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穿过热闹的越秀老城区，在德政中路街坊美食的烟火气和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的书香气交织中，藏着一座小黄楼——广州鲁迅纪念馆。倘若你曾见过中山大学的校徽，或许会对这栋建筑感到几分熟悉，因为它正是中山大学校徽主体图案中的钟楼。
穿过热闹的越秀老城区，在德政中路街坊美食的烟火气和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的书香气交织中，藏着一座小黄楼——广州鲁迅纪念馆。倘若你曾见过中山大学的校徽，或许会对这栋建筑感到几分熟悉，因为它正是中山大学校徽主体图案中的钟楼。
广州鲁迅纪念馆。（拍摄：李梓恩）
而在远隔650多公里的厦门，另一座鲁迅纪念馆矗立于风光秀丽的厦门大学内，由鲁迅先生曾居住的集美楼二楼改造而成，是目前国内唯一一所设立在高校内的鲁迅纪念馆。
厦门大学鲁迅纪念馆。（图源：厦大档案馆、厦大文博管理中心）
广州与厦门，因鲁迅这位文化巨人而紧密相连，共同串联起他人生中重要的思想转型历程。从厦门到广州，先生以笔为剑，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由南方杂志社与中共广州市越秀区委宣传部、广州市越秀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的红色文化传播工作室，今年3月起推出“红色名城云牵手”（第三季），寻找广州越秀与另一座红色名城之间的历史渊源。本期带您走入广州鲁迅纪念馆和厦门鲁迅纪念馆，了解鲁迅先生在广州、厦门两地的事迹。
羊城星火
广州是大革命的策源地和中心。
1927年的广州，革命浪潮风起云涌。1月18日，鲁迅“抱着梦幻”踏足广州天字码头，开启了他在羊城8个多月的生活。鲁迅受聘于中山大学（当时名为“国立中山大学”），原校址的那座钟楼，正是如今位于越秀区文明路215号的广州鲁迅纪念馆所在地。
广州鲁迅纪念馆的馆址被称作“钟楼”。（拍摄：李梓恩）
当时，鲁迅居住在钟楼的二楼。如今纪念馆的二楼内，已根据许广平的回忆复原了鲁迅旧居中的场景。
此外，纪念馆内还复原了鲁迅在广州芳草街44号筹办的北新书屋的样貌。鲁迅当时感慨广州文坛的寂寞，于是筹办北新书屋，向青年出售文艺书刊，这一业务由许广平的妹妹许月平负责。如今，复原的北新书屋内设有盖章处，印章款式多样且精美，吸引了众多集章爱好者前来打卡，也让更多人走进纪念馆，走近鲁迅。
广州鲁迅纪念馆内展陈。（拍摄：李梓恩）
在钟楼寓所内，一盏煤油灯常亮至深夜。鲁迅身兼中大文学系主任与教务主任，不仅讲授《中国小说史略》《中国文学史》等课程，更以《无声的中国》《革命时代的文学》等演讲震动文坛。彼时的课堂常被慕名而来的学生挤得水泄不通，甚至窗外也站满了旁听者。一名学生回忆：“先生讲《离骚》，说屈原投江是‘以死明志’，忽而拍案高呼‘要活，便要活得有骨气！’满座热血沸腾。”
教学之余，鲁迅的居所成为青年思想交流的“灯塔”。共产党员毕磊常携《向导》《人民周刊》等刊物与他彻夜长谈。馆内珍藏的鲁迅日记中，仅1927年3月便七次出现“毕磊来”的记录。
来到广州的鲁迅先生与许广平会合。作为鲁迅长孙的周令飞说：“在许广平的陪伴下，鲁迅迎来了他一生中最柔软的时期，也是最浪漫的时期。”纪念馆展厅复原的居室内，藤编书箱、青花瓷茶具与许广平手织的毛线围巾并置，透出凡人烟火的温情。彼时广州街头木棉似火，这对灵魂伴侣漫步在羊城的大街小巷，他们在广州停留了短短八个月，却留下了一生的温度。
然而，广州并非理想的乐土。“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后，中大学生有40余人被捕入狱，毕磊也因此牺牲。鲁迅悲愤地写下《怎么写（夜记之一）》，直言“我恐怖了”，从此彻底转向左翼文学阵营。
当力主营救学生的努力化为泡影，鲁迅愤而将聘书退还学校当局，以示强烈抗议。校方几次挽留均未能动摇鲁迅的决心，最终于6月6日同意其辞职。1927年9月27日，鲁迅偕许广平乘船奔赴上海。鲁迅在广州的日子总共253天，但他在这里留下的思想火花和文学遗产，却永远照亮了后人前行的道路。
鹭岛耕耘
来广州之前，鲁迅任教于初创的厦门大学，在那里度过了一学期。
1926年的厦门大学，鲁迅独居于生物馆三楼。推开木格窗，鼓浪屿的万国建筑群在碧海蓝天间若隐若现，潮声日夜不息地涌入房间。这座被山海包裹的学府，成为他思想蜕变的重要驿站。
案头一盏马灯摇曳着昏黄的光，半截未燃尽的烟蒂躺在青瓷烟灰缸里，书桌上摊开的《汉文学史纲要》讲义手稿，朱批如刀刻般遒劲，空白处赫然写着：“治史须如庖丁解牛，目无全牛而游刃有余。”这句批注不仅是他治学的信条，更暗含对时代乱局的隐喻——唯有解剖历史肌理，方能寻得破局之刃。
鲁迅先生当年的生活处所。（图源：厦大档案馆、厦大文博管理中心）
在厦大的四个月里，鲁迅完成了从“彷徨”到“呐喊”的关键转折。他开设的“中国小说史”课程，以颠覆传统的视角重构文学脉络。讲授《水浒传》时，他抛出一问：“林冲雪夜上梁山，是逼上梁山还是寻找梁山？”课堂瞬间沸腾，有学生拍案争辩“官逼民反”，亦有青年高呼“反抗即觉醒”。这场辩论被记录在泛黄的学生笔记中，页脚还留着鲁迅的朱批：“梁山非终点，而是起点。”
课后，他指导成立“泱泱社”“鼓浪社”，在《波艇》创刊号上挥毫题写刊名，鼓励学生“要做冲破铁屋子的呐喊者”。展柜里保存的《波艇》原件上，青年习作旁仍可见鲁迅“此处宜添三分血色”的批注——寥寥数字，却是对文学介入现实最直白的召唤。
鲁迅曾为厦大学生陈梦韶创作的《绛洞花主》撰写小引。（图源：厦大档案馆、厦大文博管理中心）
鲁迅曾为厦大学生陈梦韶创作的《绛洞花主》撰写小引，是鲁迅纪念馆重要的馆藏。（图源：厦大档案馆、厦大文博管理中心）
独居生活亦催生了《两地书》中最为灵动的篇章。致许广平的信里，他时而调侃“此地风景佳绝，只可惜没有辣酱”，时而感慨“夜听海涛如听万人呜咽”。这些文字背后，是他在思想困顿中的自我叩问。某夜暴雨倾盆，他在日记中写道：“窗外榕树被风撕扯，根须却更紧地抓住岩石——大抵文人亦该如此。”这种扎根现实的觉悟，最终凝结成《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藤野先生》等23篇散文。其中《藤野先生》以“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的刺目之语，将民族屈辱与个体尊严交织，成为新文化运动投向社会的一柄利剑。
离厦前夕，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末页补写了一段跋语：“治史者当知，今日之废墟，或是明日之基石。”这句话不仅是对学术的总结，更是他投身社会革命的宣言。当1927年1月他登上开往广州的客轮时，船舱行李中已悄然藏着一册《共产党宣言》——厦门的孤灯岁月，终将星火燎原。
【记者】许俊仟
【出品】红色文化传播工作室
【本文责编】蒋玉
来源：南方杂志
