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历史上多称阮为怀宁人，出处是桐城人张廷玉牵头编纂的《明史》，书中将阮大铖列入《奸臣传》，付在马士英列传当中，“（马士英）与怀宁阮大铖同中会试。”阮张两人相距不到百年，所以从常理上来说，张对阮的籍贯记载不应有太大出入。
阮大铖
（1586年—1646年），字集之，号圆海、石巢、百子山樵。明末戏曲作家，也是明末知名大臣。
历史上多称阮为怀宁人，出处是桐城人张廷玉牵头编纂的《明史》，书中将阮大铖列入《奸臣传》，付在马士英列传当中，“（马士英）与怀宁阮大铖同中会试。”阮张两人相距不到百年，所以从常理上来说，张对阮的籍贯记载不应有太大出入。
但怀宁人不干了。清道光年间的《怀宁县志》言之凿凿：“大铖实桐城人，今礼部题名碑及府学前进士坊可考也。”据说，1915年怀宁文化界还曾发起过一场“拒阮运动”，一群怀宁籍文化人士多方考证阮大铖是桐城人！可见怀宁人非常不愿接纳这位“史上留名”的“老乡”。
那么阮大铖到底做了什么，令怀宁人如此不愿接纳他呢？《明史》中说的很清楚。
阮大铖是个颇有才华的人，《明史》也肯定他“有才藻”。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而立之年的阮大铖登科，并拜投到高攀龙门下，高当时主掌东林书院，是文坛领袖、东林魁首，阮大铖自然有背靠大树好乘凉的想法，但高在二十年前就已远离政坛，所以阮大铖虽然攀附上高攀龙，但仕途上并没有太大进展。好容易在天启元年（1621年）做了给事中，很快又丁忧还乡。
到了天启四年（1625年），吏部有缺职，阮大铖也丁忧期满，按任职顺序，是可以轮到他的。著名的铁骨御史左光斗按例召阮大铖赴京任职，但高攀龙、赵南星、杨涟等人以阮“轻躁不可任”为借口，准备另安排心腹任缺，这三人都是所谓“东林党”的魁首，所以实际上还是党争。
等阮大铖风尘仆仆赶到京城准备到吏部就任时，才知道自己要被调到工部。所谓“吏勋封考，三婆两嫂”“工屯虞水，生身饿鬼”，虽然同为六部，但吏部和工部权力天差地别，要从最好的吏部调到最差的工部，阮大铖自然不愿轻易接受这样的结局。环顾朝堂，只有当初招他入京的左光斗能说上话，但左光斗并没有为他去和高攀龙等人针锋相对，于是他转而攀附起当时最有权势的宦官——魏忠贤，魏忠贤略施手段，阮大铖就如愿到了吏部。既然尝到了甜头，那么不妨换条路走，“大铖自是附魏忠贤”，从东林党跳到了对面的“阉党”。为了向魏忠贤表衷心，他还炮制了《百官图》献给魏忠贤，就是东林党诸人的黑名单，为阉党罗织罪名提供依据。
但阮大铖这人，用现在的话说，是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样的人往往嗅觉敏锐，做事特别小心谨慎。他深知自己靠依附阉党拿到吏部的职位，直接得罪了东林党诸人，无疑被推到两党对立的最前沿，后面不管哪方行动，第一个遭殃的肯定是自己，于是任职不到一个月，他就辞了好容易争到手的官职回家了。回去后，他对身边的人说“我犹善归，未知左氏何如耳。”果然，左光斗等人成了阉党打击的目标，很快就屈死狱中，东林一派杨涟也惨死狱中，高攀龙自沉池塘，东林党几近覆没，一时间阉党气焰高涨。
不久阮大铖被召任太常少卿，但他对阉党的前途看得很清，知道其势不可久，每次拜见魏忠贤后，都会贿赂魏府的门人，收回投递的名刺，不留一点把柄，而且为避祸患，在太常少卿职上没几个月，他再次辞官回家。
很快事情就起了变化。1627年八月，朱由检登基，改元崇祯，仅三个月后，就诛杀魏忠贤，尽灭阉党。阮大铖虽然给自己留了不少后手，但还是以“交结近侍又次等”判处削籍，永不叙用，可以说他的政治生命已经结束。阮大铖只得退居怀宁百子山下，所以才有百子山樵的号。
崇祯末年，各路义军四起，其中张献忠一路进逼安徽，阮大铖仓皇逃往留都南京。此时的南京，黄宗羲、顾炎武等人所在的复社继承了东林书院的遗志，阮大铖也想挤进去，妄图倚靠复社在政坛翻身。复社文人鄙视其为人，崇祯十一年（1638年），一百多名复社文人具名合撰《留都防乱公揭》，这是一篇讨阮檄文，将阮大铖的罪状布于天下，一时间有“杀了阮大铖，安庆始得宁”的民谣。
然而一切都有然而。变成过街老鼠的阮大铖躲在南京结识了因贪污行贿被贬的马士英，臭味相投的二人“相结甚欢”。崇祯十四年（1641年）周延儒二度出任内阁首辅，嗅觉灵敏的阮大铖“辇金钱”，就是装了一车的钱送给周延儒，希望周能带他翻身。但阮大铖名声太臭，周提携不起，阮只好退一步请他提携马士英，不久马士英便东山再起。
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李自成攻破北京，崇祯皇帝自挂煤山，南京诸大臣慌忙议立新君，马士英依靠手中兵权，迎立福王朱由崧，定年号弘光，成立南明小朝廷。马士英拥立有功，主掌朝堂，他没有忘记自己的“好伙伴”，阮大铖终于被启用，担任兵部尚书。阮马两人“日事报复，招权罔利”，除了大举报复东林旧人，再就是卖官鬻爵。阮大铖还因私误国，不仅上书诋毁已经去世的左光斗、魏大中等人，还编制《蝗蝻录》，把复社文人比作害虫，又将顾宪成（东林学派创始人之一）的侄子顾杲、左光斗的弟弟左光先以及黄宗羲等一批正直之士诬陷下狱，所谓“锄正人引凶党”，导致弘光满朝污秽。
这样的政权自然不能持久，弘光元年（1645年）五月，左光斗的学生史可法在扬州抵敌不住清军，被俘殉国，清军很快要越江来攻南京。弘光朝众人急忙四窜，皇帝溯江西走，很快就被清兵抓住杀死。而阮大铖则南下投奔固守金华的兵部左侍郎朱大典，被“士民所逐”，朱大典把他送到严州（今杭州建德市）总兵方国安处。阮大铖在这里还巧舌如簧、夸夸其谈，但他纯属纸上谈兵，于军事毫无帮助，反倒是马士英颇有军事才能和抵抗精神，带领不多的卫军屡败屡战。很快清兵就攻陷了方国安部署的防线，清顺治三年（1646年），阮大铖见大势已去，赶紧跑到钱塘江边清军大营乞降，被清军接纳，并随清兵一路南下准备去攻打浙闽赣交界的仙霞关，结果途中“僵仆石上死”。
纵观阮大铖的一生，最初欲借东林党腾达不得，继而转投阉党，见势不妙又妄图洗脱阉党身份，却被崇祯朝廷永不叙用后，后又想借复社力量翻身，终靠与马士英沆瀣一气起势，眼看南明政权力不持久又转投清兵，一生可谓首鼠两端、见风使舵，同时他行为做事自私自利、机关算尽，特别是对比左光斗，一因坚守道义而死，一靠投机变节而生，好在历史是正义的，左光斗留下“铁骨御史”的美名，而阮大铖把自己钉死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落得个“桐城不要，怀宁不收”。
那阮大铖到底是哪里人呢？
实际上，张廷玉出于史官的道义，在《明史》中还是留下了埋伏，“（阮大铖）同邑左光斗为御史”，左光斗和阮大铖是“同邑”，所谓同邑，大了说是同县，小了说是同乡，总归两人是一个县的。而左光斗是确凿的桐城人，所以，阮大铖不仅和左光斗是老乡，和张廷玉也是老乡，是桐城人。
其实在康熙时的《怀宁县志》《桐城县志》中，都明确记载阮大铖为桐城籍，在《枞阳县志》里更确认其出生地为今枞阳县藕山镇，并指出其家族墓地就在藕山北麓。
据《阮氏宗谱》记载，藕山阮氏始祖是唐代镇南大将军阮枞江，再往上可追溯至竹林七贤阮籍、阮咸，阮大铖曾以“咏怀堂”“遥集堂”命名书斋，就是追慕魏晋先祖阮籍、阮咸的文学传统。因为枞阳在历史上长期属于桐城，所以藕山这一支阮氏也被称为“桐城藕山派”。除了阮枞江，明朝抗倭名将阮鹗也是藕山阮氏的代表人物之一，阮鹗官至浙江巡抚，其墓至今仍存，就在藕山镇藕山村，而阮鹗就是阮大铖的曾祖父。
阮鹗有二子，长子阮自仑（阮大铖祖父），没做官；次子阮自华，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进士，官至都御史、浙闽巡抚，他在安庆府衙所在地，也就是现在的怀宁县置办了房产田业。阮自仑有三子，分别是阮以鼎、阮以巽、阮以孚，阮大铖是阮以巽亲生，过继给阮以鼎为子。阮以鼎和其叔父阮自华同年登科，也随叔父移家怀宁，这也是阮大铖被列为怀宁籍的渊源。阮自华风流不羁、博学多才，据说是黄梅调的创始人，他在文学戏剧方面对阮大铖影响颇深。
由此观之，阮大铖籍贯实为桐城藕山，后应为枞阳藕山。2016年枞阳县区划调整后，阮大铖和同邑左光斗都变成了铜陵人。
张廷玉同其父张英是桐城人，清初著名的“父子宰相”，至今桐城还遗存张英礼让邻人的“六尺巷”，他们自然以与阮大铖这样劣迹斑斑之人同邑为耻，所以张廷玉在修史时，会曲笔回护。但作为一位史官，秉笔直书、记录真相是其职责，于是他又有意留下颇为明显的线索，可谓“曲笔为乡里，直笔为史实”。
阮大铖名声如此狼藉，除了他为人行事反复狡狯，迫害大批忠良，被史书列为奸臣外，还和一部文学作品有关，这就是孔尚任的《桃花扇》。孔尚任在《桃花扇》里将阮大铖结党误国、变节降清的行为固化为权奸符号，《桃花扇》之后又被改编成各类戏剧，得到广泛传播，阮大铖奸佞的形象自然也就深入人心了。
令人寻味的是，《桃花扇》在某些方面可能还从阮大铖身上汲取了养分。阮大铖家学渊源，前面也说了，他的叔祖阮自华在戏曲方面颇有研究，阮大铖本人在文学方面也是才华横溢，他所作“石巢四种”（《燕子笺》《春灯谜》《牟尼合》《双金榜》），文采斐然、美不胜收，是明末传奇的代表作，被人认为直追汤显祖。明末清初名士冒辟疆、张岱等人也是耻其人、赞其文，他的诗文集《咏怀堂全集》受到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的喜爱。《桃花扇》不仅学习了《春灯谜》的双线叙事手法，还将《燕子笺》安排为戏中戏，剧中还有部分套曲结构和阮大铖的联章体诗文结构颇为类似。
另外，阮大铖对中国戏曲文化还有一定贡献。他在《春灯谜》序中提出“戏者，戏也”的戏剧观，强调戏曲的娱乐功能，与汤显祖“至情论”形成互补。他不仅擅长填词，还懂音律、会编导。崇祯年间，阮大铖被削籍后，他在南京库司坊买宅筑园建堂，蓄养男优女姬，给自己组了一套家庭戏班，在阮大铖的指导下，“阮家班”戏曲艺术造诣很高，所演曲目被誉为“本本出色，脚脚出色，出出出色，句句出色，字字出色”。据说“阮家班”在明末几位知名公子家中演出时，众人一边夸赞家班，一边痛骂阮大铖。阮大铖死后，家班流散各处，比如冒辟疆的“冒家班”就有“阮家班”成员，客观上为戏曲文化的传播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来源：铜陵社科苑一点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