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文语境中的“民族”，最早出自《宋书》里的“今民族虽多，皆可以齐理”一句。但需要指出的是，文中的“民族”泛指“世家大族”，与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完全是两回事。

#秋日生活打卡季#

中文语境中的“民族”，最早出自《宋书》里的“今民族虽多，皆可以齐理”一句。但需要指出的是，文中的“民族”泛指“世家大族”，与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完全是两回事。

对此，《牛津英语词典》是这样解释的：

民族是被诸如共同的血脉传承、语言、文化、历史，或者据有同一片地域等因素联合在一起，因而构成一个独特的人们群体（a distinct people）的那种［包含］诸多个人和诸多地方社会的大型总的集合体”，现在也指：组织为政治国家的上述人们群体；一个政治国家。

简言之，“民族”既可以视为与“国民”内涵一致的政治共同体，泛指一国的全体公民；也可以指以文化或族裔来界定的人类共同体。

世界地图

为了提高组成国家的人的同胞意识，一些多民族国家的统治阶层，会有意识地以“国民”来代替“民族”，致力于制定并强化相关政策，比如苏联曾强制要求各民族的自治共和国都使用俄语。

实际上，即便在民众当中，多数人也会下意识地将二者混为一谈。这种时候，语言往往会成为一个关键要素。比如直到今天，一些人一听到“民族”时，总会第一时间想到“书同文，车同轨”，因为“民族的第一特征是语言的共有”。

只不过，这种“书同文”政策并没有让俄族与非俄族“融合”成为一个全新的、更大的“苏联民族”。

长达三个多世纪的武力扩张，使得沙皇俄国的民族构成极其复杂。

数据显示，在当时的沙俄境内，大约通行着180种不同民族使用的语言，囊括了印欧、阿尔泰、乌拉尔以及伊利比亚高加索等多个语系。

基于维系国家稳定的需要，沙俄政府一直寄希望于语言同化政策，来构筑民众的“国家认同感”。因此从19世纪中叶开始，政府相继在乌克兰、白俄罗斯、立陶宛和拉脱维亚等地推行“义务国语制”，并颁布了一系列禁止使用本民族语言的法令。

沙俄的扩张之路

以乌克兰为例，1805年，沙俄政府在哈尔科夫建立了哈尔科夫国立大学；1834年，沙俄又在基辅建立了圣弗拉基米尔大学（基辅国立大学的前身）。

但需要指出的是，两所高等院校均采用俄语教学。

从尼古拉一世时期（1825—1855）开始，为了减少波兰对乌克兰的影响，乌克兰西部各级学校的授课语言逐渐由波兰语调整为俄语。进入19世纪30年代以后，当地的波兰语学校被全部关闭。

哈尔科夫国立大学（上）与基辅国立大学

1876年5月，亚历山大二世签署《厄姆斯法令》，要求禁止国内出版和发行乌克兰文书籍，禁止境外的乌克兰文书籍在国内流通；禁止在剧院表演乌克兰语剧目，禁止乌克兰人演唱乌克兰语歌曲，举办乌克兰语的诗歌朗诵会。

与此同时，沙俄政府要求乌克兰境内的各级学校禁止讲授乌克兰语，甚至连俄文著述中的“乌克兰”一词都被“小俄罗斯”取而代之。

亚历山大二世，罗曼诺夫王朝第十六位沙皇

除此之外，沙俄政府还严格按照俄罗斯的社会模式、价值观念与语言文化，几乎重塑了乌克兰的社会结构。

其结果就是，“乌克兰历史”沦为了“禁学”，凡是研究乌克兰历史的学者，无论他是乌克兰人还是俄罗斯人，都会遭到坚持“统一而不可分割的俄罗斯”立场的沙俄政府的怀疑和迫害。

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乌克兰人只能接受这样一个现实——“乌克兰不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政权，他只是俄罗斯帝国的一部分”。

当然，反对“俄罗斯化”并寻求独立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的数量也不可小觑。

活跃于20世纪初，主要有乌克兰无政府主义者组成的“黑军”

到了苏联时代，列宁在召开于1921年3月的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宣布，将彻底废除“俄罗斯化政策”，同时将俄语定义为国家的“族际共通语”，极大捍卫了“各民族语言平等”的原则，同时赢得了各界民众的支持和拥护。

宣传文化扫盲运动的主题绘作

但到了斯大林时期，俄语地位再度有了显著提高。

1938年3月，苏共中央与人民委员会通过了一项题为《关于在各加盟共和国及各地区学校开设俄语必修课》的决议，要求各加盟共和国的学生“在小学阶段学习结束时，不仅需要具备基本的俄语说读写的能力，还可以满足从事办公室类工作的需要”。

这就意味着，俄语正式成为了所有学校的必修课。

如日中天的斯大林

等到二战结束后，苏联政府不仅将俄语设置为从小学二年级开始就要上的必修课，还要求各加盟共和国的历史教材“必须以俄罗斯为主线进行重新编写”。

一方面，俄语成为了法理上的官方语言；另一方面，一些对该决议提出异议的领导干部们，几乎都被扣上了“民族主义”的帽子。

值得一提的是，在填写文件的过程中，围绕“民族”的填写方式，一度激起了全国范围的大讨论。

一些人认为，“自己是苏联公民，族群不同充其量是语言差异而已”；还有一些人认为，“禁止在任何官方文件，比如护照、身份证件，机票以及个人问卷中，提供与民族相关的信息”。

阅读列宁文集的中亚女学生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一些人提出，“苏联应该放弃传统的民族联邦结构，建立一个统一的苏联民族”。为了验证观点的准确性，他们给出了以下几点理由：

首先，“民族联邦结构”让各民族群众难以融合与包容，“加盟共和国结构，阻碍着苏联各地区经济发展，在国内形成经济障碍，是一种过时的国家结构体”。

其次，苏联放弃加盟共和国体制，能够加强国家的政治一体化。

第三，一些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的本地人口对外地人的比率，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即主要民族已经变成了该地区的少数民族。

在今天看来，这一提议除了衬托苏联新的民族政策实施过程中的草率与鲁莽之外，并没有太大意义。

叼着烟斗的斯大林

客观地说，苏联对语言政策的调整，固然存在着“筑牢苏联认同感”的考量。

但不可否认的是，新版语言政策的制订与实施，不仅违背了苏联宪法中“废除任何语言的特权，实现各民族语言一律平等”的法条，也容易引起其他民族居民，尤其是知识分子群体的民族情绪的反弹。

斯大林去世后，伴随着赫鲁晓夫“解冻”序幕的拉开，各加盟共和国民族意识呈现出了勃兴之态。感到“情况不妙”的苏共中央，马上回到了以“加强俄语教学”为主要手段的“民族融合”之路。

苏共二十大上的赫鲁晓夫

1958年11月，苏共中央发布了新的教育改革方案，其中便有涉及俄语教学的“Thesis 19草案”。

这一草案要求，非俄族的家长们必须尽快做出选择，即在“本民族语言教学学校”和“俄语教学学校”当中二选其一。

不出意外，草案遭到了乌克兰、拉脱维亚、立陶宛等加盟国的反对。比如格鲁吉亚代表就愤怒地表示，“我们不能以允许在俄语及民族语言之间选择一个的方式，来使俄语及民族语言对立起来。”

但是，为了孩子的前途着想，绝大多数家长不得不选择将子女送入俄语授课的学校内接受教育。

上世纪60年代的苏联儿童

在苏共中央的巨大压力下，“Thesis 19草案”在大部分加盟共和国均获得通过。截至1959年夏天，仅有阿塞拜疆和拉脱维亚两个加盟国没有通过这一草案。

1959年6月，阿塞拜疆第一书记被革职，其中一条罪责是“在原本思想完全统一的语言问题上引起混乱”；11月，拉脱维亚党中央书记和总理等人也被撤职。

至此，延续了二十余年的“双语教学模式”彻底成为了历史。

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会议确立了“俄语作为苏联各族人民第二母语”的地位，明确了“两条线战略”，即“民族语言被用于当地文化的发展，俄语被用于其他更加宽广的途径”。

随着时间的推移，俄语成为了各加盟国政治宣传、经济交往以及科技发展和工业建设的唯一用语。

上世纪50年代是苏联俄语教材

等到了勃列日涅夫时代，俄语的“第二母语”地位有了进一步增强。1978年10月，官方颁布了《关于强化加盟共和国俄语教学的若干措施》。

鉴于该方案是“Thesis 19草案”的升级版本，中央与地方的矛盾被再度激化，波罗的海三国、乌克兰等以及白俄罗斯、摩尔多瓦等地都爆发了不同程度的示威游行。

可即便如此，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样的现实。一项1979年的调查数据显示，中亚各民族人口中不能流利地说本民族语言的人众，已接近500万人。

由此可见，截至20世纪80年代初，俄语已经实际上承担起了“国语”的作用。

勃列日涅夫和苏联小学生

1985年3月，在葛罗米柯等元老的共同举荐下，长期主管农业、经济、教育、意识形态和外交事务，时年54岁的戈尔巴乔夫，当选为新的党和国家领导人。

鉴于这一时期的苏联“已经处于严重的经济、社会、精神道德和政治危机之中”，所以“整个国家都在期待改革的到来”。

遗憾的是，由戈尔巴乔夫主导推动的“艰难但充满了雄心壮志”的改革，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

戈尔巴乔夫

随着时间的推移，苏共中央的权威遭遇到了严峻挑战，一些加盟国境内开始出现了比较强烈的“去俄化”情绪。

以中亚五国为例，在1989年7月—1990年5月期间，相继通过了新的语言法，在全面落实本民族语言的“国语”地位的同时，将俄语降格为“族际交际语”。

更令苏共中央感到绝望的是，以语言为纽带的“民族认同感”，旋即演变为民族分裂运动的导火索；尤其是各加盟共和国的民族主义知识分子们，一直充当着引领这股风潮的“急先锋”。

由此可见，苏共中央对俄语教学的过度重视，不仅没有充分“筑牢”苏联民众尤其是非俄族裔民众的国家认同感，还激起了这些民族的精英群体的民族情绪的反弹。伴随着国家机器的逐步失灵，这个昔日强大的联盟迅速分崩离析。

伴随着红旗的降落，苏联成为了历史

在近代的西欧，曾出现过所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建国理论。这一理论的拥趸们普遍认为，“在民族国家竞争的世界当中，惟有单一民族的国家才能强固有力，否则国家必然会分崩离析”。

但现实情况是，一个民族分为复数的国家，或者一个国家里边有复数的民族，通常才是历史常态。

更何况，“民族”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流动变化的东西。换言之，没有从神话传说时代以来就一成不变的民族。更何况，世界上的所有民族，都或多或少都是继承了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才发展到今天，都是历史发展演变的结果。

最后想说的是，无知创造不了任何东西。无知者拥有选举权的民主主义，必定会落入愚民政治的危机之中。

来源：汗八里文艺之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