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学研究：2074年的全球政治会是怎样的？

摘要：我们正站在一个时代的裂隙之上。一边是技术许诺的透明天堂：人工智能预知犯罪，纳米机器人修复环境，虚拟现实重塑时空；另一边是生态与政治的低沉警告：海平面吞噬版图，无人机遮蔽天空，算法无声地划定生存与废弃的界限。这不是科幻小说的扉页，而是国际关系学者马克·莱西向我们

未来学研究：2074年的全球政治会是怎样的？

Mark Lacy

兰卡斯特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系高级讲师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24, pp. 560-578

导读

我们正站在一个时代的裂隙之上。一边是技术许诺的透明天堂：人工智能预知犯罪，纳米机器人修复环境，虚拟现实重塑时空；另一边是生态与政治的低沉警告：海平面吞噬版图，无人机遮蔽天空，算法无声地划定生存与废弃的界限。这不是科幻小说的扉页，而是国际关系学者马克·莱西向我们提出的严峻未来。通过描摹半个世纪之后的世界图景，作者发出了警世质问：当一切皆可武器化，全域皆成战场，人类是否还能维系控制的幻觉？当气候的复仇敲响现代文明的丧钟，主权、领土与人类的定义是否将彻底崩塌？

在当代国际关系的研究中，未来学与安全研究的交叉正日益成为学术关注的前沿。本文正是这一趋势的杰出代表，其不仅承接了自德勒兹、加莱奥蒂、拉图尔以来的哲学与社会理论传统，更通过科幻叙事与生态批判，构建了一个多层次、跨时间尺度的分析框架，试图回应一个根本性问题：在技术加速和生态危机的双重冲击下，全球政治将如何重新定义控制与秩序？

我们并非在地球之上，而是与之纠缠共生——当其开始反击，一切政治必须重写。

——布鲁诺·拉图尔

研究问题：控制与失序的终极博弈

文章的核心研究问题可明确表述为：在人工智能、生物工程、气候变化与多极化政治的交织影响下，全球体系是否能够维持某种形式的控制秩序？还是将不可避免地滑向一种前所未有的“全域武器化”（Weaponisation of everywhere）状态？这一问题并非空中楼阁，而是建立在对现代性政治工程的深刻怀疑之上。作者指出，尽管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都在不断升级其控制技术，但从网络攻击到气候难民的流动，从太空竞争到神经操纵，控制的边界正在不断模糊、断裂甚至消失。

研究思路与分析框架：从控制社会到生态政治断裂

本文的分析框架具有显著的跨学科与多尺度特征，其并未采用传统的假设检验或案例比较方法，而是通过理论对话与情景构建，勾勒出未来五十年全球秩序的可能图谱。具体可拆解为以下三个层次：

（一）理论根基：承袭与批判中的概念创新

作者的理论构建建立在20世纪晚期至21世纪初一系列关键思想家的基础之上，但其并未止步于援引，而是通过重新语境化与扩展，使这些理论在未来的阴影中焕发新的解释力。

首先是对德勒兹“控制社会”的再激活。德勒兹在《谈判》一书中提出，现代社会的治理逻辑已从福柯所分析的“规训社会”（依赖于封闭机构如监狱、学校、工厂）转向“控制社会”，其特征是流动、渗透、无孔不入的调制机制。莱西将这一概念推向极致：在2074年的世界中，控制将不再仅限于摄像头、健康码或信用评分，而是通过生物传感器、脑机接口、环境智能（ambient intelligence）和预测性算法，嵌入到从城市基础设施到个人身体的每一个层面。控制变得“无处不在却又不可见”，正如《少数派报告》中的预知系统，不仅在空间上无远弗届，在时间上也实现了前摄性干预。然而，莱西也指出，这种控制并非铁板一块。技术的扩散意味着控制工具也可能被反叛者、罪犯、黑客或非国家行为体所用，从而形成一种控制的悖论：越是追求全面控制，系统就越复杂、越脆弱，越可能产生意外的漏洞和反抗。

其次是对加莱奥蒂“万物武器化”的时空扩展。加莱奥蒂在《一切的武器化》中描述了当代冲突的“灰色地带”特性：战争与和平的界限模糊，一切皆可武器化——从能源管道、金融网络到社交媒体谣言。莱西充分肯定了这一概念的洞察力，但他进一步提出了“全域武器化”。这不仅指武器化的对象从“物”扩展到“域”，更意味着冲突的战场将突破传统的地缘政治空间，进入以往无法想象的新领域：其一为虚拟空间，例如《头号玩家》中的“绿洲”，可能成为间谍活动、心理战和金融犯罪的新前沿。其二为太空领域，卫星的摧毁、GPS信号的干扰将成为常态，引发“天体政治学”（astropolitics）层面的危机。其三为深海与极地，随着冰层融化和资源开采技术的进步，北极和南海深海将成为“灰色地带”竞争的热点。其四为生物与神经领域，基因编辑（CRISPR）可能被用于针对特定族群的生物战，而神经科学工具则可能被用于影响认知与情绪的“神经战”。

最后也是最具颠覆性的一点即为对拉图尔生态政治学的引入。布鲁诺·拉图尔在其著作《着陆何处？——地球危机下的政治宣言》中批判了现代主义将自然视为被动背景的“平面”世界观。他认为，在“新气候体制”下，地球（Earth）已经成为一个能动的、反击的（reacting）力量，不再是人类行动沉默的舞台，而是积极参与历史进程的行动者（actor）。莱西将这一观点深刻地融入其对国际政治未来的思考中。他指出，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无论是现实主义还是自由主义，都预设了一个稳定、被动的物质基础，如领土、资源与气候。但如果这个基础本身开始动摇、反击甚至消失——例如，海平面上升淹没主权国家，持续干旱引发文明级规模的迁移，或海洋酸化摧毁全球粮食系统——那么整个以主权国家为单元的国际政治架构将面临根本性的合法性危机和功能性失效。此时，以地球工程、人造肉、海水淡化等为代表的技术修复可能只是权宜之计，甚至可能引发新的全球冲突。作者因此认为，未来的根本分歧可能不再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而是那些试图延续“一切照旧”（business as usual）现代主义方案的一派，与那些承认生态断裂并寻求全新生存方式的一派之间的对立。

（二）关键变量与互动机制：构建未来动荡的动力学模型

在确立了核心理论框架后，作者试图勾勒出驱动未来走向不同轨道的核心变量及其相互作用机制。他并未采用严格的变量操作化，而是通过构建一个动态的、非线性的相互作用网络来呈现未来的复杂性。

首先是技术变量。人工智能、自动化、量子计算、生物技术、神经科学等并非中性工具。它们一方面呈指数级增长，赋予行为体前所未有的能力；另一方面又快速扩散，从国家行为体溢出到非国家行为体甚至个人。这意味着，制造一场无人驾驶汽车连环相撞的恐怖袭击，或利用AI生成足以以假乱真的深度伪造视频扰乱大选，其门槛将急剧降低。技术变量既是控制的赋能器，也是失序的催化剂。

其次是生态变量。气候变化不是均匀、缓慢的背景噪音，而是可能引发系统性崩溃的“终极威胁乘数”。它通过多种机制作用于国际政治：其一为资源冲突，水、可耕地、渔业资源的稀缺直接引发冲突；其二为大规模非自愿迁移，气候难民潮将挑战现有的国家边界、公民身份和国际法体系；其三为基础设施崩溃，极端天气事件频发摧毁城市、电网和交通网络，导致国家治理能力局部失效；其四为健康危机，气候变化改变病原体分布，引发新的大流行病。生态变量是潜在的“游戏规则改变者”，可能使所有基于现代性假设的政治计算失效。

最后是政治变量。未来的政治舞台将不再是国家唱独角戏。作者描绘了一个拥挤的“行为体宇宙”，主要包括：超级强大的科技公司，掌握着堪比国家的资源和技术，其利益可能与母国或人类整体利益相悖；非国家武装团体与恐怖组织，拥有此前仅专属于国家的破坏性能力；跨国犯罪网络，其在数字阴影经济中运作；城市与地区政府，在气候应对中可能形成跨国家联盟；具有某种机制性特征的AI系统或生态力量本身。这些行为体的目标、价值观和行动逻辑迥异，极大地增加了国际协调与冲突管理的难度。

这三个变量并非独立运作，而是相互交织、相互催化，形成正反馈循环。例如，生态危机（生态变量）可能加剧资源争夺（政治变量），从而加速某些军事技术的研发与应用（技术变量）；而某项技术的突破可能缓解生态压力，但同时制造新的地缘经济依赖关系。这一分析框架的精妙之处，就在于它捕捉了这种动态的、非线性的相互作用，避免了简单化的技术决定论或生态决定论。

结论：生态挑战下的控制悖论

本文的结论可归纳为四个层次，层层递进，逐步深入。

一则，控制与失序将长期共存。国家不会放弃其控制欲望，反而会利用AI、大数据、量子计算等工具强化治理。然而，技术的扩散与行为的多元化将使“完全控制”变得越来越不可能。未来冲突的主要形式将是“低强度、持续性、难以归因”的灰色地带操作——如网络破坏、认知操纵、经济胁迫等。加莱奥蒂所乐观期待的“无血战争”可能只是一种奢望，因为在数字制裁、疫苗民族主义、信息战中，死亡只是变得更加隐形而非消失。

二则，生态危机可能重塑国际政治的物质基础。作者指出，现代国际政治建立在领土、主权、国家、公民等“物质架构”之上。但如果气候灾难导致某些领土永久消失，或某些地区变得不再适宜居住，那么这些架构将失去意义。此时，技术修复可能只能延缓而非解决危机。国际政治将不再只是“国家之间”的政治，而是“物种与地球之间”的政治。

三则，应注重从人类政治到后人类政治的过渡。作者深受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赛博格”理论的影响，认为未来的政治主体可能不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人”，而是经过技术增强、基因改造、甚至意识上传的“后人类”。这将带来一系列伦理与政治问题：痛苦、死亡、暴力的含义是否会发生改变？谁有权决定身体的改造界限？国际人权体系如何回应“非人类”行动者？

最后，国际关系学科必须转型。作者在文末呼应了2023年英国国际研究协会（BISA）的一场辩论，质疑国际关系学科是否还能在2074年保持其相关性。他认为，国际关系必须从传统的国家中心主义、欧洲中心主义中走出来，融入生态学、科学技术研究、后人类主义哲学等视角。未来的国际关系教育应更加跨学科，结合STEM领域知识，同时不放弃其伦理与政治批判的传统。

总而言之，国际关系若想在这场巨变中保持其解释力与规范性，就必须放弃对“永恒真理”的幻想，转而拥抱不确定性、复杂性与跨物种伦理。正如作者所暗示的，未来的政治或许不再关乎谁控制谁，而是我们如何学会在一个被摧残的世界上共同生存——无论这个“我们”是否还保留原有的生物学意义。

译者：李炫颉燃，国政学人编译员，天津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校对丨李沛璠

审核 | 方桐

排版丨李雨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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