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前，围绕“中国故事”的种种阐释，仍常见套用西方概念与命题的现象。AI时代，数据与算法正加速影响知识的生产和传播。若不能抢先以自己的知识和话语体系阐释历史经验与现实治理，就可能被他国设定叙事，甚至在价值判断上被牵着走。问题是：应以何种思维、什么框架来认识并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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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当前，围绕“中国故事”的种种阐释，仍常见套用西方概念与命题的现象。AI时代，数据与算法正加速影响知识的生产和传播。若不能抢先以自己的知识和话语体系阐释历史经验与现实治理，就可能被他国设定叙事，甚至在价值判断上被牵着走。问题是：应以何种思维、什么框架来认识并描述自身实践，将数千年来的发展、变革讲得既客观又可信？这不仅是学界的一场自我校准，也关乎大国在国际舞台的话语主动权和持久竞争力。

在近日接受《南华早报》专访时，IPP学术委员会主席郑永年教授分享了对人工智能时代知识创新与话语权塑造的思考。他指出，AI并未改变知识生产和传播“输入—提炼”的逻辑，因而拥有大量“输入”的西方理论会在不知不觉间被复制、被依赖。

那么，我们应如何避免自身话语主动权被“知识殖民”的潜流所削弱？

郑永年教授认为，我们需要追根溯源，重塑知识的供给方式。中国数千年绵延不绝的文明，提供了无与伦比的丰富实践经验和历史记载，需将这些经验和记载转化为现代社会科学，建立强大的“中国输入”。中国既要善于学习西方的方法，也必须超越西方的框架，以开放的姿态构建自身的社会科学体系，让中国经验不仅为世界所理解，更能为世界提供新的智慧与方案。

此外，在访谈中，郑永年教授还就中美关系、南海局势、乌克兰战争等议题分享了观察与思考。

访谈于 2025年9月15日发布于《南华早报》“plus”板块。原标题为“Open Questions | Zheng Yongnian on why China must look beyond the West to build a better AI”

问

多年来，您一直呼吁重建中国自身的知识体系。最近，您也表达了对人工智能时代“知识殖民主义”（intellectual colonialism）的担忧。您能详细阐述一下吗？

郑永年：这些担忧主要是指源自西方的对中国社会科学的挑战。

正如塞缪尔·亨廷顿在其著作《文明的冲突》 中所言，宗教、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对任何国家都至关重要。而社会和技术的意义则取决于人文和社会科学。

中国研究者学习和吸收了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但这些理论是基于西方的方法，总结西方的实践和经验，然后用它们来解释西方社会。

这些理论无法解释儒家文明、伊斯兰世界和印度社会。我们应该充分拥抱我们的世俗文明，从而在国际秩序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郑永年教授表示，西方理论未能有效解释儒家文明、伊斯兰世界和印度社会。图源：IPP

人工智能时代，知识的生产和传播速度加快，但人工智能在知识生产和传播过程中的逻辑始终没有改变：信息的输入和信息的提炼。

中国的DeepSeek是成功的，但它产生知识的方式与OpenAI的ChatGPT等模型并没有什么不同。

在人工智能时代，知识生产不再是发散过程，而是趋同过程，这加大了我们依赖西方知识体系的风险。

问

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学术界和战略界在使用人工智能工具时需要格外谨慎？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治理理念和知识体系，如此浩大的工程，该从何入手？如何学习西方，同时又不至于完全依赖西方的框架？

郑永年：许多人在使用ChatGPT之类的工具时，却没有意识到其中存在的问题，这非常危险。问题在于模型的“喂食”（feeding）。

在自然科学领域，自近代以来，所有最优秀的论文都是以外语发表的，尤其是英语。即使是中国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他们最好的论文也是用英文发表的，因为中国学者认可的顶级期刊主要来自西方。社会科学领域也是如此。

现在，如果你想使用ChatGPT、DeepSeek或类似的工具来构建知识体系，很难避免被殖民化的过程（process of colonisation）。

我们需要追根溯源，重塑知识的供给方式。

中国数千年绵延不绝的文明，提供了无与伦比的丰富实践经验和历史记载。但要将这些经验和记载转化为现代社会科学，需要付出不懈的努力。

中国近代以来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更何况还有40年的改革开放。这些跨越几代人的努力应该用来准备这份食物。否则，它仍然是单向的，只有西方的输入，没有来自中国的输入。如果我们建立同样强大的中国输入，情况会更加平衡。

我并非排斥西方。问题在于社会科学缺乏真正的中国“故事”。即使我们讲述中国故事，其理论框架仍然是西方的。中国仅仅提供证据——而且佐证往往是不正确的，因为命题本身就存在缺陷。

更危险的是许多中国学者的短视。许多大学和研究机构声称已经建立了“独立的知识体系”。但他们只是自说自话。

一些经济学书籍只是简单地将书名中的“西方”替换成“中国”，这并不是一个独立的知识体系。我们要脚踏实地、实事求是，这项工作不是一年两年就能完成的，也不是一两个人就能办成的。

问

您提到构建独立的中国知识体系要从实践出发，您认为中国自身的哪些实践值得特别关注？

郑永年：毛泽东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一个例子，它根植于实践。

当时，欧洲革命理论强调城市斗争。一些失败的经验促使毛泽东重新审视正统马克思主义，并进行创新。他提出“农村包围城市”，开启了农村革命。

邓小平也有创新，例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猫论”等。

我们今天有很多创新实践，但并没有发展成为概念理论，而是经常用西方的理论来解释我们自己的实践，但这并不奏效。这两者是根本不同的东西。

社会上也有很多值得关注的做法，比如深圳发展背后自下而上（bottom-up）的故事。林毅夫提出了新结构经济学，强调运作良好的政府和高效的市场。我认为这两种理念在西方经济学中已经存在。

林毅夫试图在传统发展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之间找到一条融合路径。图源：新华社

在我看来，现在缺少的是第三个要素：“活跃的社会”。

“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是一个西方概念，隐含着对国家的反对，但中国社会从来都不是这样的。

从国家到社会，没有明确的界限——它是一个连续体（continuum）。我们的市场和国家也没有严格区分。我们没有西方那种绝对私有制或绝对公有制的概念。

中国古人在两千年前就尝试了井田制，这说明古人追求的是公私结合，这是用西方的框架无法理解的。

问

您还提到打破西方的学术垄断至关重要。在当今中美紧张的环境下，一些人可能将此视为中国争夺全球领导地位和话语权的举动。您对此有何看法？

郑永年：这就是用意识形态的眼光来看问题。但意识形态不是学者能够掌控的，我们对此只能感到无能为力。

我一直主张，我们根本不排斥西方。我们需要学习西方的方法论，这很重要。但这些工具所衍生的概念和理论往往并不适合中国的现实。

中国应该借鉴他们的方法，抛开他们的理论建构，重新审视中国自身的实践，发展自己的概念和理论，就像每个西方国家都有自己鲜明的社会科学特点一样。

如果中国学者能够建立一门中国社会科学，这将对全球社会科学做出巨大贡献——但这并不是一种对抗行为。

一些所谓的中国问题专家在歪曲事实，但我认为，从意识形态角度看待这个问题的人是少数。

主流社会看到了中国发展和转型的现实，却无法用西方的框架来解释。他们在等待答案。如果我们不给出答案，谁来给出呢？

这并不是要我们封闭自己，反对一切西方的东西。一堆自说自话是行不通的——没有人会理解或接受。

构建知识体系的关键在于沟通。我们接受西方理论，并非因为强加于人，而是因为其逻辑令人信服。中国应该创造一些同样有效的理论。

问

您期待人工智能时代中国知识体系的重建在“十五”规划中如何体现？

郑永年：我认为建立中文知识体系的努力将会加速，因为紧迫性已经存在。

我们常说西方不理解我们、误解我们，甚至妖魔化我们。现在，我们有责任向西方解读我们自己。随着中国在全球舞台上的地位日益重要，我们不能让别人等着我们自己去解读。

我们也应该更加开放。西方的知识体系建立在开放的基础上，我们也必须这样做。真正的知识体系必须是人人都能理解的。

与此同时，我们常常假装了解西方，但实际上只掌握了表面。我们真正需要的是培养一大批精通各种文明的人才。

我认为现在的形势比民国时期更严峻。

费孝通为什么能写出《江村经济》？他用西方的方法论对中国现象进行了精彩的解读，这可以说是中国独立知识体系的一部分。

中国社会学奠基人费孝通的著作 《江村经济》是中国乡村社会学研究经典作品，也被认为是中国社会学早期的重要田野调查代表作。图源：Wikimedi a Commons

现在中西学是分开的，民国时期是融合的。

当前的学术培训主要侧重于可量化和可衡量的东西——ChatGPT可以做到的——但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真正有价值的方面是那些无法衡量的东西。

但中国也拥有一个很大的优势：丰富的实践经验。

问

在您的新书《AI时代的中国知识重建》中，您提出在社会科学研究中避免过度关注“政治正确”和“意识形态”的必要性。如何做到这一点？为什么您呼吁知识界“去巫术化”（de-witching），即您用来形容猎巫心态（ witch-hunting mindset）的术语？

郑永年：如今，许多人文学者更像是世俗的牧师，为了追求名气，不断炮制“心灵鸡汤”之类的内容，这种做法在中国盛行一时。这对社会并没有什么益处，实在不好。

郑永年教授著作《 AI时代的中国知识重建》深度分析了AI时代，智库如何构建有利于中国的全球话语体系和空间。

如果西方用意识形态的眼光妖魔化中国，中国学者也用意识形态来妖魔化西方，那不是知识体系的构建，而是针锋相对的谩骂。

这毫无价值，是伪学术，或许引人入胜，却不会留下任何持久的痕迹。我们需要自我认知。我们必须回归基本事实、回归科学、回归理性。

问

中国智库如何发展才能有效回应国际舆论，提升影响力？您之前对美国兰德公司给予了积极评价。中国的智库机构可以从中汲取哪些经验教训？

郑永年：美国是西方智库最发达的国家，从服务国家利益的角度来说，我认为兰德公司做得最好。

中国的智库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辩护”型，即政府要求其审查的事项，他们只会赞同；另一类是纯粹的批评型，即认为政府所做的一切都是错的。这两种类型都不可避免地各有其用武之地。

每个政府都需要有人来评估一项政策是否科学合理。但如果它永远无法断言其不合理，那就不能算作真正的智库。同样，如果智库只是简单地宣称政府的每项行动都无用，那它也不能算作智库。

真正的智库应该服务于国家利益。所有领导人也都应该服务于国家利益。例如，如果一家香港智库只服务于特首本人，那就可能有问题。如果它服务于香港的利益，那就很好。

问

这不禁让人想到软实力的问题。中国如何才能构建一个既独立自主又能普遍适用的知识体系？

郑永年：我认为建设软实力需要四个条件。首先，你写的东西必须有人读。如果没有人愿意读，它就行不通。其次，它必须能被人理解。第三，理解之后，人们就会接受它。第四，人们不仅接受它，还会传播给其他人。

目前，我们在所有四个阶段都遇到了问题。然而，西方在其中一些领域取得了成功。

我们的老师一直在传播西方知识，但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写出能进入西方课堂的书籍呢？我们离这个目标还很远。在理工科领域或许可以，但在社会科学领域呢？

以中国40年脱贫8亿人的经验为例，这在西方也被誉为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我们该如何讲述扶贫故事呢？

我认为我们应该使用学术语言。如果我们只强调意识形态的正确性，那肯定不能展现全貌。用政治或意识形态的语言讲述故事，也会阻碍别人向我们学习。

问

在除了对社会结构的影响之外，您是否认为人工智能会进一步加深国家间的差距和紧张关系？这会对国际关系产生影响吗？

郑永年：当然。国内和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都需要一个基础，就像前三次工业革命一样。人工智能时代，人工智能正在成为基础，国内和国际秩序都将有所不同。

我有点悲观。

前三次工业革命将人类从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但人工智能正在将人类从脑力劳动中解放出来，这意味着许多人可能变得无法思考。这导致了我所说的“人工智障”（artificial ignorance），一种自我造成的智力伤害。

中美在人工智能发展上呈现趋同（convergence）趋势，特别是在开源条件下，未来内容会越来越趋同。

中国的DeepSeek与西方类似的人工智能模型使用相同的来源生成知识。图片：德新社

在人工智能方面，鉴于美国的知识产权，美国采取的是发展导向的模式，目前联邦层面没有监管框架。

与此同时，欧盟监管过度，扼杀了创新——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悲伤的故事。

一些欧洲领导人呼吁放松管制以促进本土人工智能公司的发展，但这将导致一个两难境地，因为在欧盟致力于规则一致性的情况下，同时加强对美国公司的监管将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中国目前的监管水平介于美国和欧盟之间，存在一些过度监管的情况。武汉人工智能初创企业Manus近期迁至新加坡就反映了这一点。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改革的一个特别重要的方面是放松商业管制——这是科技右翼倡导的技术加速主义。

如果美国放松管制，而欧盟、中国和印度不放松管制，那么由于国内管制过度而无法在当地应用的新兴技术很可能会流向美国——这种现象已经发生多年了。

中国应该确保对环境保护和劳工权利进行适当的监管，但在技术应用方面，我认为应该放宽监管。

否则，人们热议的“新质生产力”（new productive forces）就无法真正落地，转化为实体经济活动，中国经济就会陷入高度内卷化的境地。如果新的经济活动更加丰富，内卷化现象就会减轻。

问

普京与特朗普阿拉斯加峰会后，乌克兰战争将发生哪些变化？这些变化将如何影响中国？此外，鉴于印度与华盛顿之间的紧张关系，美中印三角关系的平衡是否可能出现倾斜？

郑永年：乌克兰战争的解决前景充满不确定性。双方均未展现出妥协的迹象。欧洲不会接受“土地换和平”计划，并可能将其视为一场噩梦。

中国确实是个局外人，被战争挟持，却在需要找到结束战争的解决方案时被彻底拒之门外。

中国的实力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可衡量的，比如GDP和国防进步——当中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心时。

另一方面——这又让我们回到本土和独立的知识体系的问题——它关乎我们如何认识自己，以及他人如何认识我们。这不仅关乎战略思考，更是一个哲学问题。

无论是美中俄三国关系，还是美中印关系，从来就不存在固定的三角关系，美国虽然出现衰落迹象，但依然是全球霸主。

印度正在采取机会主义策略。尽管近期与特朗普的关系紧张，但印度与美国的关系有所拉近，但印度永远不会成为美国的真正盟友。印度也在追求地区霸权，尤其试图建立自己的“全球南方集团”。

我们仍然没有完全理解或掌握西方的国际关系语言——或者西方叙事中的多边主义和联盟（multilateralism and alliances）。例如，在中国，我们所说的伙伴关系（partnership）或战略伙伴关系（strategic partnership）与美国所说的联盟有所不同。

周边外交也至关重要。中国在世界的崛起离不开其在亚洲的崛起。正如毛泽东所说，辨别谁是朋友谁是敌人至关重要。把所有国家都当朋友往往意味着没有真正的朋友。

问

北京和马尼拉之间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菲律宾也加强了与美国及其盟友的安全。您曾表示，北京需要在南海保持战略耐心。最近在黄岩岛附近与菲律宾对峙期间，中国船只发生碰撞，这是否意味着是时候采取不同的策略了？

郑永年：美国的利益根植于全球，例如欧洲、中东和亚洲。但我们必须接受一个事实：美国无法被驱逐，也无法成功或彻底地从这些地区撤离。

解决南海争端的前提是承认美国在南海的存在，同时也要意识到最终目的并不是要将美国的影响从西太平洋驱逐出去。

中国军方近日警告菲律宾不得进行任何挑衅，并要求其停止制造紧张局势，同时强调已在南海实施例行巡逻。图源：路透社

美国撤军往往会导致混乱，就像我们在中东和乌克兰所见的那样。受影响的国家最终往往会要求美国重返。

我们或许需要打破固有思维，打破正统思维（orthodox thingking）。中国是全球化的坚定倡导者，这或许与我们过分强调外部力量的倾向不符。我们需要去拉丁美洲吗？我们需要欧洲市场吗？当然——我们彼此交织。

我们对事实的认知取决于我们的心态。在我看来，南海争端本身并不是什么大问题。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理解这个问题。如果没有正确的认知，就很难建立互信。

如果双方都把将美国撤出西太平洋视为最终目标，那可能是最糟糕的情况。

正如我们过去允许美国军舰停靠香港一样，我们可以考虑将南海岛屿上的某些基础设施作为国际公共产品向美国船只开放。这可能为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提供更多机会。

问

南海争端因台湾问题而愈发复杂，该如何管控局势，避免误判，化解风险？

郑永年：我们仍然需要战略耐心。

邓小平提出了“韬光养晦”的战略——西方很多人将其解读为等待报复。但这并非其真意。它指的是在保持耐心的同时，寻求理性、更好的解决方案。正如李强总理曾经说过的，解决办法总比问题多。

我们需要实事求是，以史为鉴——比如西德曾为东德人提供公民身份，提供东德和西德货币平价汇率，并对西德人征收5.5%的统一税。

我们不会将军事行动作为最后手段，也应该防止任何“台独”企图。但在社会和经济方面，我们仍有很大的空间迈向统一，并吸引台湾民众。

我们谈论了很多关于统一的政治意愿，以及意识形态层面的问题，却很少思考如何以具体的行动去实现统一。现在是时候思考了。

9月12日在北京首钢园拍摄的2025年服贸会省区市及港澳台展入口。图源：新华社

问

中国针对STEM专业人士推出的新K签证是否能有效吸引外国人才来华？

郑永年：签证政策至关重要。K签证只是第一步。从政策角度来看，这可能是中国首个专门为人才设计的签证。看看美国——它针对不同类型的人才设有不同的签证类别。

但一旦有人获得K签证，你仍然需要考虑其他问题，比如如何安排其家人。吸引人才不仅仅是签证或金钱的问题，而是关乎生态系统，而中国在这方面仍有很多工作要做。

2025年10月1日起生效的K字签证，将为处于职业生涯早期的科技人才提供便捷的来华通道，且无需当地雇主担保。图源：新华社

方向是对的，中国在教育和人才吸引方面一定会更加开放。

“十五”期间，中国可能会在高等教育领域推出一系列新举措，包括有关外国大学在中国办学的举措。

中国幅员辽阔，不同社会群体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也存在差异。循序渐进固然有其优势，但方向必须把握，应该继续稳步向前。

问

中国电视剧、游戏和玩具在国际上越来越受欢迎，这是否意味着放宽管制也有助于讲好中国故事？

郑永年：是的。中国故事可以有多种形式，包括文字形式，也包括你刚才提到的那些。放宽管制是必要的。

我们不能将西方视为同质化的社会。西方社会由多元化的社会群体组成，他们有着不同的需求。这意味着我们需要更多人，用不同的方式，讲述中国故事。

我们确实需要一个活跃的社会，如果单靠一个政府委托的机构去讲中国故事，肯定不行。

南华早报记者｜Orange Wang、Wendy Wu

本期为郑永年教授第二次接受《南华早报》 “Open Questions”栏目专访，第一期访谈内容请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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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IPP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