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民国时期是一个独特而关键的阶段。那是一个风云变幻、动荡不安的时代，政治局势的不稳定，经济的起伏不定，文化也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激烈碰撞。然而，就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中国收藏界却涌现出了一大批熠熠生辉的收藏大家。他们凭借着对文物的热爱与执着，在乱世中守护着中华民族的
民国时期是一个独特而关键的阶段。那是一个风云变幻、动荡不安的时代，政治局势的不稳定，经济的起伏不定，文化也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激烈碰撞。然而，就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中国收藏界却涌现出了一大批熠熠生辉的收藏大家。他们凭借着对文物的热爱与执着，在乱世中守护着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但令人唏嘘的是，不少民国大收藏家最终选择移居国外，并将大量珍贵藏品带往海外。这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缘由？这些流失海外的藏品后来命运如何？又有多少藏品成功回归祖国？如今，随着经济的发展，一些富豪选择移民国外，他们能否将收藏的古董一同带走？让我们一同揭开这些谜团。
民国大收藏家的璀璨星河
民国时期，收藏界可谓星光熠熠 ，诞生了许多赫赫有名的大收藏家。
“民国公子”张伯驹堪称其中的佼佼者。他出身名门，却无心仕途，一心沉醉于收藏。为了收藏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图》，他不惜卖掉自己位于北京的豪宅（原李莲英旧宅）。
他的藏品涵盖晋代陆机的《平复帖》、李白的《上阳台帖》、杜牧的《张好好诗卷》等诸多国宝级文物。这些藏品不仅艺术价值极高，更是承载着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建国后，张伯驹夫妇深明大义，将自己的118件文物藏品全部无偿捐献给故宫博物院 ，为国家文物保护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国画大师”张大千在收藏领域同样成就斐然。他对自己的收藏极为自负，曾言“徐悲鸿说我绘画是五百年來第一人，我不敢当，若要说五百年來第一精鉴人非我莫属”。张大千一生收藏了大量珍贵书画，其中五代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五代董源的《潇湘图》等都是绝世珍品。他在收藏过程中，常常不惜重金，甚至用多幅名画和大量黄金去换取心仪的藏品。
“文化贵族”王世襄，他的收藏经历别具一格，被称为“玩儿出来的‘世纪绝学’” 。王世襄自幼生活优渥，对各类传统技艺和文物有着浓厚的兴趣。他的收藏范围广泛，涉及书画、家具、漆器、竹刻等多个领域。他对明式家具的研究开创了先河，所著的《明式家具珍赏》《明式家具研究》等著作，成为研究明式家具的经典文献。他还深入解读《髹饰录》，为中国古代漆器工艺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王世襄的收藏并非单纯的占有，而是通过研究和整理，让这些文物背后的文化内涵得以传承和发扬。
“以商养藏”的钱镜塘，是一位商人出身的书画鉴藏大家。他在上海结识了众多书画界人士，通过自己的商业活动积累财富，进而投身于书画收藏。他筹办画展，在藏界奠定了自己的地位。钱镜塘爱画惜画如痴，凭借着自己敏锐的眼光，收藏了许多珍贵书画，其中不乏范宽等名家之作。他的尺牍收藏更是震惊世界，为研究中国古代书法和文化交流提供了珍贵资料。
此外，还有“近现代画家”吴湖帆，其祖父是清朝显宦、金石大家吴大徵，家中收藏极富。吴湖帆的鉴藏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已名噪一时 ，著名鉴定家王季迁、徐邦达皆为其入室弟子。他藏有宋黄庭坚《太白诗草》卷、宋米芾《多景楼诗》、唐怀素草书《千字文》等诸多唐宋元名迹。他的收藏室有多个雅号，如“迢迢阁”“四欧堂”等，皆因收藏的珍贵文物而来。
吴湖帆画像
“南浔儒商”庞元济，被王己千称为“全世界最大的中国书画收藏家” ，与张伯驹并称“北张南庞”。他的收藏数以千计，郭熙、赵佶、李嵩、王渊、赵孟頫等名家作品均有所藏，还编著了《虚斋名画录》《虚斋名画续录》。“中国古钱币收藏大王”张叔驯，对古钱币的收藏达到了痴迷的程度，不惜千金散尽只为收藏珍稀古钱币。
背井离乡：大收藏家移居海外与藏品外流
民国时期，众多大收藏家选择移居国外并带走藏品，背后有着复杂而深刻的原因。
从政治局势来看，当时国内战乱频繁，军阀混战、外敌入侵，社会动荡不安，文物的安全无法得到有效保障。例如，日本侵华期间，许多收藏家的藏品面临被掠夺的危险。为了保护这些珍贵文物，他们不得不选择将藏品转移到相对安全的国外。像庞元济，在抗日战争时期，日本曾派专人到南浔他的住宅搜索所藏古画，幸好他早已将藏品运往上海，才避免了虚斋藏品整体散佚东瀛的恶果，但这也让他深刻意识到国内局势的危险，为后来藏品的外流埋下了隐患。
经济因素也是不可忽视的一方面。民国时期经济不稳定，通货膨胀严重，许多收藏家难以维持自己的收藏事业。一些人希望通过将藏品带到国外，寻找更好的经济支持和市场。同时，国外一些收藏家、博物馆对中国文物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愿意出高价购买，这也吸引了部分民国藏家将藏品带往海外。
文化交流的需求也是部分藏家选择移居海外的原因之一。一些藏家希望通过与国外的文化交流，让中国文物在世界范围内得到更广泛的认知和研究，从而提升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例如，美籍华人收藏家王己千，20世纪40年代移居美国后，收购了不少历代名迹，如李唐《晋文公复国图》、董源的《溪岸图》等。他还向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捐出宋元书画60余幅，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书画在国际上的传播。
然而，大量文物随着藏家外流，给中国文化遗产带来了巨大损失。许多珍贵文物从此流落海外，难以回归祖国怀抱。像张学良，他收藏的古代书画达600余件，其中王献之的《舍内帖》、宋徽宗的《敕书》等都是稀世珍品 。但后来他的这批藏品被日伪人员抢劫一空，许多流往日本。尽管张学良后来定居美国，其部分藏品捐赠给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但这些文物的流失对中国文化界而言是沉重的打击。
漫漫归乡路：流失海外藏品的命运与回流
这些流失海外的藏品，命运各不相同。一部分被国外的博物馆、收藏家收藏，成为他们展示和研究中国文化的重要资源。例如，庞元济收藏的郭熙的《溪山秋霁图》、李山的《风雪杉松》、龚开的《中山出游图》等，在建国前就经多种渠道流散海外，被美国纳尔逊·艾京斯美术馆、克里夫兰美术馆等收藏。这些藏品在国外的博物馆中，虽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护和展示，但对于中国来说，它们的流失始终是一种遗憾。
不过，令人欣慰的是，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和对文物保护的重视，许多流失海外的藏品开始踏上漫漫归乡路。国家通过外交途径、法律手段以及民间购买等方式，积极推动文物回流。一些爱国人士和收藏家也纷纷助力，不惜重金将流失的文物购回国内。比如，2018年，苏轼的《木石图》在日本被发现后公开拍卖，最终被一位来自大中华区的藏家以4.6亿港元收入囊中，重回祖国怀抱。还有从美国回流的元代画家王蒙的《秋山萧寺图》，在2010年北京保利5周年春季拍卖会上以1.3664亿元成交 。这些文物的回归，不仅丰富了中国的文化宝库，也让我们有机会再次领略到古代艺术的魅力。
此外，建国以后，国家积极征集流散在国内外的文物。像庞元济的“虚斋藏品”，在国家文物局局长郑振铎的指示下，谢稚柳受上海文管会徐森玉委托，从庞元济之子庞秉礼先生手中征购了一批历代名迹，入藏上海博物馆。庞秉礼还将家藏宋代朱克柔的缂丝作品《莲塘乳鸭图》捐献给了上海博物馆 。1956 - 1962年，庞元济之孙庞增和分两次将家中所藏古代书画陆续献出，共计137件，入藏南京博物院，引起了全国博物馆界瞩目。这些举措使得许多珍贵文物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得到了妥善的保护和研究。
当下困局：富豪移民与古董出境的政策考量
如今，随着经济的发展，一些富豪选择移民国外，他们收藏的古董能否带走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根据中国相关法律法规，文物出境有着严格的限制。一般来说，凡在1949年以前（含1949年）生产、制作的具有一定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文物，原则上禁止出境。1949年以后，与重大历史事件、革命运动或者著名人物有关的以及反映国家发展和成就的代表性文物，也禁止出境。对于珍贵文物，更是严禁私自携带出境。
这一政策的制定，旨在保护国家的文化遗产，防止珍贵文物外流。中国拥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文物是中华民族的瑰宝，是历史的见证者。如果大量文物随着富豪移民而流失海外，将对国家的文化传承和发展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例如，一些富豪可能收藏有古代书画、陶瓷、青铜器等珍贵文物，这些文物一旦流失，我们的后代可能就无法亲眼目睹和研究它们，这将是民族文化的巨大遗憾。
当然，对于一些合法收藏且不属于禁止出境范围的古董，在办理相关手续后可以出境。但这也需要经过严格的鉴定和审批程序，以确保文物的安全和合法性。同时，国家也在不断加强对文物市场的监管，打击文物走私等违法行为，维护文物市场的秩序和国家文化安全。
从民国大收藏家的海外迁徙，到如今富豪移民与古董出境的讨论，文物的流转始终牵动着国人的心。民国大收藏家们在乱世中对文物的守护与传承，以及他们藏品的命运，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历史篇章。而当下，我们更应重视文物保护，完善相关政策法规，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在祖国的怀抱中得到妥善的保护和传承，让后人能够继续领略到这些文物所承载的深厚历史文化内涵。
来源：重锤花之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