洮水长歌：穿越五千年，探寻中华文明的隐秘摇篮

摘要：在青藏高原东麓的群山万壑里，有一条神奇的河流以亘古的执着切开黄土层，造就了这片被考古学家称为"彩陶文明摇篮"的河谷，这就是洮河。这条全长673公里的河流，历史上曾是古羌族、吐谷浑、吐蕃等少数民族的活动领地，藏语称之为碌曲，意思为“鲁神之水”（鲁神为掌管水系的神

#我的宝藏兴趣#在青藏高原东麓的群山万壑里，有一条神奇的河流以亘古的执着切开黄土层，造就了这片被考古学家称为"彩陶文明摇篮"的河谷，这就是洮河。这条全长673公里的河流，历史上曾是古羌族、吐谷浑、吐蕃等少数民族的活动领地，藏语称之为碌曲，意思为“鲁神之水”（鲁神为掌管水系的神灵）。因发源于漒台山北(西倾山），因此洮河古称漒水。

洮河流域示意图

由于洮河处在黄土高原与青藏高原的交汇地带，气候垂直差异显著，造就了植被茂密，野生动物资源丰富的优越环境，为人类提供了理想的栖息之地。因此这里也成为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大约从5800年前开始，这里的先民们继承大地湾文化、仰韶文化，用勤劳和智慧孕育出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寺洼文化、辛店文化等跨越3000多年的完整的史前文明编年史。为了让读者建立起清晰且完整的洮河流域的文化序列演变历史，我选择了三个具有代表性的遗址来为大家展示这里的先民是如何编织洮河流域早期文明的锦绣。

洮河与黄河相汇的刘家峡

洮河从青海黄南藏族自治州河南蒙古族自治县西倾山东麓流出发源后，一路奔腾向东，流碌曲、临潭、卓尼，在岷县茶埠镇境内折转向北，形成著名的“L”形大拐弯，
最后流经临洮，在临夏州的永靖县刘家峡汇入黄河。虽然洮河流域最辉煌的马家窑文化是诞生在洮河下游，但孕育她的仰韶文化、大地湾文化却是最先从中游的岷县传入洮河流域的。位于岷县茶埠镇的山那树扎遗址便是马家窑文化早期的代表遗址。

山那树扎遗址位于茶埠镇洮河西岸的一、二级台地，面积约50万平方米，海拔2300米。存在年代距今5500-4500年。该遗址文化层厚度在0.5-3米之间，以丰富的彩陶遗存和独特的生态适应模式闻名，包括仰韶文化晚期的庙底沟类型（距今6000-4800年），马家窑文化早期的石岭下类型（距今6000-5300年）和鼎盛时期的马家窑类型（距今5300-4600年）等三个阶段的文化时期，是研究马家窑文化早期社会、经济与环境互动关系的关键窗口。

岷县山那树扎遗址位置

该遗址于上世纪70年代被发现，2012年，为配合兰渝铁路建设，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其铁路穿越区域进行了抢救性发掘。清理出灰坑184个、房址2座、灰沟3条、灶6座、陶窑1座，出土了陶器、石器、骨器等遗物 3818 件。

此时的人们居住在半地穴式的单间房屋中，房屋的居住面都和其他仰韶文化遗址的房址一样，经过大火焚烧，形成坚硬干燥的红烧土居住面。房屋中都设有灶台、火塘及储存粮食的地窖。房址周围发现的灰坑至少有三种类型，第一种底部铺设鹅卵石，推测为蓄水设施；另有一种袋状的、四壁光滑规整的灰坑，可能是祭祀坑或储藏坑，出土了大量陶器。第三种就是普通的倾倒生活废弃物的坑洞。

岷县山那树扎遗址

山那树扎遗址出土的彩陶器，可以清楚地看到仰韶彩陶向马家窑彩陶过渡的全过程。

遗址第一期文化地层（距今5500-5300年）中，出土了重唇口尖底瓶、平底瓶等独具特色的陶器。其中重唇口尖底瓶是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典型器物。对于这种口小且不能站立的器物，学界对它的用途有多种解释，有人认为它是汲取河水的理想器物，可以完美汲取满瓶的洁净饮水；也有人认为尖底瓶是一种祭祀礼器，暗含“满招损，谦受益”的深刻人生哲理；还有人认为这是一种插在灰烬或火堆上，用来加热食物的炊具。但无论是什么用途，这种奇怪的瓶子最终因为不能直立，逐渐被平底瓶取代。山那树扎遗址重唇口尖底瓶和平底瓶都出现，说明这里的先民也对仰韶文化的尖底瓶正在进行改良。

庙底沟类型的小口尖底彩陶瓶

已经转变为平底的彩陶瓶

在遗址第二期文化地层（距今5300-5000年）中，出土了圆点弧三角纹曲腹盆。这种纹饰残留量了仰韶文化早期的太阳神崇拜印记，是石岭下类型的典型纹饰，此类纹饰的彩陶器多在渭河上游的武山一带出土，是马家窑文化的早期彩陶。岷县处在是洮河流域最东端，这里最接近渭河流域，因此成为仰韶文化西传洮河流域的第一站。

最上层的马家窑文化地层（距今5000-4500年），出土了平行宽细带纹的彩陶瓶和内彩蝌蚪纹钵等独具特色的彩陶器。表明岷县地区在参与彩陶文化的传播过程中，也将自己的特色融入马家窑文化之中。此外部分彩陶钵内壁上的十字纹与羌人寺洼文化青铜器的十字纹相似度较高，但两者相隔1500年，虽无法确认有直接的传承关系，但也表明岷县的彩陶文化对甘南草原的寺洼文化影响最大。

山那树扎遗址出土的涡旋纹、十字网格纹的内彩陶钵

除了陶器外，考古工作者还在山那树扎遗址的灰坑、浮土中提取到大量的碳化粟、黍、小麦、大麦等植物种子，另外还发现了大量的羚羊、熊、虎、野猪、野牛、犀牛等野生动物的骨骼化石。表明当时的先民可能依赖黍粟、小麦等农作物的种植与季节性狩猎的混合经济为生，发展出了多种模式的农耕文化。

以石岭下类型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迅速向西传播，进而在洮河中下游的定西市境内落地生根，并得以发扬光大，在5300多年前发展为马家窑类型。这一时期彩陶技术达到巅峰阶段，纹饰以黑彩漩涡纹、鸟纹等纹饰为主，构成了具有动态视觉效果的几何纹饰。马家窑类型的遗址遍布甘青两省的大夏河、湟水流域以及河西走廊的谷水流域一带，核心地区在洮河中下游地区。因首次发现于临洮县马家窑村，故名马家窑文化。

在之后的1500多年中马家窑类型的彩陶文化持续向洮河上游的甘南草原以及青海地区传播过程中出现了半山类型（距今4600-4300年）和马厂类型（距今4300-4000年）。其中半山类型的彩陶纹饰出现了大量红黑双彩锯齿纹，几何化程度进一步加深，可能与羌戎族群的早期宗教符号体系相关；马厂类型（距今4300-4000年）的彩陶纹饰趋于简化，四大圆圈纹、蛙纹等纹饰呈现程式化，广泛出现在陶器上，反映了彩陶批量生产的需求。

马家窑文化巅峰时期的涡旋纹彩陶罐

到距今4000年时，随着青铜器铸造技术的兴起，以及全球小冰期气候的影响，包括洮河流域在内的黄河上游地区出现了彩陶与青铜器并用的文化，我们称之为齐家文化。这一时期青铜器在生产活动中的占比逐渐增多，陶器的需求有所下降，而且彩陶文化呈现衰退之势，彩陶被大量的素面陶取代。这一时期已进入阶级社会，父权制家庭结构确立，受黄河中游龙山文化、夏文化影响，齐家文化也形成了发达的玉器礼制系统，其玉文化闻名海内外。

甘南地区出土的齐家文化铜镜

进入商代后，齐家文化进一步向青藏高原和秦岭南部传播，在洮河中上游出现了寺洼文化（距今3400-2500年）。此时随着生存环境变得恶劣，畜牧业在生产中占比增高，陶器的质量要求进一步降低，彩陶器已经在各遗址中比较少见，出现了以夹砂褐陶马鞍口罐为标志的素面陶，反映了审美与技术的巨大转变。

与此同时洮河下游及渭河流域的农耕地区继承马家窑文化的彩陶技术和齐家文化的青铜技术发展成为辛店文化（距今3400-2700年）。西迁的周人继承辛店文化，使其最终融入中原文化之中。此时陶器的质量不如以前，质地粗糙、疏松，火候较低；纹饰以粗犷的双钩纹、太阳纹、三角纹为主，还有少量的犬纹、羊纹、鹿纹等纹饰，反映出周人畜牧生活的特色。

寺洼文化典型的马鞍口陶罐

位于临洮县衙下集镇衙下村的寺洼遗址就包含了马家窑文化至辛店文化所有的发展阶段，从5300多年前一直延续到西周初期，文化内涵极其丰富。自1924年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首次发掘以来，不断有各个文化时期的遗迹遗物出土。这个马家窑文化超大型聚落，不仅改写了黄河上游文明起源的认知，更展现出惊人的城市规划智慧。

在2018年至2024年的考古发掘中，寺洼遗址发现的三重围壕在5000多年前就划出了中国最早的城池轮廓。三重围壕的最外层围壕宽8米、深4米，阻挡了来自敌对部落和野兽威胁；中壕内侧堆积着2米高的夯土城墙，内壕环绕的核心区出土了陶窑群与玉器作坊。这样的防御体系暗示着资源争夺的加剧。在2023年发现的半山类型墓葬中，男性墓主随葬石钺，女性随葬纺轮，显示出军事贵族阶层已然形成，社会分工更加更加精细。

临洮寺洼遗址所在地位置

此外编号为GLSF71的陶窑群保留着完整的制陶过程：储泥坑中的陶土虽经历2000多年的地质变迁，仍然可塑性十足；废弃品堆积层里，一件未完工的漩涡纹彩陶盆上，画工因失误留下的颤抖笔触清晰可见。这里出土的尖底瓶器壁厚度仅有2毫米，烧成温度达1000℃以上，技术水平堪比现代陶艺，代表了马家窑文化最辉煌时期的制陶技术。

寺洼遗址出土的众多彩陶几何图案纹饰，如马家窑类型的鸟纹、辛店彩陶的鹿纹，与两河流域苏美尔人的乌尔王朝的鹰纹，高加索地区塞种人狼噬鹿的图腾崇拜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些跨越时空的纹饰对话，暗示着青铜时代前就存在亚欧大陆的人口流动和文化交流。对于研究塞种人、匈奴、西戎等族群的起源，提供了重要线索。正因为有了这些重大的发现，临洮寺洼遗址入选2024年度全国考古新发现项目名单。

2024年寺洼遗址出土的彩陶器

沿洮河溯游而上，进入进入甘南州的临潭后，地势逐渐变高，海拔增高到3000多米。由于气候寒凉，这里成为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交汇的地带，发展出的文化也别具一格。位于临潭县王旗镇磨沟村洮河西南岸台地上的磨沟遗址，便包含了仰韶文化中晚期、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及寺洼文化四个时期遗存，时间跨度约距今5000年至3700年。其中以齐家文化的墓葬遗存最为丰富。

磨沟遗址是一处三面环山，一面临水的马蹄形台地，面积有80万平方米。2008-2012年，为配合九甸峡水电站的修建，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西北大学等单位对该遗址进行了3次大规模的抢救性考古发掘，发掘面积约1.2万平方米，清理墓葬1688座。这是迄今为止中国规模最大的齐家文化公共墓地。

磨沟遗址所在的位置

磨沟遗址墓葬以独特的竖穴偏室墓为主，即在地面向下挖掘一个长方形或椭圆形墓穴，墓穴两侧或单侧再开凿多个偏室，用于墓葬遗体或棺椁。磨沟遗址的竖穴偏室墓占70%，大多数墓葬分左、右偏室或上下偏室，部分偏室在入口处设置木柱支撑或棚架结构，防止顶部塌陷。墓室设有头龛和脚龛，用来放置随葬品。合葬墓在磨沟遗址在非常普遍，人数在2-10人不等，且存在殉人现象，表明当时以进入奴隶社会。

最为奇特的是，这些合葬墓采用多次合葬与二次整理葬相结合的复杂葬俗。墓葬修建之后，这里就成为家族的公共墓室，被多处开启使用，每当有家族成员去世后，他们就会被埋葬在这里。为了使空间被充分利用，每次下葬时，先埋葬的遗体会被重新整理，形成典型的二次葬。为此，墓道采用分阶段填埋方式，每次埋葬后仅填埋墓道下部，保留上部空间以便后续开启，直到所有的合葬完成后才完全封闭墓道。最新的研究显示，部分合葬墓延续了约百年，有三四代人埋葬于同一个墓穴。

磨沟遗址发掘现场

磨沟遗址齐家文化墓地的随葬品中，铜器约有300多件，包括刀、削、斧等生产工具，以及铜项饰、铜臂钏、金耳环等饰品，大多数铜器为铸造，部分铜器采用锻打技术，显示出齐家文化冶金技术从突破到成熟的关键节点。研究显示磨沟遗址齐家文化的铜器有红铜、锡青铜、铅青铜等多种种类并存，这为探讨中国冶金技术的起源提供了关键样本。此外墓葬还出土了中国最早人工冶铁制品——一块经过反复低温回火，连续锻打后的渗碳钢铁条，年代距今3400±30年，含碳量较低，性能堪比钢铁。经北京大学加速器质谱碳十四测定，该技术比中原地区早了500年，将中国使用铁器的年代从春秋前推至商代早期。

此外，墓葬中还发现了随葬的大量玉器，包括玉斧、玉璧、玉琮等生产工具和礼器，以和田玉、绿松石等材质为主。这说明在三四千年以前，甘南地区就与新疆、中原等周边地区存在远距离的贸易。

齐家文化的玉琮

从墓葬等级和随葬品多寡的差异，可以社会分化显著。M1001墓主随葬着数十件陶器、青铜镯、金耳环及玉器，墓室面积达12平方米；平民墓葬仅见陶罐与石器。在已发掘的1200多座墓葬中，有15%存在殉人现象，其中最大规模墓葬M666内发现了9具殉人骨骼，这些殉葬人员可能是在战争在被抓获的奴隶。这些现象均表明社会等级分化严重，奴隶主掌握了更多的权力与财富。

在磨沟遗址晚期的墓葬是商代早期的寺洼文化，墓葬仍然延续了齐家文化的竖穴偏室墓结构，但偏室规模缩小，墓道深度较浅（约1-1.5米），部分墓葬采用竖穴土坑墓，显示出葬俗的简化。墓道中殉人现象减少，但仍存在俯身屈肢葬，可能与族群身份或社会等级相关。合葬人数也减少至2-3人，且以一次葬为主，骨骼扰动现象减少，表明寺洼文化时期可能弱化了齐家文化中复杂的家族多次合葬传统。

临潭磨沟遗址出土的项饰、铜刀、手镯等随葬品

随葬品中，陶器以马鞍口双耳罐为典型特征，同时保留部分齐家文化陶器（如双大耳罐）的特征，显示文化过渡的连续性。彩陶比例下降，素面陶增多，纹饰以绳纹、附加堆纹为主。铜器种类减少，大多为铜耳环、铜泡饰等饰品，材质以红铜为主，锻打技术延续齐家文化传统。未发现洮河下游寺洼文化晚期常见的青铜容器、礼器，表明其冶金技术仍在发展阶段。磨沟遗址的墓葬揭示了齐家文化向寺洼文化演变的直接证据，有力驳斥了中华文明西来说的谬论。

此外寺洼文化墓葬中出土了绿松石珠和海贝等饰品，海贝可能产自南海地区，部分绿松石珠来之北方草原，这表明其与西南地区或北方草原的远距离贸易进一步延续且壮大，为探讨甘青地区在早期与周边地区的文化交流中的作用提供了线索。

磨沟遗址出土的寺洼文化的陶器

洮河，这条穿越于青藏高原东麓与黄土高原交汇处的河流，宛如一部雄浑壮阔的史诗，在历史的长河中孕育了文明。从岷县山那树扎遗址的文化过渡，见证了仰韶文化与马家窑文化的传承衔接，先民们对陶器的改良与创新，是智慧与勇气的结晶；到临洮寺洼遗址展现的史前聚落规划智慧和高超制陶技术，以及跨越时空的纹饰对话，暗示着远古时期亚欧大陆上的文化交融；再到临潭磨沟遗址揭示的齐家文化向寺洼文化的演变，以及冶金技术的起源与发展，还有远距离贸易的繁荣，无一不彰显着洮河谷地在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进程中的独特地位。

这里不仅是彩陶文明的摇篮，更是多民族文化相互碰撞、融合的舞台。古羌族、西戎、吐谷浑、吐蕃等少数民族在这里留下了独特的文化印记，不同文化在这里交流、传承、创新，共同编织出一幅绚丽多彩的文明画卷。每一处遗址都是一座历史的宝库，每一件文物都是文明的使者，它们诉说着先民们的生活、信仰与梦想，也让我们深刻认识到中华文明的多元性和包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