传统兵学以新的智识和活力。

一是认为在战争与政治的关系认识上《孙子兵法》与西方军事理论是相通的，都认为战争不是单一的活动，而是与政治、经济、外交密切相关。蒋百里在“兵者，国之大事”后附注毛奇和克劳塞维茨对于战争的见解，然后评论道：兵之下即直接以国字，则为孙子全书精神之所在，而毛奇之力辟个人欲望之说（按指毛奇认为现代战争已经超出个人欲望成为国家之事），伯庐麦之一则曰国民，再则曰国家之目的，皆若为其（按指孙子的“兵者，国之大事”）注解矣，岂不异哉。［12］105“关于政略、战略、选将、练兵、攻击、防御、兵家胜败以及情报侦探各端，孙子都有特殊的贡献。以现代军事学的眼光看来，决不会觉得这是过时代的糟粕。孙子最令人——尤其是今日的我们——不能不佩服的，即是他那远大的眼光。他能把住一个问题的中心，他知道军事与一国的政治、外交、经济，都有密切的联锁关系。”［2］

二是指出在科学与理性方面，《孙子兵法》与西方军事理论是契合的。“军事战略思维从宿命和神秘主义中走出来的时间要早于其他方面的哲学思维。《孙子兵法》表现出惊人的朴素的唯物辩证法思想，成为古代战略思维科学的一颗明珠。”［17］6-7战争实践尽管充满了模糊性和不确定性，但赢得战争的唯一方法就是要谋算得比对手更缜密、更精确，只有这样才可能赢得战争胜利，这就使得战争理论必须要具备严密的理性思维和精确的计算方式。《孙子兵法》与中国古代其他兵书的不同在于它抛弃了迷信和怪诞、摆脱了空谈和虚妄，《孙子兵法》重视运用自然规律，具有精确谋算的理性，因此也更符合现代科学精神。蒋百里首先认识到这一点：“即可见孙子之所谓天者决非如寻常谈兵者之神秘说。”［12］106“后人乃有以孤虚旺相等说解天字，而兵学遂入神秘一门。神秘之说兴，而兵学晦矣。”［12］107-108陈肇燊为《孙子兵法新诠》作序时也写道：“传于今者，若风后握奇，六韬三略，大抵阴阳术士之所假托，荒唐怪诞，陈义肤浅，殊无足观。惟孙吴司马法，则确为秦汉以前之古兵书。而孙子十三篇，专论战略，悉凭学理，不尚空谈，尤为精当。”［18］陈肇燊序吴鹤云指出：“孙子言兵，最重自然律之运用。”［6］13陈启天也认为，《孙子兵法》“其立论也，纲举而目张，有类科学”［3］自序。“兵阴阳家所谓阴阳，实杂有迷信成分。然孙子在汉志列入兵权谋家，虽亦讲阴阳，似不重迷信”。［3］自序

三是将《孙子兵法》中的概念与西方军事理论的术语相对应，强调与西方军事理论相通和一致的方面，忽略差别。

比如，《孙子兵法新检讨》就将“道、天、地、将、法”分别解释为“主义、天文、地理、将帅、军制”，把“曲制、官道、主用”解释为“军政、军令、军法”［6］4-20。又如，认为孙子的全胜思想与西方军事理论是一致的。《孙子新诠》中仍强调“孙子的‘求全’不但与克劳塞维兹的‘毁灭敌人兵力’没有一点冲突，并且简直就完全符合。”［7］28《孙子新诠》一书中把孙子五事之一的“道”解释为“精神力”，显然受到西方军事理论的影响。“道”最多是精神力的来源，包含更多的非军事内容，而与精神力对应的应是“士气”，虽然作者也意识到了这些区别，但没有强调这些区别，而是试图使二者完全对应，或把《孙子兵法》这个理论框架中的概念完全纳入另一个理论框架之中。［7］3-5

（三）比较《孙子兵法》与《战争论》

1832年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问世，被誉为“战略学的《圣经》”，是近代西方军事思想的奠基之作。将《孙子兵法》与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两部中西方军事经典进行比较研究，对于近代知识分子和军人来说是必要也是重要的。难能可贵，在二者的比较中，中国人并没有完全盲从西方军事理论，而是从道德伦理、研究方法、立论基础、思维方式、战争目的等角度的比较中坚定了民族自信、借鉴了理论方法。在比较的过程中体现了近代国人将中西方军事经典参照思考的自觉、寻求救亡方法的努力、不断借鉴吸纳的主动。

一是认为《孙子兵法》是王道主义兵学，《战争论》是霸道主义兵学，这是二者的道德伦理的差异。钱基博强调，孙子不是为了最终胜对手，而是追求不战而屈人之兵。《战争论》追求的是达到政略目的，强迫对手服从自己的意志，以歼灭敌人为最终目的。战争行为的目标，包括敌人的战斗力、敌人的国土、敌人的战争意志。［10］卷头语4因此，近代研究者认为《孙子兵法》是王道主义的兵学，《战争论》是霸道主义的兵学，这是东西方兵学思想的区别。［9］还有学者在道德观点上确定了孙子兵法十三篇是一部王道主义的兵学，克劳塞维茨《战争论》是一部霸道主义的兵学。［19］178

二是强调《孙子兵法》以应用为核心，《战争论》以学理为重点，这是二者研究战争方法的区别。“《孙子》即直举兵学、兵术之原则法则，示以应用之极致，《战争论》以研究学理为重点，而演绎若干原则法则，其原则法则之应用，须先理解一般学理。即《孙子》以应用为主眼，《战争论》以学理为重点，均以不拘于形式为归旨”。［9］

三是《孙子兵法》集儒道大成，《战争论》以战史为基础，这是二者立论基础的迥异。“《孙子》正源于儒以为体，奇源于道以为用，搜录黄帝胡风后力牧思容诸著，承太公之绪，加以己意，而集其大成！立论过涉理想，而缺乏现实性。克氏少耽哲学，博览战史及前辈兵书，故立论以腓特烈大王历史，与亲身体验之拿翁战迹为基础，盖能融合观念论与现实论而折冲之，使学理含有现实性，而非理想之抽象论也。”［9］

四是《孙子兵法》重直观，《战争论》强推理，这是二者思维方式的分别。“孙子对一事纯以直观，指示事务之本体；《战争论》作多方面之观察，由理想之推演，以达有条理之结论。两书共同之难点在真意难以尽晓。《孙子》文词简约而意义幽深，而《战争论》哲理玄奥，而文词烦琐，若合两书为一书，则《孙子》当作总纲，而《战争论》可谓篇章节目耳！”［9］

五是《孙子兵法》强调“不战而屈人之兵”，《战争论》主张强迫敌人服从自己的意志，这是二者战争目的的悬殊。《孙子兵法》是伐谋的兵学，《战争论》是伐兵的兵学。［19］179 “不言歼灭敌人，盖孙子以全己全敌为上乘，以仁义为战争之基础。《战争论》谓欲达我政略目的，即欲强迫敌人从我之意思，以压倒歼灭敌人，而使之无力为唯一方途。”［9］

（四）反思《孙子兵法》的局限性

全面反思《孙子兵法》的时代和思维局限性，在近代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展示了近代国人跟随时代、直面挑战、积极应战的姿态，体现了中华文明的自省、自觉和自信的精神，也为再造《孙子兵法》找到了症结点和突破口。

一是指出《孙子兵法》的时代局限性，强调必须对《孙子兵法》有新的发展。这在《孙子兵法新诠》中体现得最明显。首先，作者指出了由于科学不发达，《孙子兵法》中对天文、地理的观察只能凭经验，因此不可靠。“前人作战对于天时之观测，仅委诸命运而迷信术士吉凶之谈；其独具智慧者，亦不过运用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如‘月晕而风，础润而雨’等之经验以为探讨之依据，故其观测之结果；每每未能确实。”［18］7其次，指出了随着军事技术的发展和战争形态的改变，今人必须对《孙子兵法》有新的发展。“惟其中用以预计胜负之诸要点，因兵器随时代而进步，故仍有所讨论者：盖孙子时代之战争仅为刀矢战之范畴，近日则已由机械战进而为科学战矣。故就现代言，仅以‘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严？士兵孰练？兵众孰强？’等实未能较量双方胜负之准确情形。尤须以人口孰众多？科学孰发达？产业孰丰富？经济孰充裕？新式兵器孰精多？筑城孰进步？交通孰便利等为详细之考虑，方足寻求胜负之准确成算。此又为吾人所当知者也。”［18］2

二是认为《孙子兵法》缺乏系统性，指出这是中国兵学与西方兵学的重要差别所在，这一差别给中西兵学融合造成了困难。如，叶慕然指出了《孙子兵法》系统性、严密性不足的弊端：“古来作家，其立论素乏系统上之研究，本书亦不免蹈此弊，故本篇之第三段似不应列入‘谋攻’范围。” ［18］37又如，陈龙昌在《中西兵略指掌》中指出：中国兵书杰出的只有《孙子兵法》和《纪效新书》，而前者过于玄妙，后者则过于具体。中国只有抽象的宏观思辨理论（战争原理、军事哲学）和具体的微观经验理论（操练、阵法），而缺少既有抽象概括，又有实证支持的中观科学理论，这个差别造成了中西兵学的融合在思维和方法论上存在根本困难。［20］466

三、中国共产党人对《孙子兵法》的创造性研究与运用

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将《孙子兵法》与先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战争实践、人民史观相结合，在《孙子兵法》的理论研究和实践运用上都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中国共产党人是中国传统兵学文化在批判中继承、在创新中发展的理论创造者和伟大践行者。

（一）中国共产党人高度重视《孙子兵法》

毛泽东高度重视《孙子兵法》研究，他在抗战时期撰写的经典战略论述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传统兵学、中国具体战争实践相结合的产物。1936年，毛泽东两次致函当时在西安做统战工作的叶剑英和刘鼎，要求购买一些军事方面的书籍，其中包括《孙子兵法》。他为了写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认真研读《孙子兵法》和其他一些军事著作。

一方面，毛泽东推崇“知彼知己”，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方法理解“知彼知己”，实践“知彼知己”。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写道：“中国古代大军事家孙武子书上‘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句话，是包括学习和使用两个阶段而说的，包括从认识客观实际中的发展规律，并按照规律去决定自己行动克服当前敌人而说的；我们不要看轻这句话。”［21］182把孙子“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句话上升到“孙子的规律”，“仍是科学的真理”。［22］490

另一方面，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与“知彼知己”相结合，批判战争问题中的唯心论和机械论倾向，深入机理地分析了抗战的强弱对比以及强弱转化问题，系统指出了战争现状和前景。在此之前，很多人都谈论持久战，但是没有用客观和全面的观点考察战争，结论只能流于表层、琐碎甚至错误。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指出：“很多人都说持久战，但是为什么是持久战？怎样进行持久战？很多人都说最后胜利，但是为什么会有最后胜利？怎样争取最后胜利？这些问题，不是每个人都解决了的，甚至大多数人至今没有解决。”［22］4391938年5月，毛泽东写的《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就是充分借鉴和汲取了《孙子兵法》的思想和计划，创造性地提出了一整套指导抗战胜利的军事思想和战略方针，驳斥了速胜论和亡国论，提出了全面抗战，预见性地指出了持久战的三个阶段，指出中国的抗日战争必然取得胜利。

毛泽东不但自己研究《孙子兵法》，而且还是解放区学习《孙子兵法》的发起人。1939年，毛泽东根据当时全国抗战形势，提出要学习古代兵法，并把注释兵法的任务交给郭化若，同时就如何研读《孙子兵法》提出了具体意见。郭化若关于《孙子兵法》的研究无论是在方法论还是内涵阐释上都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从方法上看，在1939年，郭化若撰写了《孙子兵法之初步研究》，首次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孙子兵法》进行系统研究，开了用唯物辩证法研究《孙子兵法》的先河，在《孙子兵法》的研究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为深入研究《孙子兵法》指出了明确的方向。蒋百里、李浴日等研究者以《战争论》《总体战》等西方军事理论注解、对照《孙子兵法》，虽有新意和进步，但是最大的局限在于没有运用最先进的理论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分析《孙子兵法》，导致缺少观察《孙子兵法》的望远镜和显微镜。郭化若研究《孙子兵法》则有很大的突破。从立场上看，郭化若站在广大人民立场，认为《孙子兵法》的“故兵以诈立，以利动”“掠乡分众，廓地分利”都忽视了人民的向背。从价值上看，郭化若认为《孙子兵法》具有恒久价值的原因在于揭示了战争最基本、最重要的规律，《孙子兵法》在战略范畴、战略指导方面都论述得非常全面，思想的宏博是其他兵书所不及的。从内容上看，郭化若认为孙子战略思想最主要的部分，也是最丰富的部分，是关于战略指导的主动性和灵活性问题。他总结孙子战略指导主动性有正确判断情况、消灭自己弱点、造成敌人弱点，灵活性有迷敌、击虚、出奇、机变。［23］更为重要的是，郭化若带着批判性的眼光研究《孙子兵法》，既看到《孙子兵法》的伟大和永恒价值，又指出思想方法的缺陷和战略思想的局限，如其朴素辩证法的局限、服务于贵族的缺陷、历史循环论的错误等等。总之，郭化若的《孙子兵法》研究既阐发了《孙子兵法》的学术价值，又实现了《孙子兵法》的战争指导功能，对抗战中准确普及、传播《孙子兵法》做出了贡献。

（二）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运用《孙子兵法》

许多中国共产党的军事家，如刘伯承、徐向前、粟裕等，对《孙子兵法》有精到的研究，并在各自的战争实践和军事生涯中发挥作用。被誉为“论兵新孙吴”的刘伯承不但熟读《孙子兵法》，而且能背诵全文，在实战中运用孙子谋略克敌制胜，屡建奇功。如在抗日战争中，刘伯承指挥129师在山西七亘村三天之内两次设伏，痛击日本侵略者。刘伯承在总结这次战斗时，强调是依据孙子“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军事原则，把握日军的一个重要的作战习惯和特点，即往往为了完成作战任务“记吃不记打”，因此针对日军的这一作战习惯进行“重叠设伏”，导致日军连连上当被动挨打。陈毅曾写诗赞刘伯承“论兵新孙吴，守土古范韩”。

徐向前说：“所谓出敌不意，攻敌不备，代价小而胜利大。这样的战法应在各级指挥员中大大发扬。”［24］372所谓“出敌不意，攻敌不备”显然是出于孙子的“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徐向前应用《孙子兵法》抓住敌人漏洞、创造战机，取得胜利。1940年，徐向前指挥八路军在沂水孙祖对日伪军进行了伏击战。他在《孙祖战斗的总结》中指出：“当敌人进到铁峪时，我埋伏不动，使敌无从知我所在，即所谓‘静如处女’当敌离开铁峪村进到孙祖、铁峪间平坦地时，我伏击部队先以一部迅速抢占铁峪据点，造成以后突击敌人于无险可守的平原地上的有利条件，即所谓‘动如脱兔’。这是当日作战胜利的第一要着。”［24］87这是对《孙子兵法》“始如处女，敌人开户；后如脱兔，敌不及拒”的深刻理解和娴熟运用。粟裕在抗战时期，学习运用《孙子兵法》，强调“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提出在组织战斗前，应该把敌情了解清楚。要保证军事上取得胜利，就必须对敌人有透彻的了解。［25］37

总体上看，近现代《孙子兵法》研究在坚守、借鉴与创造中前行，这是一个实践上直面战争的过程、理论上除旧布新的过程、精神上重建民族自信的过程。这个过程充分体现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展示了中华文明强大的稳定性、适应性和自我再造能力，也揭示了《孙子兵法》流传两千余年而依然充满张力的谜底。

四、结语

军事学是实践之学，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传统兵学的再创造和成功运用必须要经受战争实践的检验，宋代文人论兵达到一个高峰，《武经七书》成为军事教科书，兵学理论汗牛充栋，但是军事实践却是非常惨痛的失败。明朝的情形大致也是如此。这就意味着，军事理论需要创造性发展，对于《孙子兵法》的研究流于注解、疏于创见，是无法成为真正指导战争实践的。近现代《孙子兵法》研究可以说承担了驱除外敌、重建自信的历史使命，也为《孙子兵法》研究提供了非常好的范例。为什么近现代《孙子兵法》研究能够完成理论上的创造和实践上的成功？

一方面，巨大代差的入侵战争和军事理论的冲击使《孙子兵法》经受涅槃式洗礼。据统计，中国历史上大约发生战争4000至5000次，约占世界历史上战争总数的三分之一。虽然中国历史上战争数量大，但是具有巨大代差的战争却少之又少，大多数战争都在较为封闭的系统中进行，武器装备和作战理论的差距较小，相互之间武器装备、战术战法、作战理论的碰撞、借鉴和提升空间较小，最终中国的军事技术和军事理论陷入长时段的停滞。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面临的是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西方的船坚炮利背后是两次工业革命与科技革命，是启蒙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是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和约米尼的《战争艺术概论》，中国与对手之间无论是在军事技术上，还是在军事制度和军事理论上，都有巨大的代差。因此，马克思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文中曾评论当时的中国说：“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通过英国而为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26］780-781这种巨大代差带来了痛彻骨髓的打击，近代中国陷入几乎亡国灭种的境地，忧患和开放成为自救的不二法门，加速完成军事理论的发展和再创造成为必经之路。

另一方面，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阐释《孙子兵法》，使之与中国的具体战争实践相结合。无论是从数量上还是从质量上看，近现代《孙子兵法》研究到达一个高潮，但是《孙子兵法》的研究得到真正突破是中国共产党人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孙子兵法》。在此之前，学者们用西方的军事理论注解《孙子兵法》，给《孙子兵法》赋予了时代、技术的新活力，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孙子兵法》如何为时代所用、为人民所用、为抗日战争以弱胜强所用的问题。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孙子兵法》，才能客观、全面地看待战争，才能发挥人民的伟力，才能真正发掘中国传统战争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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